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我就不是個會撒嬌的孩子,而且過度獨立自主又叛逆,「很乖卻不聽話」是父母給我的形容,十五歲就合法逃家的我,現在又因為工作的關係,和父親聚少離多。我小時候他在外面奔波,現在我長大了獨當一面了,換我到處東奔西跑,現在連他要找我,都還得透過助理預約時間。儘管如此,我和父親的關係其實是很緊密的。
#大家不知道的老縣長
許多人都非常熟悉我的父親,他是台東人口中讚譽有加的老縣長,但他年輕的時候,職業和志向並不是從政。最早我父親是藥廠的業務員,害羞木納的他,常常得硬著頭皮到大大小小的診所去敲門,因為他的不善言辭,剛開始的時候還曾經在診所外面徘徊久久不敢進去無功而返。
之後父親又從事保險的工作。當時他時常處理原住民的遠洋漁工出意外的理賠,常常需要去跟對方談判,而對方常常是找一些民意代表來,不善言辭的原住民朋友,常常吃了悶虧。也是因為這樣,看見族人的辛苦,希望自己有更大的力量可以幫助族人,於是有了從政來服務族人的念頭,後來也一路打拼從縣議員,省議員,服務不分族群,認真問政,出席率最高的政治模範生,進而成為台東縣得票率超高的第一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原住民身分的縣長。
#父親與我的小故事
我是家裡的第一個孩子,爸爸超戀我的,那個時候只要出去工作,不管是去高雄.還是去花蓮,或者在台東,當時還是藥廠業務員的他,總是用摩托車戴著才兩三歳的我一起去推銷。每每到診所之後,他總會
把我一個人卸在診所外面等候區的椅子,現在回想起來,我很想問他:我長得那麼可愛,這樣把我放在外面不怕被人抱走嗎?
在我的記憶當中,父親從來沒有買過洋娃娃給我,但是他每一次到外縣市工作的時候,不管我有沒有跟著,他都一定會買一個火柴盒小汽車給我。我對各式各樣的火柴盒小汽車相當著迷,這樣累積下來不下上百台,我應該擁有所有的款式吧。
再說到我和爸爸的相處,我爸爸其實非常疼愛我,但並不是寵溺的那種。他會要求我做家事,而且十分嚴格,例如家裡的地板清掃,必須要先用掃把掃過一次、然後跪在地板上用濕抹布全部擦過一次、最後再用乾抹布擦過才算完成。台東的房子又都比都會區的房子寬敞許多,每次我都擦到腰酸背痛快鐵腿,這樣的訓練可能是養成我不管對自己做事或者對助理的要求,在沒有人看見的時候都一樣要認真工作不偷工減料的習慣。
雖然有嚴格的訓練,但父親也是很柔情的,我國小時的長髮可都是爸爸有如電動按摩椅的手洗的。我還記得,有一次媽媽出差三天,爸爸一個人照顧我,早上得幫我綁馬尾再送我上學。他仔仔細細的用右手拿著梳子將我的頭髮往後梳,再用那笨笨厚厚的左手,抓住我的頭髮,就這樣的動作重複了半個小時,卻連一個簡單的馬尾都紥不起來。而媽媽不在家的那三天,我和弟弟就吃了三天的番茄蛋炒飯,因為那是爸爸唯一會做的,但天曉得當時我有多討厭吃蕃茄炒蛋。
而今天就是父親節了,印象中,我國小到國中,父親節都不是我們買禮物給爸爸,而是爸爸帶我們去買衣服。因為他說,父親節就是要讓爸爸開心,看到我們穿好看的衣服是他最開心的事情。每次爸爸幫我挑得衣服都是格子系列,經典永不退流行,現在拿出來穿說不定也看不出來是幾十年前買的。
後來我出國念音樂,攻讀碩士之後又不聲不響地改了主修樂器為「大鍵琴」,在我拿到全額獎學金之前,父親幫我繳了非常多的學費,一直到我回台灣在國家音樂廳開了演奏會,爸爸才弄清楚,之前繳了那麼多學費讓女兒在國外學的樂器是什麽。
因為我15歲就到外地唸書,每當寒暑假回家,家裡總會傳出有如Domingo般高亢的男高音,因為我回家每天都會練琴,只要我一彈琴,爸爸就會高興的亂「歐搜咧密歐」一通!鄰居就會說:「啊,一定是縣長的女兒回來了。」
#我們的從政之路
說實話,爸爸一開始沒有要從政,即便從政之後,也並沒有特別培養孩子從政,所以今天挑的這張照片,可以說是非常珍貴少有的,我難得為爸爸輔選站台的照片。
