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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篇抽獎文】

⭐行政法解題書

行政法科的解題書，相較於其他法科，好像選擇真的比較少🤣

這本除了版上有人推薦外，小編自己本身也有閱讀過，解題架構上還蠻清楚的，大家也可以到書局翻翻看適不適合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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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取自博客來：

三版序

行政法近期又有許多修正，如行政訴訟法增訂「都市計劃審查程序」專章等等，面對初修法過後，考題的反應上多會從立法理由及比較新舊法的利弊出發，因相對應的實務及學說見解也尚在發展中，故無論司律第一試或第二試，修法的考型都相對固定，考生們可以藉由閱讀司法院官方的修法新聞稿及列印相關的新舊法比較及立法理由來加以應對，例如本次增訂都市計劃審查程序，司法院官網便有如列了統一救濟途徑、預先解決紛爭、防止發生濫訴之缺失、便利民眾參與訴訟、確保法秩序之安定、迅速的救濟程序及正當法律程序保障等8大重點，讀者們即可以此8大重點去臚列相對應條文的條號，切記不用硬背，在附發法條的司律二試中只要翻的到條號就可以了，請善用有限的記憶體，將精力拿去搞清楚實務及學說的爭點比較能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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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鐵迫遷，是國家人權委員會不能迴避的問題】
　
今天的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監察院秘書長蒞會說明監察院的立法計畫並備質詢。我也趁這個機會，呼籲監察院應該繼續監督迫遷的個案與制度性問題。
　
在上週，鐵道局突襲性地嘗試拆除南鐵最後兩戶抗爭戶，爆發了流血衝突，也再度讓各界熱議迫遷的問題。
　
事實上，在2014年時，監察院就針對南鐵東移案進行過調查。而在2017年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會議審查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中，審查委員們更強烈關切台灣正在發生的迫遷，並建議所有形式的迫遷應宣布暫時中止，直到符合國際基準的迫遷安置及重建法制定為止。
　
然而，從2017年到現在，內政部的土地徵收條例草案，還沒長出來。各機關落實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回應表的進度，仍然停留在2019年，內政部「預計」將於2019年12月31日送立法院的進度。
　
更有甚者，在上週五交通部前的抗議，還有現場進行採訪的記者被警察強上束帶、壓制在地。
　
監察院在2021年的國家人權業務預算，編列了123,974千元。對於一個這麼新的組織，投以這樣規模的資源，反映的是全民對於國家人權委員會的期待。
　
在這樣的期望之下，希望國家人權委員會對於各種侵犯居住權、侵害集會遊行和採訪自由的個案背後的系統性問題，能夠真的拿出「國家」和「人權」的高度，進行調查和處理。
　
【再幫國家人權委員會上緊一下螺絲】
　
1.國家人權委員會會議資料，要即時更新上網
　
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第5條第1項：「本會每個月舉行一次委員會議，必要時得經委員三人以上之提議召集之。」
　
但是，國家人權委員會的網站，只有今年8月4日開會的會議紀錄。另外，當次會議雖然決議要每週開會，然而監察院會議行事曆也都沒有顯示有安排會議。
　
秘書長表示，國家人權委員會確實有每週密集開會，不過網站並沒有即時更新。我也期望，國家人權委員會究竟做了什麼，能夠及時公開，讓民眾知道人權委員會委員們的努力。
　
2.不要混淆人權委員會的「調查報告」和其他委員會的「調查報告」
　
第二個問題是，國家人權委員會網站中，「人權績效」裡的「調查報告」，將常設委員會的調查報告納入，連人權委員會成立前、最久到2001年的調查報告都被納入。
　
請問，不是國家人權委員會所作成的調查報告，能作為國家人權委員會的「人權績效」嗎？
　
因此，我強烈建議秘書長，在網頁呈現和統計上，國家人權委員會依據其職權作成的「調查報告」，不應和常設委員會的「調查報告」混淆。
　
這樣子，人民才能清楚知道，花了那麼多錢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效益在哪裡。
　
3.協助人民提起司法救濟，要注意訴訟資源的需求
　
最後，是針對監察院提出的國家人權委員會職權行使法草案。
　
監察院版草案第12條第2項規定：「各級政府機關（構）因涉及第二條之事項，而有違法失職情事，致使人民權利受損害，人權委員會認有必要時，得協助人民提起司法救濟，亦得依行政訴訟法及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聲請參加訴訟。」
　
立法理由也說：「各級政府機關（構）因涉及第二條之事項，致使人民權利受損害，人民無法或難以救濟之情形，人權委員會認有必要時，得協助人民提起司法救濟」。
　
我向秘書長詢問，所謂「協助人民提起司法救濟」，具體的協助方式是什麼？是否包括訴訟費用、律師費用？
　
因為訴訟費用和法律專業，往往是提起相關司法救濟的第一道門檻。而政府機關被認定違法失職、致使人民權利受損害的狀況下，這樣的程序成本更不應該由人民負擔。
　
秘書長也正面表示，未來監察院會研議相關的法規命令，讓人民可以得到司法救濟所需的協助。
　
短短的5+5分鐘，只能問到這麼多的問題。而在這些問題背後，是我個人卑微的期望，希望國家人權委員會，真的能成為被國家欺負的弱勢民眾，在體制內最堅強的靠山。

