五月三十五日想說一說廖亦武的故事
在路上/廖亦武
隔著一張茶几與廖亦武對坐,59歲的中國流亡作家在我們面前斟酒。起初的對答遲疑而謹慎,暗暗的房間,亮晃晃的攝影燈打在作家臉上,簡直是審問。
作家神情略顯不安,硬要拉著編輯廖志峰入鏡受訪,「你過來這兒坐舒服一點。」「這樣的訪談會不會讓你想到監獄問口供啊?」「欸,」作家木訥地應了一聲:「一般採訪之前,我都要喝一點,暈暈浮浮就無所謂了。」語畢,在杯子裡倒上了高粱,推到我面前。
「這次來台灣挺不容易啊,您出發前還被扣在法蘭克福機場。廖志峰在臉書上講這個事,有人還留言說是否梅克爾緊縮難民政策,要逐走廖亦武了?」
他解釋自己拿的是大陸人民進出台灣簽證,可護照卻是德國政治難民護照,2個對不上,在機場被櫃檯扣下來,其實並不是什麼大事,可他在中國有申請出境20次遭拒的紀錄,不免讓人往政治迫害的事實去聯想。
廖亦武是當今國際文壇中深受注目的華人作家,2001年,在中國出版《中國底層訪談錄》被視為反動書籍遭查禁,2008年,該書借屍還魂,出版英譯節錄本《吆屍人》,讓他在西方一夜成名。書籍不容於中國書市,卻有英、法、德等20幾種譯本,他出版《洞洞舞女和川菜廚子》《毛時代的愛情》等書,獲獎無數,2012年獲法蘭克福書展「德國書業和平獎」,歷年獲獎者有蘇珊‧桑塔格、帕慕克等人,是諾貝爾文學獎前哨站,此後,諾貝爾文學獎開獎前夕,他的名字亦屢屢在賭盤上,成了熱門人選。
流亡作家來台不易,出中國更難。2010年,他第16次申請出境獲准,前往德國參加國際文學獎,回國前,友人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抱著他哭,勸他不要回去了,但他堅持在母語環境寫作,「劉曉波當時獲和平獎,我認為情況可能要轉好了,沒想到我完全估計錯誤,我一下北京機場,就被請進了北京派出所。」異議分子余杰、冉雲飛三番兩次被刁難,他四次申請出國訪問遭拒,隔年,索性一個登山背包,擺一本《周易》《史記》和一把簫,穿越過中越邊境,逃了。作家始終在路上。
「我在雲南生活過一段很長的時間,對雲南太熟悉了,我買通黑社會,知道他們在河口經常放人出去,販毒的、大宗賭博、賣淫集團,都可以出去。我花了五萬塊人民幣,偷渡後交錢,他們一邊數錢沒錯,然後放行,」他講一講笑出來:「還好我名聲沒有劉曉波、艾未未來得大,不然肯定是不行的。」他坐火車到河內,待了3天,腦中好幾套劇本:德國大使館或美國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要不行,就給德國駐京記者打電話,讓他寫個新聞,變成國際事件。
他一關闖過一關,最後還是在河內機場給拿下。越南海關見他拿單程機票,要他再買一張返程票,「當時是有點冒冷汗,他們說如果不買,就要把我移送中國海關。那機票特別貴,先後給了黑社會這麼多錢,私下留了一千多歐元,幾千人民幣,不得已把所有錢掏出來。當飛機起飛,著實鬆了一口氣,我當時有點缺鈣,腿都有點抽筋。」許久不寫詩的他,在飛機升空的剎那突然有寫詩的心情:「一個嬰兒誕生在天空。」
重獲自由的一刻他想到的是詩,讓他入獄其實也是詩。他在六四前夕寫長詩〈大屠殺〉,隔年入獄,然而他說自己不懂政治,只是浪子。詩人1958年出生四川鹽亭,童年在文革中渡過,教書的父母被遊街示眾,他逃家流浪,「像一條狗一樣到處竄來竄去」,改革開放恢復高考,他考不上大學,當過煮飯工,開過大卡車,也開始寫詩。偶然間聽到美國垮掉的一代作家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urg)的〈嚎叫〉,腦袋轟一聲炸開了,「他的詩第一句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好的頭腦被瘋狂給摧毀』,我就想我們連瘋狂都沒瘋狂過,他媽的還摧毀。」