爸爸一直有個音樂夢,他的歌聲真的不輸給世界三大男高音,但因為爺爺在我父親八歲的時候就過世了,所以這個天賦並沒有被好好的栽培,他心裡總有個遺憾,也因為如此,在我五歲的時候,父親就開始送我去學鋼琴,這可能是一種心裡補償作用吧。
五歲開始學琴要出國專攻音樂的我,跟政治是扯不上邊的,然而從來不跟我談政治的父親,卻在我要拿到博士學位的前夕,把我「召回」投入選舉,當時一方面是爸爸為了要完成阿扁總統交辦的任務,幫民進黨力拼立委席次過半。那一次的戰役,我們完成了總統交辦的任務,也創下了多項的紀錄:民進黨第一席的原住民立委,目前也是唯一的平地原住民席次,也是平原第一位非阿美族的立法委員。
雖然有戰功,也創下了這麼多的紀錄,但非戰之罪,在當時沒有隸屬任何派系的支持之下,我也是民進黨第一位摔出安全名單的原住民不分區候選人(民進黨第一次沒有第八屆原住民不分區的立法委員)。
當年因為父親幫民進黨輔選,而受到國民黨的圍剿,也被一位受恩於父親的選民造假咬了一口,官司纏身八年含冤入獄。他很害怕我受傷,所以
非常不願意我繼續參選,甚至要我退出政壇,但從小就不聽話的我怎麼可能乖乖就範。所以父親說:「要選舉可以,但是家裡不會給你任何一毛錢,自己想辦法!」
其實父親並不明白,我對政治真的沒有興趣,也對那些政客的現實和嘴臉非常不屑!我想要繼續參選,不是我放不下立法委員的頭銜,而是我想為爸爸所受的冤屈出一口氣。這麼多年來他幫助了多少人,一步一腳印,正直善良,實實在在的服務,這樣紮實的累積,實在是不需要用買的。我們做的所有的事情,以後蓋棺論定面對神接受神的審判,而不是「人」,更不是羊!再者,從爺爺一直到父親,都是一直在幫助族人,這好像就是一個甩不掉的使命,讓我沒有辦法做一個無憂無慮的音樂人,而是傳承父親的正義和使命,背負族人的苦難,繼續往前走一直到老天爺說我可以休息為止。
不顧爸爸的反對,離開立法院四年後一切從零開始,自己到處張羅,再一次投入立委選戰,而那一次的選舉,票數足足比我第一次出來成長了兩倍!
接下來的選舉也一樣都自己張羅,而父親也因為我投入選舉的關係又重新站起來,神采飛揚忘記傷痛。
我輾轉從長輩的口中得知,從小不會讚美我的爸爸,這幾年總是很得意的跟老朋友還有老部屬細數著自己女兒是如何如何的比父親還優秀。終於被父親誇獎的我,還一下子很不習慣呢!
#世代傳承的耕元盃
再說到耕元盃,其實那是三十多年前,爸爸為了紀念爺爺陳耕元(電影KANO裡的第三棒)而辦的。我的爺爺以前是農校校長,對於教育充滿熱忱、尤其希望培養原住民的孩子,甚至身為校長的他,還會挨家挨戶到原住民孩子的家中,拜託他們的父母同意送孩子到學校念書。曾是優秀棒球選手的他,也親自教孩子棒球、對於體育人才的栽培不遺餘力。其中最特別的是楊傳廣,楊傳廣本來也是練棒球的,有球速但控球不佳。有一次在走廊調皮搗蛋助跑從背後跳越過老師之後,便被叫到校長室,身為校長的爺爺發現這個孩子實在是身手矯健,就以鼓勵代替了體罰,進而造就了一代的「亞洲鐵人」。
爸爸曾經也被爺爺訓練打棒球,由於爸爸是左撇子的關係,所以爺爺還特別準備了一個右手專用的小手套給爸爸練習。戰後很多的棒球前輩,也都是爺爺一手訓練出來的。在爺爺過世後,許多人都很感念他的栽培,爸爸於是決定以爺爺的名字舉辦 #耕元盃 青少棒球賽。爸爸擔任縣長時,也是台東棒球最興盛的時候,少棒隊就有一百多隊!但之後辦了五屆,因為種種因素停辦了。直到我擔任台東縣棒委會主委後,也因為自己本身也是球迷,決定在2016年復辦,中間足足隔了27年,除了紀念爺爺,也是傳承爸爸的努力和精神。
因為自己不會撒嬌也不會說好聽的話給爸爸聽,但我總是很努力做一個可以讓他值得驕傲的女兒,就像他一直是讓我值得驕傲的父親。雖然他沒有留給我很多的財富,但是他積了很多的福氣和好名聲給我,所以我會繼續讓這樣的正能量循環。
祝您父親節快樂!
