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續來介紹podcast,這次我選擇的是呱吉(aka台北市議員邱威傑)的人生晚長第100集。
之所以特別介紹這一篇,主要是因為呱吉在這集內容介紹一位民國初年的特別文人─張競生。
張競生的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尤其跟同時代的胡適或是魯迅相比,在現代更是默默無聞。之所以如此,並非他的學問不好,而是他研究的領域跟觀念在當時中國都極為前衛,那就是......性。
詳情在呱吉的節目中其實會有介紹,我為免喧賓奪主所以簡單提一下,張競生曾經徵求讀者提供性經驗好集合成作品(也就是著名的《性史》),並且不時提出一些「什麼樣的性姿勢可以帶來身心上的愉悅」。
上述內容在今天來看,想必不少人會覺得:「這很平常好不好?」但在當年可說是驚天動地,以至於通常觀念較開放的留洋人士都對張競生痛批,說他簡直是個妖孽敗類。
我查了一下,民國初年有所謂的「三大文妖」,分別是:文學的張競生、藝術的劉海粟、音樂的黎錦暉。
我以前曾經在「故事」刊登過一篇要收費的文章,正好就有整理劉海粟的事蹟,這位老兄為何會被藝術界痛罵?簡單來說,就是劉先生非常堅持要用「裸體模特兒」寫生。(這麼巧,當時的文章我其實也是用呱吉做開場,因為呱吉曾經在他的直播分享過他也做過裸體模特兒,還曾經被人說:「他那邊沒那麼大啦」)
裸體模特兒,今天我們了解那是一種藝術,但說實在話,真正能心無罣礙接受的人也不算多,我曾經跟學生講到文藝復興的米開郎基羅大衛像,從學生永遠都是用一種淫笑在聽我講解,我就能:直到今日,裸體跟色情還是強烈掛勾。(當然這可能跟島國愛情動作片的氾濫有關。)
事實上,劉海粟後來甚至被軍閥孫傳芳通緝,以至於有段時間被需逃入租界保命,可以看到當時人反應之激烈。
至於音樂的黎錦暉,現在維基百科會介紹他是「中國流行樂之父」,聽起來好像很高大上,但當時不少文人對黎錦暉是一陣痛罵,民初超級噴人能手─魯迅就評價黎錦暉的歌:「跟絞死貓發出的聲音差不多。」至於另一個當時評價甚高的音樂創作人聶耳(著名代表作有「義勇軍進行曲」,是抗戰的流行歌,也是現在中共的國歌),更是罵道:「歌詞內容平庸!曲子粗制濫造!唱腔嗲聲嗲氣!是極不健康的影響!」
到底黎錦暉的創作內容是什麼?我查了一下他創作的「毛毛雨」,此哥被稱為中國第一首流行樂,歌詞是:
「毛毛雨,下個不停,微微風,吹個不停,微風細雨柳青青,哎喲喲,柳青青。小親親,不要你的金,小親親,不要你的銀,奴奴只要你的心,哎喲喲,你的心。
毛毛雨,不要盡為難,微微風,不要盡麻煩,雨打風吹行路難,哎喲喲,行路難。年輕的郎,太陽剛出山,年輕的姐,荷花剛展瓣,莫等花殘日落山,哎喲喲,日落山。」
嗯......好的,就我來看歌詞內容是挺肉麻的(但的確內容跟現在很多流行歌差不多),然後如果大家去YT搜尋,可以找到當時人唱的毛毛雨,我聽了幾句立刻放下耳機,並感嘆道:「太TM難聽了,這都啥玩意?」
說到此處,我相信有些人會可惜張競生當年不得志的遭遇。我是也替他有點可惜,但轉念一想,其實每個時代都有理念或創意走在極特殊以至於主流未必接受的位置。
以電影為例,號稱現在科幻片中經典以及啟蒙之作的「2001太空漫遊」,當年出來也是讓一堆人發矇,前面30分鐘像動物星球頻道加上後面30分鐘像嗑藥般的迷幻場景,當時就引發不少負評。
又比如皇后樂團的代表曲:波西米亞狂想曲。當時也是負評居多,我自己第一次聽也是發矇,完全不覺得好聽(其實到現在我還是覺得皇后其他歌曲比波西米亞好多了)。
張競生如果活在現代,說不定他仍會是個讓大眾傻眼的前衛者,或是說,他用太過直接的方式說出事物的本質,以至於大眾無法接受吧?