60年代的美國嬉皮給了80年代中國詩人學習榜樣,他開始路上的生活。他在女人身上踏開一條大道,也四處晃蕩,「四川到北京5天4夜的慢火車,我就鋪報紙睡硬座下面。聽到有人談論詩歌,就從別人的褲襠底下探出頭來,一面看他們的褲襠,一面聽他們談詩論藝,」他恨恨地說:「媽的,那時候中國就是沒有毒品,要不肯定去了。」
1989年初夏,他受邀到北大朗誦,世界正沸騰,而他對天安門上群眾激情與狂歡無動於衷,打道回四川。6月2日,四川涪陵也開始騷動,小街上都是持槍的武警,敏感的詩人覺得惶惶不安,在3日下午寫了長詩〈大屠殺〉:「向學生、工人、教師、攤販開槍!掃射!掃射!瞄準那些憤怒的臉、驚愕的臉、痙攣的臉、慘笑的臉、萬念俱灰和平靜的臉掃射!」
詩歌如籤詩,預言了8小時之後發生的事。隔年,他和一班哥們籌拍詩歌電影《安魂》在重慶被抓,被判4年。「人生前半段只是一個短暫的上午,一個懶覺睡到十點,還沒弄清活著是怎麼一回事,就該吃午飯了。」他曾如此描述自己的嬉皮青春,然而他的人生一下子就天黑了。
黑牢記憶在出走德國後寫成《六四.我的證詞:從先鋒派詩人到底層政治犯》,該書英文書名叫做《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乍看浪漫的書名來自殘忍的際遇。他在獄中哼歌被獄卒逮到,被罰唱滿一百首,唱不滿,獄卒拿著電棒要他把舌頭伸出來:「精神戀愛不過癮,還是親親歌裡的妹妹吧。」「感謝上帝,我的記憶力超群,唱至30多首就卡殼了,」他回憶道:「於是獄警命令幾個勞改犯人把我按翻在地,用呼呼飛旋的電棒戳入我的肛門。我還能說什麼感謝話呢?生活多值得回味,我居然在胯間的陣陣炸裂中還能叫出文革中的時代最強音:『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
極權要他閉嘴,但他還是要說,不管是在獄中,或出獄後。他在獄中和高僧拜師學吹簫,出獄後賣唱維生。邊緣人格只能和邊緣人做朋友,他出版《中國底層訪談錄》,書籍旋即遭官方禁止、銷毀,卻成為盜版市場的暢銷書—他在台北國際書展,來的多半是北京慕名而來的粉絲。書中受訪對象,有底層攪和的朋友,也有獄友的故事,「在監獄那些人不斷地說他們的故事,殺妻碎屍的,從糞坑逃獄的,我夢都夢到他們,他們講了幾十遍,我不可能忘記。像惡夢一樣追蹤我,我只好把他們寫出來。寫出來才能擺脫這個惡夢。」寫作像遺忘,也是見證。
我們看他的手稿,因為獄中紙筆珍貴,文字跟文字之間沒有縫隙,簡直是螞蟻一樣。在中國,他多次遭警察抄家,幾百萬字手稿被奪走再寫,寫了再被奪走,「每次大禍臨頭,我都懷著索忍尼辛在《古拉格群島》被抄去手稿時的同樣想法:『立即發表!』」他戲稱自己細細小小的字跡是螞蟻體,「一個人和國家機器做抗衡,像螞蟻面對一座山,螞蟻是不可能推翻一座山,但螞蟻可以寫下來,若干年後,這座山砰然倒下,這本書會留下了。」而他9月即將出版的小說就是《輪迴的螞蟻》。
他極其喜歡螞蟻這個意象,人面對浩瀚宇宙,渺小如螞蟻。2014年,他和中國藝評人結婚,生下的女兒就叫書蟻,楊書蟻。「跟著媽媽姓?」「對,螞蟻順著楊樹爬得比較高嘛,那個意象才對,跟著我姓廖,一點意義也沒有。」「但你不需要子女傳宗接代?」「我需要啥傳宗接代,估計知道我的人就很多,有我的書就夠了。」