也祝全天下所有的爸爸們父親節快樂!
紀曉波入獄 在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五月三十五日想說一說廖亦武的故事
在路上/廖亦武
隔著一張茶几與廖亦武對坐,59歲的中國流亡作家在我們面前斟酒。起初的對答遲疑而謹慎,暗暗的房間,亮晃晃的攝影燈打在作家臉上,簡直是審問。
作家神情略顯不安,硬要拉著編輯廖志峰入鏡受訪,「你過來這兒坐舒服一點。」「這樣的訪談會不會讓你想到監獄問口供啊?」「欸,」作家木訥地應了一聲:「一般採訪之前,我都要喝一點,暈暈浮浮就無所謂了。」語畢,在杯子裡倒上了高粱,推到我面前。
「這次來台灣挺不容易啊,您出發前還被扣在法蘭克福機場。廖志峰在臉書上講這個事,有人還留言說是否梅克爾緊縮難民政策,要逐走廖亦武了?」
他解釋自己拿的是大陸人民進出台灣簽證,可護照卻是德國政治難民護照,2個對不上,在機場被櫃檯扣下來,其實並不是什麼大事,可他在中國有申請出境20次遭拒的紀錄,不免讓人往政治迫害的事實去聯想。
廖亦武是當今國際文壇中深受注目的華人作家,2001年,在中國出版《中國底層訪談錄》被視為反動書籍遭查禁,2008年,該書借屍還魂,出版英譯節錄本《吆屍人》,讓他在西方一夜成名。書籍不容於中國書市,卻有英、法、德等20幾種譯本,他出版《洞洞舞女和川菜廚子》《毛時代的愛情》等書,獲獎無數,2012年獲法蘭克福書展「德國書業和平獎」,歷年獲獎者有蘇珊‧桑塔格、帕慕克等人,是諾貝爾文學獎前哨站,此後,諾貝爾文學獎開獎前夕,他的名字亦屢屢在賭盤上,成了熱門人選。
流亡作家來台不易,出中國更難。2010年,他第16次申請出境獲准,前往德國參加國際文學獎,回國前,友人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抱著他哭,勸他不要回去了,但他堅持在母語環境寫作,「劉曉波當時獲和平獎,我認為情況可能要轉好了,沒想到我完全估計錯誤,我一下北京機場,就被請進了北京派出所。」異議分子余杰、冉雲飛三番兩次被刁難,他四次申請出國訪問遭拒,隔年,索性一個登山背包,擺一本《周易》《史記》和一把簫,穿越過中越邊境,逃了。作家始終在路上。
「我在雲南生活過一段很長的時間,對雲南太熟悉了,我買通黑社會,知道他們在河口經常放人出去,販毒的、大宗賭博、賣淫集團,都可以出去。我花了五萬塊人民幣,偷渡後交錢,他們一邊數錢沒錯,然後放行,」他講一講笑出來:「還好我名聲沒有劉曉波、艾未未來得大,不然肯定是不行的。」他坐火車到河內,待了3天,腦中好幾套劇本:德國大使館或美國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要不行,就給德國駐京記者打電話,讓他寫個新聞,變成國際事件。
他一關闖過一關,最後還是在河內機場給拿下。越南海關見他拿單程機票,要他再買一張返程票,「當時是有點冒冷汗,他們說如果不買,就要把我移送中國海關。那機票特別貴,先後給了黑社會這麼多錢,私下留了一千多歐元,幾千人民幣,不得已把所有錢掏出來。當飛機起飛,著實鬆了一口氣,我當時有點缺鈣,腿都有點抽筋。」許久不寫詩的他,在飛機升空的剎那突然有寫詩的心情:「一個嬰兒誕生在天空。」
重獲自由的一刻他想到的是詩,讓他入獄其實也是詩。他在六四前夕寫長詩〈大屠殺〉,隔年入獄,然而他說自己不懂政治,只是浪子。詩人1958年出生四川鹽亭,童年在文革中渡過,教書的父母被遊街示眾,他逃家流浪,「像一條狗一樣到處竄來竄去」,改革開放恢復高考,他考不上大學,當過煮飯工,開過大卡車,也開始寫詩。偶然間聽到美國垮掉的一代作家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urg)的〈嚎叫〉,腦袋轟一聲炸開了,「他的詩第一句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好的頭腦被瘋狂給摧毀』,我就想我們連瘋狂都沒瘋狂過,他媽的還摧毀。」