也話說,呱吉講這個主題是非常適合的,畢竟他平常就在搞「風流韻事審查委員會」之類的私密投稿及朗讀,他為人也有自己前衛的癖好,像他曾經說過,他以前在劇團演出的作品,曾經讓龍應台看到後直接衝出場,然後飽受刺激的說道:「我到底看了什麼?」而其實我聽他劇裡面的內容,也跟龍應台有一樣的想法。(不過也話說回來,我有時候也會被呱吉的作風影響,比如我曾經對免洗筷做過實驗。)
不過聽的人會不會開心?大家就自行斟酌。我自己是覺得這一則當中的某些故事講得挺不錯的,至於最後一段呱吉朗讀他自己的創作......如果你是只對歷史感興趣,那其實跳過也沒差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6YxCT7sPuY
胡適代表作 在 無限期支持陳水扁總統,台灣加油!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作者曹長青:中國病毒源頭找到了
(轉載自:《看》雜誌)
武漢病毒重創中國,現已蔓延成全球流行病,危及整個世界。在人們防治武漢病毒之際,也在追究病毒到底怎麼來的?源頭在哪裡?
最早被質疑的武漢海鮮市場(野生動物傳染)、後被外國專家質疑的中共軍方背景的武漢P4病毒實驗室、武漢市疾控中心實驗室等,都可能是病毒源頭。這與2003年的薩斯有相似之處,該病毒傳染初始也被說成是源自野生動物,但2004年中國有北京、安徽兩處的官方實驗室有薩斯病毒泄出,中共曾處分相關負責官員等。
病毒蔓延責任在中共當局
無論最後確定是哪種情況,責任則是確定無疑的,它是人為制度的惡果:如果是野生市場,那就是管理問題。中國早就制定野生動物管理法規,為什麼武漢政府不檢查、不制止、不取締「野生動物市場」?如是病毒研究所「洩露」,之前已有薩斯「殺死」全球七百多人,為什麼再次發生「外洩」?這不更是中共管理的問題嗎?
更嚴重的是,既然很早(2019年12月初)就發現了疫情,中共當局卻一直隱瞞,甚至把最早發出警告的八位吹哨人醫生當作造謠者追究。直到1月23日武漢封城,這中間足足耽誤了近兩個月。武漢市長說,這期間有500萬人離開武漢,成為傳染源,蔓延到中國各省,波及世界多國。
誰下令隱瞞?現已確定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中共官媒說習在1月7日主持過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討論疫情。武漢市長說他們對疫情已上報,但沒得到上級批准不能公開。這個「上級」清清楚楚就是習近平。因中國自2003年薩斯之後就建立了疫情直接上報中央的制度。習近平在第一時間就知道疫情,卻有意隱瞞。甚至在武漢封城之際習近平還做指示,要把政治穩定、社會穩定,即維穩,作為主要考慮。在如此緊急的疫情爆發之際,他想到的不是人命關天,而首先是自己權力的穩定、共產黨統治的穩固。此舉典型地展示了共產政權的核心:專制統治高於一切,人命在獨裁統治面前不過是一個數字。
在僅中國官方承認就有八萬多病毒感染者、三千多死亡(實際數字肯定遠大於此)、疫情完全沒有控制住的情況下,習近平政權仍然一次再次堅拒美國一流專家進入救援。多少本可以挽救的生命就因此喪失!從隱瞞疫情近兩個月,到拒絕美國專家救援,習近平手上的人命已難以計數,他已經犯下了應送紐倫堡審判的反人類罪!習近平把毛死後共產黨的集體領導制改成了獨尊他自己,獨攬大權,而且永不退休,所以這次疫情的最大責任者、最大罪魁就是習近平。
這場疫情再次清晰地展示出黨天下制度的嚴重危害。從病毒源頭(管理制度問題),到隱瞞疫情(黨國利益超過保護百姓生命)都證實,極權制度不僅沒有能力避免災禍,而是製造災難、人禍不斷。
疫情成了中國醜陋的大展示
除制度層面一覽無餘的弊端之外,武漢疫情也暴露出各階層中國人劣行、劣跡。首先是惡警、國保和那些帶上紅袖章的所謂疫情防控人員(很多原只是普通的街道閒雜人員等),他們強制人們隔離時粗暴、辱駡,甚至大打出手,像納粹蓋世太保一樣野蠻兇殘;那種對普通民眾的施暴、毫無人道,令人髮指。
而民間自發的隔離行為中,也暴露出很多人的極端自私、毫無公德,甚至毫無做人的基本概念。在不少城鎮鄉村,居民自發地封路、建牆、拆道;對外來的武漢人圍堵、歧視、甚至毆打,視他們為「瘟神」。人性、人道、人心,不見了;憐憫、同情、慈悲,沒有了。疫情成了中國醜陋的大展示。
