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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0728）
情書——最早的寫作

1955年開始，是香港上海書局出版書籍最蓬勃的時期，主要是因應新、馬、印（印尼）的華文讀者需求。由於這些地區對中國紅色政權的防範，對中國出版物嚴格限制，以提供華文讀物為主的上海書局就要開拓書籍來源。上海書局總局在新加坡，在馬來亞和印尼都有分局，香港分局就要負擔將大陸出版物改頭換面提供給南洋的任務。在香港的約稿和審稿，由編輯趙克和吳藹凡負責。我在編輯部起先負責收集中國的出版物，其後升任助編和編輯，主要工作就是將中國的出版物重新編輯在香港用繁體字出版。那幾年，我編選過中國歷代詩歌、散文、小說等大部頭的選集，也編選過現代中國文學作品、西方的作家與作品集等等。因這工作，我大量閱讀中外文學作品，最令我沉醉的是中國古代詩詞，和俄國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小說。這些閱讀，固然給我扎下一些文化根底，也在思想上萌生了現實主義、人道主義的精神。在後來的極左思潮冲刷下，我的文學閱讀根底自自然然在思想上產生對極左的抗體，沒有完全喪失自我。

晚上我繼續閱讀，主要閱讀中國出版的許多人文雜誌，包括《人民文學》《文藝報》《文學評論》《哲學研究》《歷史研究》等刊物。不能說不受中共黨的文化導向所影響，但在毛澤東於1956年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時，「引蛇出洞」引出了許多真正想要通過寫作去為政治、為社會除污滌垢的作家，發表不少「干預生活」的作品。我讀到劉賓雁的《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及續篇，和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時，極感震撼，讀到一些歷史、哲學的非馬列的文章，也引發思考。我當時感到有這樣離開主流意識的批判作品和文章出現，新中國充滿希望。到1957年反右運動發生，我嚮往的作家、文化人被打成右派，我顿感失落，但愛國觀念令我為中共政權找藉口，覺得也許為了鞏固政權，防止思想動亂，真的需要這樣。

上世紀五十年代後半，是我密切接觸中國文化和思潮動向的時期，幾乎每天都陷入思考。另外，從55年初開始，與麗儀頻密通信，這也可以說是我最早的寫作。

開始寫的信，不是情書，只是講些彼此生活、學習、周遭的事，我談的多是關於閱讀、文化思潮和對中國局勢的關注，而她講的是在大學的生活，她讓我知道她學習成績優秀，又是學校的體操隊員，還被吸收入共青團，成為學校重點培養的學生。慢慢我們的通信就涉及個人的理想、胸懷、情操，談思想、哲理、社會，類似幼稚版的魯迅的《兩地書》。再後來，就談到愛情，進而就是彼此的關懷愛慕。大約一年後，彼此都幾乎每天寄出一封信，就像日記一樣坦率直抒胸臆。那時寫信，跟現在發簡訊、發電郵不同，並非即時可達，而是要等幾天，從寄出一封信到獲得對這封信的回應，至少一星期以上。一星期的等待，就讓感情在期盼與思念中深化了。這樣的感情生活，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回憶。

我後來回想這段日子，覺得我的寫作能力，在某種程度上是因寫情書而練就的。因為寫情書一定是給特定的對象看，一定要真誠，要剖白胸懷，要考慮她是否明白自己的意思，是否會引起共鳴，並估量會有何反應。所有這些，都是寫作的重要條件。許多人文章寫不好，是因為沒有考慮到讀者，往往流於自說自話。若文章只是自己懂而別人不懂，那很可能是他自己對所說的道理也未必真懂。

一日一封情書，延續到六○年結婚。其後還有通信，但不是一日一封了。而且，變成談家事，女兒出生就講孩子。這些都不算情書了。
2008年麗儀去世後，我在悼亡文章中也提到過那些年寫情書的事。有朋友提議我拿來出版，但文革開始時她已全部燒掉。幸而燒掉，否則她1970年被審查時恐怕過不了關。沒有燒的、文革開始後我給她的信，被審查她的人逐字逐句審問。但燒掉了我也覺得可惜。因為當時這些信真是寫得很用心。現在出版，說不定還會有人要看呢。

我的寫作生涯從寫情書開始，大約兩年後，於1957年，我向《文匯報》的「文藝週刊」投稿，並被這個有較高要求的版面取用，由此走上左派文壇。不過，經60多年，搬幾次家後，那時的習作都失去，沒有留下來了。（42）

圖1，1956年在石澳海灘；

圖2，1956年麗儀是大學的體操隊員。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失敗者回憶錄0723）
畢生受用的禮物