60年代的美國嬉皮給了80年代中國詩人學習榜樣,他開始路上的生活。他在女人身上踏開一條大道,也四處晃蕩,「四川到北京5天4夜的慢火車,我就鋪報紙睡硬座下面。聽到有人談論詩歌,就從別人的褲襠底下探出頭來,一面看他們的褲襠,一面聽他們談詩論藝,」他恨恨地說:「媽的,那時候中國就是沒有毒品,要不肯定去了。」
1989年初夏,他受邀到北大朗誦,世界正沸騰,而他對天安門上群眾激情與狂歡無動於衷,打道回四川。6月2日,四川涪陵也開始騷動,小街上都是持槍的武警,敏感的詩人覺得惶惶不安,在3日下午寫了長詩〈大屠殺〉:「向學生、工人、教師、攤販開槍!掃射!掃射!瞄準那些憤怒的臉、驚愕的臉、痙攣的臉、慘笑的臉、萬念俱灰和平靜的臉掃射!」
詩歌如籤詩,預言了8小時之後發生的事。隔年,他和一班哥們籌拍詩歌電影《安魂》在重慶被抓,被判4年。「人生前半段只是一個短暫的上午,一個懶覺睡到十點,還沒弄清活著是怎麼一回事,就該吃午飯了。」他曾如此描述自己的嬉皮青春,然而他的人生一下子就天黑了。
黑牢記憶在出走德國後寫成《六四.我的證詞:從先鋒派詩人到底層政治犯》,該書英文書名叫做《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乍看浪漫的書名來自殘忍的際遇。他在獄中哼歌被獄卒逮到,被罰唱滿一百首,唱不滿,獄卒拿著電棒要他把舌頭伸出來:「精神戀愛不過癮,還是親親歌裡的妹妹吧。」「感謝上帝,我的記憶力超群,唱至30多首就卡殼了,」他回憶道:「於是獄警命令幾個勞改犯人把我按翻在地,用呼呼飛旋的電棒戳入我的肛門。我還能說什麼感謝話呢?生活多值得回味,我居然在胯間的陣陣炸裂中還能叫出文革中的時代最強音:『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
極權要他閉嘴,但他還是要說,不管是在獄中,或出獄後。他在獄中和高僧拜師學吹簫,出獄後賣唱維生。邊緣人格只能和邊緣人做朋友,他出版《中國底層訪談錄》,書籍旋即遭官方禁止、銷毀,卻成為盜版市場的暢銷書—他在台北國際書展,來的多半是北京慕名而來的粉絲。書中受訪對象,有底層攪和的朋友,也有獄友的故事,「在監獄那些人不斷地說他們的故事,殺妻碎屍的,從糞坑逃獄的,我夢都夢到他們,他們講了幾十遍,我不可能忘記。像惡夢一樣追蹤我,我只好把他們寫出來。寫出來才能擺脫這個惡夢。」寫作像遺忘,也是見證。
我們看他的手稿,因為獄中紙筆珍貴,文字跟文字之間沒有縫隙,簡直是螞蟻一樣。在中國,他多次遭警察抄家,幾百萬字手稿被奪走再寫,寫了再被奪走,「每次大禍臨頭,我都懷著索忍尼辛在《古拉格群島》被抄去手稿時的同樣想法:『立即發表!』」他戲稱自己細細小小的字跡是螞蟻體,「一個人和國家機器做抗衡,像螞蟻面對一座山,螞蟻是不可能推翻一座山,但螞蟻可以寫下來,若干年後,這座山砰然倒下,這本書會留下了。」而他9月即將出版的小說就是《輪迴的螞蟻》。
他極其喜歡螞蟻這個意象,人面對浩瀚宇宙,渺小如螞蟻。2014年,他和中國藝評人結婚,生下的女兒就叫書蟻,楊書蟻。「跟著媽媽姓?」「對,螞蟻順著楊樹爬得比較高嘛,那個意象才對,跟著我姓廖,一點意義也沒有。」「但你不需要子女傳宗接代?」「我需要啥傳宗接代,估計知道我的人就很多,有我的書就夠了。」