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專制靠愚民維持。這種劣質中國人的背後,是共產黨獨尊的文化,文化塑造人。而力挺這種文化的是政治制度。在中國已形成三者惡性循環:專制制度,落後文化,劣質人。獨裁制度獨尊黨文化,這種劣質文化則塑造了皇民/暴民/刁民(就是沒有公民),而這種劣質人,就默認著、支持著邪惡的制度。
怎樣打破制度、文化、人這三個扼死中國的鏈條?不少知識份子一直在思考。早在民國初期、剛結束帝制的中國,梁啟超到美國考察,就發現中國人的素質問題。他在舊金山看到那裡的華人勾心鬥角、一盤散沙,也不參政問政。他痛心疾首地總結:如果中國人的素質不改變,不塑造出新人的話,什麼制度(民主)到了中國都沒用。他看到了人的問題,提出「新民說」。後來毛澤東想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可能就從他崇拜的梁公那裡得到靈感。
文學家和思想家魯迅則看到了文化問題。他在代表作《狂人日記》中寫道,中國文化的本質是吃人,線裝書的字縫中寫著兩個字:吃人。吃掉人的尊嚴、人的個性、人的自由靈魂。所以魯迅一輩子大聲疾呼「救救孩子」(未來),痛批封建禮教吃人的舊文化。
梁啟超看到人的問題,魯迅看到文化問題,同時代的另一文化人胡適則不僅疾呼改造傳統文化,更提出「全盤西化」,要學習西方,全盤民主化、自由化,引入西方憲政制度。
三個惡性鏈條,要先打破制度
今天的中國疫情更凸顯制度、文化、人這三位一體扼殺生命、泯滅人性的鏈條。怎麼解決這個惡性循環?當然,根本在於文化,只有新的文化、人性的文化,才可能塑造出看重生命、尊嚴、自由價值的新人。但要有這種文化,前提是結束黨天下,因為極權制度是黨文化的保護傘。制度不改變,黨文化的獨尊地位不可能撼動,而文化土壤不改變,就不會有新人。所以改變制度不僅是當務之急,更是一切改變的前提。
另外從時效和速度來看,改變文化、塑造新人,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文化的改變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兼收並蓄、百花齊放、相互競爭,最後優勝劣敗,包括保存中國文化中好的部分,改變泯滅人性、限制個體權利的部分。文化不能像法國大革命、中國文革那樣,通過政治權力(甚至暴力)來翻天覆地,而只能是一個漸進、選擇、融會貫通的過程,它需要時間。
而制度則不同,專制統治,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推翻、終結。像有70多年歷史的蘇共政權,俄羅斯人民起來抗爭後,三天就垮了。原東歐國家的共產政權幾乎都是這種模式被終結。黨天下被剷除,才能為西方憲政制度和文化的進入提供條件。所以,無論是時間性還是前提性,結束共產制度都必須、只能是第一優先、首要目標。
中國疫情再次對中國人,以及全世界對中共獨裁政權仍抱幻想的人,重錘猛砸、當頭棒喝:病毒的源頭不是野生海鮮市場,主因也不是病毒實驗室,而是中南海,是制度導致的惡果!只有結束黨天下,從制度層面根本改變,建立憲政民主,確保新聞和言論自由,才不會再有劣質管理導致薩斯、武漢病毒等外洩、蔓延,才可能不再產生隱瞞疫情的獨裁者習近平,中國人才可能活得有自由、有健康、有尊嚴。
這場疫情大災難,到底會在多大程度上改變專制中國,首先取決於中國人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覺醒。沒有覺醒,就沒有推翻專制的勇敢。災難只有成為契機、帶來轉機,生命的喪失才不會是白流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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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長青:中國病毒源頭找到了
(轉載自:《看》雜誌)
武漢病毒重創中國,現已蔓延成全球流行病,危及整個世界。在人們防治武漢病毒之際,也在追究病毒到底怎麼來的?源頭在哪裡?