比無知更恐怖的是漠然,問他六四都是近30年前的往事了,不怕後來的人愈來愈不在乎了嗎?他扛出了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當今世道再混亂,也混亂不過春秋戰國,孔夫子都逃亡了13個國家,如喪家之犬,但他還是堅持文化傳承。」他笑了出來:「我因講真話坐牢,但人一輩子還是講真話舒服一點。我講真話,做一個真性情的人,最終結果也不是太慘是吧?」始終在路上的詩人似乎停下了腳步。他住家旁有德國最大的森林,森林有湖,湖裡有人裸泳,夏日裡,他總是推著嬰兒車,帶女兒散步,女兒睡覺了,他就停下來讀書,整個夏天又讀完一遍《紅樓夢》,他說,那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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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年六四前夕,廖亦武寫了一首長詩《大屠殺》,坐了四年的牢。
香港維園連續辦了三十年的紀念活動,今年也不獲准舉辦。像是小說《1984》那樣,回憶是有罪的。
大規模的記憶清洗工程就要開始,哪怕是用血也要洗刷乾淨。
明天,自由廣場紀念活動,能多記住一天是一天吧。
《在路上/廖亦武》
隔著一張茶几與廖亦武對坐,59歲的中國流亡作家在我們面前斟酒。起初的對答遲疑而謹慎,暗暗的房間,亮晃晃的攝影燈打在作家臉上,簡直是審問。
作家神情略顯不安,硬要拉著編輯廖志峰入鏡受訪,「你過來這兒坐舒服一點。」「這樣的訪談會不會讓你想到監獄問口供啊?」「欸,」作家木訥地應了一聲:「一般採訪之前,我都要喝一點,暈暈浮浮就無所謂了。」語畢,在杯子裡倒上了高粱,推到我面前。
出國頻被拒 帶史記和簫偷渡
「這次來台灣挺不容易啊,您出發前還被扣在法蘭克福機場。廖志峰在臉書上講這個事,有人還留言說是否梅克爾緊縮難民政策,要逐走廖亦武了?」
他解釋自己拿的是大陸人民進出台灣簽證,可護照卻是德國政治難民護照,2個對不上,在機場被櫃檯扣下來,其實並不是什麼大事,可他在中國有申請出境20次遭拒的紀錄,不免讓人往政治迫害的事實去聯想。
廖亦武是當今國際文壇中深受注目的華人作家,2001年,在中國出版《中國底層訪談錄》被視為反動書籍遭查禁,2008年,該書借屍還魂,出版英譯節錄本《吆屍人》,讓他在西方一夜成名。書籍不容於中國書市,卻有英、法、德等20幾種譯本,他出版《洞洞舞女和川菜廚子》《毛時代的愛情》等書,獲獎無數,2012年獲法蘭克福書展「德國書業和平獎」,歷年獲獎者有蘇珊‧桑塔格、帕慕克等人,是諾貝爾文學獎前哨站,此後,諾貝爾文學獎開獎前夕,他的名字亦屢屢在賭盤上,成了熱門人選。
流亡作家來台不易,出中國更難。2010年,他第16次申請出境獲准,前往德國參加國際文學獎,回國前,友人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抱著他哭,勸他不要回去了,但他堅持在母語環境寫作,「劉曉波當時獲和平獎,我認為情況可能要轉好了,沒想到我完全估計錯誤,我一下北京機場,就被請進了北京派出所。」異議分子余杰、冉雲飛三番兩次被刁難,他四次申請出國訪問遭拒,隔年,索性一個登山背包,擺一本《周易》《史記》和一把簫,穿越過中越邊境,逃了。作家始終在路上。
「我在雲南生活過一段很長的時間,對雲南太熟悉了,我買通黑社會,知道他們在河口經常放人出去,販毒的、大宗賭博、賣淫集團,都可以出去。我花了五萬塊人民幣,偷渡後交錢,他們一邊數錢沒錯,然後放行,」他講一講笑出來:「還好我名聲沒有劉曉波、艾未未來得大,不然肯定是不行的。」他坐火車到河內,待了3天,腦中好幾套劇本:德國大使館或美國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要不行,就給德國駐京記者打電話,讓他寫個新聞,變成國際事件。
學嬉皮浪蕩 像條狗竄來竄去
他一關闖過一關,最後還是在河內機場給拿下。越南海關見他拿單程機票,要他再買一張返程票,「當時是有點冒冷汗,他們說如果不買,就要把我移送中國海關。那機票特別貴,先後給了黑社會這麼多錢,私下留了一千多歐元,幾千人民幣,不得已把所有錢掏出來。當飛機起飛,著實鬆了一口氣,我當時有點缺鈣,腿都有點抽筋。」許久不寫詩的他,在飛機升空的剎那突然有寫詩的心情:「一個嬰兒誕生在天空。」