比無知更恐怖的是漠然,問他六四都是近30年前的往事了,不怕後來的人愈來愈不在乎了嗎?他扛出了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當今世道再混亂,也混亂不過春秋戰國,孔夫子都逃亡了13個國家,如喪家之犬,但他還是堅持文化傳承。」他笑了出來:「我因講真話坐牢,但人一輩子還是講真話舒服一點。我講真話,做一個真性情的人,最終結果也不是太慘是吧?」始終在路上的詩人似乎停下了腳步。他住家旁有德國最大的森林,森林有湖,湖裡有人裸泳,夏日裡,他總是推著嬰兒車,帶女兒散步,女兒睡覺了,他就停下來讀書,整個夏天又讀完一遍《紅樓夢》,他說,那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時光。
全文見留言連結
紀曉波入獄 在 馬英九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訂交四九載,莫逆於我心-悼吾友曉波
今天我與各界好友一起追思王曉波教授。曉波兄人格高尚,學問淵博,思想進步,是一位堅定的民族主義者,他的離去讓我們感到萬分不捨。我跟曉波兄相交49年,彼此相知相惜,他年紀比我大、學問比我好,對我來說亦師亦友。
1972年,我在大學四年級時認識了曉波兄,他比我大七歲,已完成研究所學業,在臺大哲學系擔任講師。曉波兄與王杏慶兄在興隆路租了間小公寓,離我家很近,包括陳陽德、李慶平、邱立本等人,大家常在那聚會。公寓的客廳裡沒有家具,常常是報紙一鋪,擺上花生米、豆乾、高梁酒,眾人大口喝酒、縱論時事,暢意自得、好不快活,有時聊得盡興到深夜才走路回家。
我認識曉波兄之前,即對他的思想與理念十分佩服。1970年9月,美國決定將屬於臺灣的釣魚臺列嶼連同琉球一併「歸還」日本,引發釣魚臺主權爭議,在各界尚未發起保釣運動時,還在念研究所的曉波兄即與同學著手整理相關資料,撰寫保釣文章,文中引述民國八年《五四宣言》的口號─「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義正詞嚴、鏗鏘有力。經一番波折,該篇文章定名為「保衛釣魚臺」,當年11月發表於胡秋原先生所主辦的《中華雜誌》上,那是當時第一篇號召保釣的文章,引發極大的迴響,可說是我一生保釣的「啟蒙」,我也由此開始認識曉波兄這個人。
1971年4月,臺大「代聯會」發表保釣六點聲明,曉波兄在《大學論壇》所舉辦的保釣座談會中,建議成立「臺大保衛釣魚臺委員會」,從此學生保釣運動一發不可收拾。6月17日,美日簽約「歸還」琉球,保釣委員會決議當天發起遊行示威,上千名學生從臺大出發,先到北門附近的美國大使館遞交抗議書,再一路遊行到日本大使館。在戒嚴時期,那是件驚動社會的大事,對外交部與日本的交涉,有不小影響。原先日方要在島上建氣象臺的計畫,便因此作罷;美國也調整立場,聲稱送交日本的只是釣魚台的行政管轄權,而非主權。從發表「保衛釣魚臺」文章,到建議成立「臺大保衛釣魚臺委員會」,曉波兄成了國內保釣運動的「點火人」。
1972年9月,日本政府決定與中共建交,特派自民黨副總裁椎名悅三郎為特使來臺說明。抗戰勝利後國府對日本「以德報怨」,放棄賠償,結果日本背棄中華民國,民眾極為憤慨,認為日本忘恩負義,又選擇918記念日前一天來臺,更是火上加油。9月17日,我與曉波兄一起先製作中英文海報標語後到松山機場抗議,對著從停機坪開出來的禮車丟雞蛋。那是我一生第一次丟雞蛋。《英文中國日報》(China News)曾刊出我們去抗議所用英文海報「Flirtations do no good」的照片。在譴責日本與美國的激情中,我與曉波兄成為有深厚革命情感的「戰友」。