最早被質疑的武漢海鮮市場(野生動物傳染)、後被外國專家質疑的中共軍方背景的武漢P4病毒實驗室、武漢市疾控中心實驗室等,都可能是病毒源頭。這與2003年的薩斯有相似之處,該病毒傳染初始也被說成是源自野生動物,但2004年中國有北京、安徽兩處的官方實驗室有薩斯病毒泄出,中共曾處分相關負責官員等。
病毒蔓延責任在中共當局
無論最後確定是哪種情況,責任則是確定無疑的,它是人為制度的惡果:如果是野生市場,那就是管理問題。中國早就制定野生動物管理法規,為什麼武漢政府不檢查、不制止、不取締「野生動物市場」?如是病毒研究所「洩露」,之前已有薩斯「殺死」全球七百多人,為什麼再次發生「外洩」?這不更是中共管理的問題嗎?
更嚴重的是,既然很早(2019年12月初)就發現了疫情,中共當局卻一直隱瞞,甚至把最早發出警告的八位吹哨人醫生當作造謠者追究。直到1月23日武漢封城,這中間足足耽誤了近兩個月。武漢市長說,這期間有500萬人離開武漢,成為傳染源,蔓延到中國各省,波及世界多國。
誰下令隱瞞?現已確定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中共官媒說習在1月7日主持過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討論疫情。武漢市長說他們對疫情已上報,但沒得到上級批准不能公開。這個「上級」清清楚楚就是習近平。因中國自2003年薩斯之後就建立了疫情直接上報中央的制度。習近平在第一時間就知道疫情,卻有意隱瞞。甚至在武漢封城之際習近平還做指示,要把政治穩定、社會穩定,即維穩,作為主要考慮。在如此緊急的疫情爆發之際,他想到的不是人命關天,而首先是自己權力的穩定、共產黨統治的穩固。此舉典型地展示了共產政權的核心:專制統治高於一切,人命在獨裁統治面前不過是一個數字。
在僅中國官方承認就有八萬多病毒感染者、三千多死亡(實際數字肯定遠大於此)、疫情完全沒有控制住的情況下,習近平政權仍然一次再次堅拒美國一流專家進入救援。多少本可以挽救的生命就因此喪失!從隱瞞疫情近兩個月,到拒絕美國專家救援,習近平手上的人命已難以計數,他已經犯下了應送紐倫堡審判的反人類罪!習近平把毛死後共產黨的集體領導制改成了獨尊他自己,獨攬大權,而且永不退休,所以這次疫情的最大責任者、最大罪魁就是習近平。
這場疫情再次清晰地展示出黨天下制度的嚴重危害。從病毒源頭(管理制度問題),到隱瞞疫情(黨國利益超過保護百姓生命)都證實,極權制度不僅沒有能力避免災禍,而是製造災難、人禍不斷。
疫情成了中國醜陋的大展示
除制度層面一覽無餘的弊端之外,武漢疫情也暴露出各階層中國人劣行、劣跡。首先是惡警、國保和那些帶上紅袖章的所謂疫情防控人員(很多原只是普通的街道閒雜人員等),他們強制人們隔離時粗暴、辱駡,甚至大打出手,像納粹蓋世太保一樣野蠻兇殘;那種對普通民眾的施暴、毫無人道,令人髮指。
而民間自發的隔離行為中,也暴露出很多人的極端自私、毫無公德,甚至毫無做人的基本概念。在不少城鎮鄉村,居民自發地封路、建牆、拆道;對外來的武漢人圍堵、歧視、甚至毆打,視他們為「瘟神」。人性、人道、人心,不見了;憐憫、同情、慈悲,沒有了。疫情成了中國醜陋的大展示。
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專制靠愚民維持。這種劣質中國人的背後,是共產黨獨尊的文化,文化塑造人。而力挺這種文化的是政治制度。在中國已形成三者惡性循環:專制制度,落後文化,劣質人。獨裁制度獨尊黨文化,這種劣質文化則塑造了皇民/暴民/刁民(就是沒有公民),而這種劣質人,就默認著、支持著邪惡的制度。