重獲自由的一刻他想到的是詩,讓他入獄其實也是詩。他在六四前夕寫長詩〈大屠殺〉,隔年入獄,然而他說自己不懂政治,只是浪子。詩人1958年出生四川鹽亭,童年在文革中渡過,教書的父母被遊街示眾,他逃家流浪,「像一條狗一樣到處竄來竄去」,改革開放恢復高考,他考不上大學,當過煮飯工,開過大卡車,也開始寫詩。偶然間聽到美國垮掉的一代作家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urg)的〈嚎叫〉,腦袋轟一聲炸開了,「他的詩第一句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好的頭腦被瘋狂給摧毀』,我就想我們連瘋狂都沒瘋狂過,他媽的還摧毀。」
60年代的美國嬉皮給了80年代中國詩人學習榜樣,他開始路上的生活。他在女人身上踏開一條大道,也四處晃蕩,「四川到北京5天4夜的慢火車,我就鋪報紙睡硬座下面。聽到有人談論詩歌,就從別人的褲襠底下探出頭來,一面看他們的褲襠,一面聽他們談詩論藝,」他恨恨地說:「媽的,那時候中國就是沒有毒品,要不肯定去了。」
寫詩入黑牢 獄卒惡整電肛門
1989年初夏,他受邀到北大朗誦,世界正沸騰,而他對天安門上群眾激情與狂歡無動於衷,打道回四川。6月2日,四川涪陵也開始騷動,小街上都是持槍的武警,敏感的詩人覺得惶惶不安,在3日下午寫了長詩〈大屠殺〉:「向學生、工人、教師、攤販開槍!掃射!掃射!瞄準那些憤怒的臉、驚愕的臉、痙攣的臉、慘笑的臉、萬念俱灰和平靜的臉掃射!」
詩歌如籤詩,預言了8小時之後發生的事。隔年,他和一班哥們籌拍詩歌電影《安魂》在重慶被抓,被判4年。「人生前半段只是一個短暫的上午,一個懶覺睡到十點,還沒弄清活著是怎麼一回事,就該吃午飯了。」他曾如此描述自己的嬉皮青春,然而他的人生一下子就天黑了。
黑牢記憶在出走德國後寫成《六四.我的證詞:從先鋒派詩人到底層政治犯》,該書英文書名叫做《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乍看浪漫的書名來自殘忍的際遇。他在獄中哼歌被獄卒逮到,被罰唱滿一百首,唱不滿,獄卒拿著電棒要他把舌頭伸出來:「精神戀愛不過癮,還是親親歌裡的妹妹吧。」「感謝上帝,我的記憶力超群,唱至30多首就卡殼了,」他回憶道:「於是獄警命令幾個勞改犯人把我按翻在地,用呼呼飛旋的電棒戳入我的肛門。我還能說什麼感謝話呢?生活多值得回味,我居然在胯間的陣陣炸裂中還能叫出文革中的時代最強音:『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
極權要他閉嘴,但他還是要說,不管是在獄中,或出獄後。他在獄中和高僧拜師學吹簫,出獄後賣唱維生。邊緣人格只能和邊緣人做朋友,他出版《中國底層訪談錄》,書籍旋即遭官方禁止、銷毀,卻成為盜版市場的暢銷書—他在台北國際書展,來的多半是北京慕名而來的粉絲。書中受訪對象,有底層攪和的朋友,也有獄友的故事,「在監獄那些人不斷地說他們的故事,殺妻碎屍的,從糞坑逃獄的,我夢都夢到他們,他們講了幾十遍,我不可能忘記。像惡夢一樣追蹤我,我只好把他們寫出來。寫出來才能擺脫這個惡夢。」寫作像遺忘,也是見證。
獄中紙如金 字跡細小如螞蟻
我們看他的手稿,因為獄中紙筆珍貴,文字跟文字之間沒有縫隙,簡直是螞蟻一樣。在中國,他多次遭警察抄家,幾百萬字手稿被奪走再寫,寫了再被奪走,「每次大禍臨頭,我都懷著索忍尼辛在《古拉格群島》被抄去手稿時的同樣想法:『立即發表!』」他戲稱自己細細小小的字跡是螞蟻體,「一個人和國家機器做抗衡,像螞蟻面對一座山,螞蟻是不可能推翻一座山,但螞蟻可以寫下來,若干年後,這座山砰然倒下,這本書會留下了。」而他9月即將出版的小說就是《輪迴的螞蟻》。