1952年我16歲生日那一天，父親送了一套《魯迅全集》給我作生日禮物。他那時知道我喜歡看文學著作，在學校的中文作文成績也較好。這套全集我一直保留到現在，許多本都佈滿蟲蛀的痕跡，紙頁也很有點脆了。

這套《魯迅全集》是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初版，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三版的版本。民國二十七年是1938年，魯迅去世後二年。全集二十冊，前十冊是他的著作，後十冊是他的譯作。

父親送我時，大概沒有想到，這套全集是我思想和寫作的瑰寶。我至今仍然感懷父親給我這個畢生受用的禮物。

看慣現在的白話文的青年朋友，讀魯迅的白話文書寫可能稍有扞格，但我16歲時卻讀得津津有味。從他的小說開始讀，繼而雜文。讀魯迅，大大提升了我的中文水平和文學修養，開拓了我的視野，對社會、政治、人生有了新的思考。魯迅舊學根底深厚，又留學日本，博覽西方文學和思想論述，在他的小說和雜文中，有傳統文化的底蘊，西學的淵源，和針砭時弊的邏輯思維。離開學校進入出版界工作，我繼續讀魯迅的書。通讀了全集前十本他的著作，後十本譯作只讀了一小部分，原因是他主張忠於原著的直譯，而直譯委實讓讀者難以消化。
那時候讀到他早期著作《熱風》中的一篇「隨感錄三十八」：

「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眾宣戰。除精神病學上的誇大狂外，這種自大的人，大抵有幾分天才，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裡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所以多有這『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這篇發表在1918年11月18日《新青年》雜誌的文章，使我反覆思考了好久，也在筆記本中抄了下來。這段寫於100年前的話，當時使我對「愛國主義」有了新的思考。而七十年來的中國，「個人的自大」一直被「合群的愛國的自大」所壓制，是更「可哀」、更「不幸」了。
摘錄這小段文字，就明白為什麼魯迅的雜文在今天讀來都不覺過時，也明白為什麼這位在延安時期備受毛澤東稱道的作家，他的小說、雜文近年在中國的教科書中不斷被剔除了。中國歷代的專制政權，都是植根於這種「合群的愛國的自大」中，也利用這種「自大」去凝聚民眾的奴性，經久不息，延綿至今。

魯迅在雜文著作中，多方面多角度批判中國人的國民性，而在小說《阿Q正傳》中，就樹立了中國人劣根性的典型。在個人權利被漠視的社會，這種劣根性有時甚至不是作為負面的人性而存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被迫在農村勞動20年的小說家高曉聲（1928-1999），在1979年獲平反後，有一次來港時自我嘲諷地說：「這麼多年，如果我沒有一點阿Q精神，我怎麼撐過來呀？」在座的包括我在內，都明白他這句話的苦澀含義。

文革時中共把所有的中外文化都批判為「封、資、修」，但因毛澤東曾經極力推崇，因此香港左派書店除了大量毛著之外，還有魯迅著作。我這時期又把魯迅所有的小說和雜文再讀一遍，並寫過一本叫《和青年朋友談魯迅》的書，編輯過他的語錄。魯迅晚年參加中共幕後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但他沒有被中共體制收編，反而批判左盟領導者為「拉大旗·作虎皮」的「奴隸總管」。魯迅自始至終保持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魯迅晚年最接近的胡風，在中共建政後的1955年，被打成「反革命集團」。

在我幾十年寫的評論文章中，常會引用魯迅的語錄，也貫徹他的思想。魯迅的人道主義、否定「合群的愛國的自大」，使我在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的侵蝕下，思想上有了抵禦的堡壘。
更使我畢生受用的是他的這句話：「我的確時時刻刻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地解剖自己。」我後半生的思想認識的轉變，正是秉持這種批判現實也批判自己的精神而來。（40）

圖1，1968年編集出版的魯迅語錄《魯迅論文藝》。

圖2，1957年麗儀春節假期回港，攝於上海書局編輯部，時年21歲。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隨筆。
久沒發文了，匯流一下最近的日記。

我喜歡作為一個聆聽者與觀察者，匍匐在社會的暗潮中，看見光未君臨之處存在的騷動。

歷史本身就是一種權威，有光、有筆、有鏡頭，才有歷史產製並保留。

作為一個人，就是一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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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那麼愛新聞，對我而言是各個偶遇，事件連結起素昧平生的人們，也更傾向將他們還原為立體且具有肉之軀的個體，端詳他們過往的生命歷程。