怎樣打破制度、文化、人這三個扼死中國的鏈條?不少知識份子一直在思考。早在民國初期、剛結束帝制的中國,梁啟超到美國考察,就發現中國人的素質問題。他在舊金山看到那裡的華人勾心鬥角、一盤散沙,也不參政問政。他痛心疾首地總結:如果中國人的素質不改變,不塑造出新人的話,什麼制度(民主)到了中國都沒用。他看到了人的問題,提出「新民說」。後來毛澤東想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可能就從他崇拜的梁公那裡得到靈感。
文學家和思想家魯迅則看到了文化問題。他在代表作《狂人日記》中寫道,中國文化的本質是吃人,線裝書的字縫中寫著兩個字:吃人。吃掉人的尊嚴、人的個性、人的自由靈魂。所以魯迅一輩子大聲疾呼「救救孩子」(未來),痛批封建禮教吃人的舊文化。
梁啟超看到人的問題,魯迅看到文化問題,同時代的另一文化人胡適則不僅疾呼改造傳統文化,更提出「全盤西化」,要學習西方,全盤民主化、自由化,引入西方憲政制度。
三個惡性鏈條,要先打破制度
今天的中國疫情更凸顯制度、文化、人這三位一體扼殺生命、泯滅人性的鏈條。怎麼解決這個惡性循環?當然,根本在於文化,只有新的文化、人性的文化,才可能塑造出看重生命、尊嚴、自由價值的新人。但要有這種文化,前提是結束黨天下,因為極權制度是黨文化的保護傘。制度不改變,黨文化的獨尊地位不可能撼動,而文化土壤不改變,就不會有新人。所以改變制度不僅是當務之急,更是一切改變的前提。
另外從時效和速度來看,改變文化、塑造新人,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文化的改變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兼收並蓄、百花齊放、相互競爭,最後優勝劣敗,包括保存中國文化中好的部分,改變泯滅人性、限制個體權利的部分。文化不能像法國大革命、中國文革那樣,通過政治權力(甚至暴力)來翻天覆地,而只能是一個漸進、選擇、融會貫通的過程,它需要時間。
而制度則不同,專制統治,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推翻、終結。像有70多年歷史的蘇共政權,俄羅斯人民起來抗爭後,三天就垮了。原東歐國家的共產政權幾乎都是這種模式被終結。黨天下被剷除,才能為西方憲政制度和文化的進入提供條件。所以,無論是時間性還是前提性,結束共產制度都必須、只能是第一優先、首要目標。
中國疫情再次對中國人,以及全世界對中共獨裁政權仍抱幻想的人,重錘猛砸、當頭棒喝:病毒的源頭不是野生海鮮市場,主因也不是病毒實驗室,而是中南海,是制度導致的惡果!只有結束黨天下,從制度層面根本改變,建立憲政民主,確保新聞和言論自由,才不會再有劣質管理導致薩斯、武漢病毒等外洩、蔓延,才可能不再產生隱瞞疫情的獨裁者習近平,中國人才可能活得有自由、有健康、有尊嚴。
這場疫情大災難,到底會在多大程度上改變專制中國,首先取決於中國人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覺醒。沒有覺醒,就沒有推翻專制的勇敢。災難只有成為契機、帶來轉機,生命的喪失才不會是白流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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