他極其喜歡螞蟻這個意象,人面對浩瀚宇宙,渺小如螞蟻。2014年,他和中國藝評人結婚,生下的女兒就叫書蟻,楊書蟻。「跟著媽媽姓?」「對,螞蟻順著楊樹爬得比較高嘛,那個意象才對,跟著我姓廖,一點意義也沒有。」「但你不需要子女傳宗接代?」「我需要啥傳宗接代,估計知道我的人就很多,有我的書就夠了。」
比無知更恐怖的是漠然,問他六四都是近30年前的往事了,不怕後來的人愈來愈不在乎了嗎?他扛出了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當今世道再混亂,也混亂不過春秋戰國,孔夫子都逃亡了13個國家,如喪家之犬,但他還是堅持文化傳承。」他笑了出來:「我因講真話坐牢,但人一輩子還是講真話舒服一點。我講真話,做一個真性情的人,最終結果也不是太慘是吧?」始終在路上的詩人似乎停下了腳步。他住家旁有德國最大的森林,森林有湖,湖裡有人裸泳,夏日裡,他總是推著嬰兒車,帶女兒散步,女兒睡覺了,他就停下來讀書,整個夏天又讀完一遍《紅樓夢》,他說,那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時光。
抗議諾貝爾 斯德哥爾摩裸奔
嬉皮講孔子,以為老了,但他把杯子換成碗公,斟酒,推到我面前,喝開了,講起2012年為抗議諾貝爾文學獎頒給共產黨員莫言,在斯德哥爾摩裸奔的事。他在商場電梯脫光衣服,順著停車場竄出來,「我跑了60米,衝上台階才讓國王的衛隊給拿下,當我赤身裸體穿越斯德哥爾摩廣場,我感覺特別high,警察的呼喊聲特別遠,星星月亮都在天上,我當時很得意,我終於超越自己,」老嬉皮對自己做的事充滿激情,他嘿嘿笑了2聲:「結果被關了一晚,我可是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牢都坐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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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理人認真講
#主理人每次都講很長
附圖為takao rock時的小小兵look。
我住在雲林縣水林鄉,這裡的農特產是57號地瓜,特色是非常容易熟透所以很適合烤、甜度也高、果肉又鬆,攪拌之後也夠綿,在農曆年前我們鄉內的農民大概一半以上會轉種地瓜,而我們鄉內的做穡(tsuè-sit)人口很多,這些做穡人與做工的人大概佔了我們鄉內七成以上的勞動人口分布,在這高比例勞動力的人口分布下,我們鄉下人的吃食就很特殊,它跟高雄這種重工業都市很相似,但更特別的是我們這邊可以處理便當的地方非常少,所以我們這邊做穡人與做工的人大概在早上9點半就可以買到便當,幾乎是吃完早餐之後就去包個午餐便當中午在田邊、在工地西哩呼嚕吃完倒頭就睡。
而我們這樣的風景下例如美而美這種台式的美式快餐料理早餐店就無法滿足做穡人與做工的人,這種高勞動需求的人會轉往台式早餐店,例如飯攤、麵攤這種重口味、高油鹽的地方,綜觀整個台式早餐飲食,最經典、最深植人心的,無疑是大腸豬血湯還有乾麵了。
台中人有東泉、我們北港一帶有花生辣醬,倒一點在那些因為淋上肉燥而滿是豬油的黃色油麵上,混合著生蒜泥、韭菜、豆芽、洋蔥的香氣隨著熱氣迎面撲來,那把眼鏡都蒸霧的乾麵,就是這些人一天的開始,快速攪拌微濕的麵條,一把夾起送進嘴裡細細咀嚼下,豬油與蔬菜、蒜泥的和諧,配上花生辣醬點睛的效果,精神就在那一口一口的吞嚥下慢慢產生,這時候拿著湯匙,撥開液麵上浮著的油脂,從熱燙的湯裡勺著洗乾淨的大腸搭上一塊四方形的豬血,脆硬的豬血搭上軟韌的大腸,呼嚕一口,幸福感油然而生。