除了保釣之外,曉波兄對我另一個重要影響,就是對臺灣史的關心。1972年12月,曉波兄參加《大學論壇》舉辦的「民族主義座談會」,他堅持民族主義、批判了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引來反對者的圍剿。曉波不相信受日本殖民統治50年的臺灣人,會反對民族主義而擁護殖民主義,他只相信「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認為臺灣人民絕不是天生的帝國主義殖民統治順民,因此開始深入研究臺灣史。對抗日先賢蔣渭水的研究,尤為其中最大成就。曉波兄在有限的資源下,全力蒐集各種蔣渭水的文獻資料,並且遍訪臺灣抗日耆老,他還原了臺灣抗日一代的臺灣史,更克服萬難出版《蔣渭水全集》,讓蔣渭水的思想,在這一塊他為之犧牲奮鬥的土地上復活,再見天日。因為曉波兄,我更瞭解日據時期的臺灣近代史,更認識了被譽為「臺灣孫中山」的蔣渭水。曉波兄,你真是我的良師益友!
認識這麼多年,曉波兄請我幫忙兩件事,都是為了人道、幫別人的忙,讓我印象深刻,感念在心,也更見證曉他的高風亮節。
1987年,我擔任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曉波兄告訴我,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雙重受難者陳明忠先生在綠島監獄中病情不輕,請我幫忙申請保外就醫。那是明忠先生第二次入獄,判刑15年,已服刑11年之久。當時我就向國防部宋長志部長建議准許他保外就醫,國防部慎重考慮後,決定讓明忠先生假釋。因為曉波兄的關係,我結識了明忠先生,也成為忘年之交。我敬重明忠先生的理念與為人,也謝謝曉波兄的人道關懷之心,讓我能結交一位時代的勇者、無悔的鬥士。
還有一件事,跟曉波兄同為「臺大哲學系事件」受害者的陳鼓應教授,因為參與黨外活動,又受聘北京大學教授,而被列為黑名單無法返臺,陳教授的夫人湯鳳娥女士也受牽連不得入境。湯女士急於回國照顧母親被拒,她找曉波兄幫忙,曉波又找上我;很高興我能幫上忙,最後讓湯女士獲准返臺探親。
曉波兄是傳統中國知識份子的典範,他的信念堅定,心胸寬闊,面對質疑與挑戰,他能夠滔滔雄辯,提出有力史料佐證。他曾遭遇「臺大哲學系事件」的人生巨大磨難,一度灰心喪志,卻能從近代中國的民族苦難歷史中自我惕勵,堅強奮鬥意志,重新站起。在政治高壓的時期,做到「官逼民不反」,繼續「我行我素」。他視保釣運動為中華民族主義的前衛戰,因保釣言論捲入哲學系事件而從此改變人生,問他後不後悔?他說「無怨無尤」,誓言「終生願為真理的僕人」。
曉波兄一向主張中國統一,但並不以「統派」自居,他關懷的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他將反對臺獨視為是知識份子的責任。他說,自己受臺灣人民供養研究臺灣問題,有責任把研究的結果告訴民眾,再讓全體人民做出抉擇。曉波兄熱愛中國,也熱愛臺灣,對他來說並不矛盾,我們也不該覺得矛盾。曉波兄說,「我雖非生於臺灣,但卻長於臺灣,對我而言,全世界沒有地方比臺灣是我更熟悉和親切的土地」。如今,他在這塊親切的土地上故去,我們是如此不捨。
雖然曉波兄走了,他的思想將化為永恆,能夠論斷他的,只有歷史。他在《統獨論戰三十年》自序中的一段話,或許是最適合的註腳-「知我者臺灣,罪我者臺灣,留下記錄,願留待未來歷史的批判」。
曉波兄,一路好走,我們永遠懷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