我習慣晨起打掃、配著國際新聞背景音播送，認知世界在流動中的衝突與融合，大部分的聲音是槍響，從愈加劇烈的緬甸內戰，到加薩走廊的哀鴻遍野。

今早，一個稚嫩的十歲加薩女孩話音讓我放下手邊工作，擦乾手坐回螢幕前聆聽她故作堅強的顫抖，那是個本該在鞦韆上只需要記得天空的年紀，她從廢瓦殘堆中拖出一個書包，裡頭盡是種種緊急逃難用品，擁著弟弟吻了他的額頭說愛他。
他們說好，一有任合動靜就立刻到客廳集合，即便要死，也要死在一起。

手足之情深，是我最刻骨銘心的愛的樣態，而這句震耳欲聾的愛，壓過了隆隆砲火、穿過了半個地球，另一個處在承平盛世的我潸然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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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恐懼，是台灣人心中未發的芽，或無從選擇的聽天由命、或因恐懼而生的責備彼此。

線性史觀中，普遍認為迎來和平或民主化後，就像童話故事結尾般的從此過著幸福和平的生活。
其實綜觀歷史，戰爭與離散才是常態，並不是不動聽的威嚇或目的性鬥爭，那就是個逃不了的事實，所有事情都在看似不動時變動，像冰河奔湧大地，在緩慢無法察覺中破壞一切如常。

我們與南韓都是未終戰的國度，硝煙味仍在前線瀰漫，沒有一方擁全掌控權，都受制於世界各方傾軋之中，外部環境決定一切。

『《浪潮》用一個1967年發生在美國加州中學的真實社會實驗告訴我們：一旦外部環境嬗變，政治文明的退潮，可以很快。』

「世界離極權只有五天。」

民主國家對極權的想像遙遠、承平時期也對戰爭無知，哪個會先來到、對台灣而言，真的說不準。

整套機制緩緩捲動，牽引出些微徵兆，小的不起眼不受普遍重視，通常驚覺之時已為時已晚，能力挽狂瀾的關鍵時刻已被集體無意識而貽誤。
這些徵兆體現在一個個新聞上的標題、社群下的留言、一次次集體的盲從和過度的狂熱與深信、或對於改變現況的過度迫切，甚至樂觀，都可能將集體社會推向深淵。

如二戰前的世人孤注一擲相信狂人將領他們邁向新生脫胎換骨、如文革時的紅衛兵相信有為青年將破除舊陋習並創造新中國，那種充滿希望的嚮往未來，一片廢墟裡的內在興榮假象，以及在大鳴大放與六四前波瀾壯闊的討論新可能的思潮，人們相信著變得柔軟的社會可以包容言論並激盪出更自由而開放的走向，換來的卻是以時代為單位的腥風血雨。
在我這並不長的廿四年歲，已經遇過幾位從這種心態巨變走出來的人，對我生命造成的震撼，無以言表。

速度感是比較而來，人們無法從單一此刻的座標發現位移，因此需要接觸外在、需要新聞、需要記者，協助我們在日復一日的平常之中定位自己與外在的動態變化，並保持看待事件的批判和懷疑。

一個國家最脆弱的時刻，是在一個瞬間的事件發生、所有人驚愕且未知之時的言論爆炸，也炸開銳實力侵蝕的巨大破口，會瞬間凝聚一大票社會內的自體攻擊能量，穿鑿附會的陰謀論更會成為主調、無以擺脫。

（若要舉例，最近一次就是大停電當下的社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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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起國安法前潔平的一段話：

「惡是一整套的機制，無聲運行於每一個普通人的日常。
每個人的動作只要在這機制中適應一點點，或者扭曲一點點，捲入所有人的深淵就形成了。

擺脫它的成本會越來越高，高到遠超普通人可以承受，甚至就算離開，與這機制互動出的默契依然留存在你的身體習慣上。
而這時，從外看來，無論內裡多少抵抗與掙扎，所有人已逐漸固化成同一個惡的符號。

難題在於，你並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身處其中」，什麼時候可以「置身事外」。

疫情之後、走向冷戰的世界，民主國家的諸多應對決策，暴政的因子，早已潛藏其中。
若把政治的場域縮小，即使在自由法治的社會，家庭、學校、職場、教會等各類大小組織中，暴政運作的因子，更是無處不在。」

亂世落重典，香港的墜落僅僅一瞬，快得令人反應不來。

我曾說過，之所以想學政治，是想知道我與我的國家是如何死去，一個悲壯淒美而無用的原因，將歷史與世界的終點視為一場毀滅、將自己置於四維座標系之中，知古今、談中外；也將自己本身的終點視為一場消亡，要怎麼在自我煙滅之前，將自己狀態調整到能從容就義、並為所愛鋪好後路。

這個所愛的範圍，小至家人、大至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