我們水林鄉公所前有一攤乾麵豬血攤,它就開在鐵皮屋裡,旁邊是fancy的拉亞漢堡,它放置在地上的鐵製招牌寫著「阿德的店」,招牌上面在去年開始掛上寫著「冷氣在吹」的塑膠看板,店內就四面木板牆壁、兩三長桌、七八膠椅,生意這樣一做就是好幾年去了,阿德的店是我最熱愛的鄉內豬血乾麵攤,別家我就是吃不習慣,阿德就像「我家巷口屌打」這句話裡的老闆,對我來說地位舉足輕重。
真正跟阿德開始攀談是在某次外帶中,因為使用自己的餐盒外帶,阿德阿莎力的給我減了五元,那次之後便開始每次外帶都會閒聊幾句,阿德本人就像那種鄉下浪流連的中年男子,如果他沒有在冒著熱氣的湯鍋前,你真的會覺得這個人就是在浪流連,他總是穿著一件很大件的衣服、七分褲、夜市賣的人工皮拖鞋,頸上掛著毛巾、嘴裡吃著檳榔,在閒暇的時候會在攤前抽煙跟熟客閒聊。
有一次我開著車靠近攤位,發現阿德攤位有著小小的騷動,走進一看不得了,有一個黑人,真正的黑人,在跟阿德攤位的一群不會英文的中年男子問路,這畫面真的非常詭異,因為我們鄉內不太有外國人,就算有外國人也都會講華語,沒想到這個黑人朋友完全不會華語,卻跟那些叔叔問路,阿德見我靠近,便吆喝大家說:「這看起來會英文!問他!問他!」
拎娘勒我也不會英文啊!這位外國人跟我說他是在水林國中還是哪裡當英文老師的,現在想搭公車去北港、再轉車到嘉義搭高鐵去台北,在攤位是想知道往北港的公車什麼時候來,不得不說黑人的音律真的無時無刻都像在饒舌,我跟他講話的時候都會一直點頭跟扭來扭去,最神奇的事情是當我向阿德轉達這位朋友的需求並表示我可以送他一程的時候,阿德說:「沒關係啦!我載他去搭高鐵啦!」然後攤位不顧,就開車載他去嘉義高鐵站了。我完全想像不到他們兩人互相不懂對方的語言,是該怎麼渡過車程40分鐘的旅途?
最近阿德攤位來了一位新面孔,他從陌生的動作開始做,現在已經可以一人應付早晨rush的尖峰時刻,有一點讓我非常的在意,這位心來的人,都穿團T,而且都穿龐克團,有一天他穿了大港開唱的衣服,我在他送麵上桌的時候露出我手腕上的閃靈矽膠手環,並問了他:「有在聽團厚?聽什麼的啊?」他楞了好大好大一下,然後他去叫阿德:「爸,你幫我顧一下!」,然後這位阿德之子就不走了,在我旁邊站著跟我聊天。
他跟我說他音樂祭只去大港、他去大港七八年、他去過TRASH的第一場專場、他最喜歡的是一團叫做極限荷爾蒙的團,因為他們場衝撞都要帶全罩安全帽,他說他放過"暗流"給他老爸阿德聽,結果他爸阿德在前奏的時候一直拍手,幹。
兩個帶著被大港、被駁二薰陶的靈魂在故鄉相遇,我們曾經在異鄉聽著一樣的音樂、在異鄉看著一樣的人,我第一場大港聽的第一個團就是血肉,我還記得豬頭喝著高粱越唱越醉、我還記得我在大港橋下都一直偷看坐在隔壁的陷阱妹大腿,然後跟朋友大講別人的壞話而被一個很鏘的人搭訕、我還記得我在大港吃的怪獸漢堡手撕豬肉堡、安妮塔辣醬塔可餅、我還記得我跟朋友在大港吃飯卻被在海邊還沒紅的茄子蛋以一首多瑞咪洗腦,結果整天晚上都跟朋友在多瑞咪多瑞咪,還在中華路costco多瑞咪到被白眼。
我們這些人,都是大港的孩子;我們這些人,都是港邊的水手;
我們這樣的人,都是人生;我們這樣的人,卻要跟大港惜別了。
我們參與了一個文化的進程,用音樂文化填補了人生中某個階段,
卻在吸取大港的養分之後,營造了一個對大港不友善的環境。
有一天我們會討回來,再到那個港邊,看看陷阱妹,
有一天我們會站在那個海風徐徐的港邊,
告訴大港我們被它富足的人生。
不過,別以為大港回來之後,我還會可以在烈日下排三小時換手環喔。
敬大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