裁判字號：
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396 號 判決
案由摘要：
鐵路法
裁判日期：
民國 108 年 08 月 12 日（重要判決值得注意！）
裁判要旨：
一、刑罰與行政罰相較孰輕孰重，雖然各國立法例或學說容或有不同的見 解，惟我國立法者業已於行政罰法第 4 條、第 26 條規定及其立法 理由中，認定無論從行為的情節輕重、違反社會性或法益侵害的程度 及懲罰的作用等方面而言，刑罰均屬較行政罰為重的制裁。又立法政 策改變，就同一行為的處罰由「刑事罰」變更為「行政罰」，屬法律 的變更，且未改變其行為的可罰性，至其新舊法律的適用，應依行政 罰法第 5 條所定的「從新從輕原則」予以決定。
二、刑罰與行政罰同屬對不法行為的制裁，基於法治國下的法安定性及信 賴保護原則，必須行為人於行為時對於何種行為應受如何的制裁有所 認識或有預見的可能性，始得在該法律效果的範圍內依法對其加以懲 罰。是以，無論刑法第 1 條所定的罪刑法定主義或行政罰法第 4 條所定的處罰法定主義，都是建立在行為時的法律有明文規定刑罰或 行政罰的構成要件及其法律效果的基礎上，而且對行為人的制裁，亦 應在行為時法律所明定的法律效果範圍之內，方不會使行為人擔負其 行為時法律所未規定的責任，致其遭受無法預見或預計的懲罰。
參考法條：行政罰法第 4 條、第 5 條、第 26 條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8年度判字第396號 上 訴 人 林建均 訴訟代理人 鄭敦宇 律師 被 上訴 人 交通部 代 表 人 林佳龍 訴訟代理人 孔繁琦 律師 林俊宏 律師 吳篤維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鐵路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7年8月21日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432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的代表人於案件繫屬本院後的民國108年1月14日變 更為林佳龍，已經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二、被上訴人以上訴人與訴外人羅仕鑫共同於102年3月至4月間 加價販售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下稱「臺鐵」）北埔站至 蘇澳新站及新城站至蘇澳新站間的團體火車票（下合稱「臺 鐵團體票」）計11,440張，違反67年7月26日修正公布的鐵 路法（下稱「67年鐵路法」）第65條規定，上訴人於103年 10月15日（原判決植為13日）始接獲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下稱「花蓮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認依行政罰法 第27條第3項規定，尚未逾行政罰的裁處時效；鐵路法第65 條於103年6月18日修正時由刑罰改為行政罰，按法務部104 年4月14日法律字第10403501650號函示，於103年修法前的 違法行為，依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從輕處罰原則，適用103年 修正後行政罰的規定裁處，乃依103年6月18日修正公布的鐵 路法（下稱「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以106年9 月29日交路監（一）字第1069700104號裁處書（下稱「原處 分」）處上訴人出售車票價格1倍的罰鍰計新臺幣（以下如 未特別指明，均同）1,143,700元。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 ，遭決定駁回後，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判決駁回，遂提起 本件上訴，並聲明：原判決廢棄；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 三、上訴人起訴的主張及被上訴人在原審的答辯，均引用原判決 所載。 四、原審為上訴人敗訴的判決，是以：
（一）上訴人與羅仕鑫意圖謀利，以代訂臺鐵火車票方式，由羅 仕鑫提供其女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交付上訴人使用，由 上訴人上網向臺鐵申請團體票訂票商店代碼，於102年3月 至4月間以電腦訂票程式訂購臺鐵團體票計11,440張，由 羅仕鑫以每張車票加價10元的代價出售給花蓮地區各大藝 品店，上訴人與羅仕鑫共同將所購臺鐵團體票以加價方式 出售的違規行為，堪予認定。又上開違規行為違反67年鐵 路法第65條規定，惟該規定業於103年6月18日修法，將上 開違規行為除罪化，改為行政罰，故上訴人與羅仕鑫所犯 67年鐵路法第65條罪嫌，因於犯罪後廢止其刑罰，業經花 蓮地檢署檢察官為102年度偵字第4256號不起訴處分在案 。 （二）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乃立法政策裁量，將「購 買車票加價出售圖利」行為的可非難性，由刑事罰降低至 行政罰，為處罰的減輕，並非就此不罰。是依本院103年 度判字第528號判決意旨，立法政策改變，就同一行為的 處罰，無論由「行政罰」轉變為「刑事罰」，或由「刑事 罰」變更為「行政罰」，均屬法律的變更，其新舊法律的 適用，應依行政罰法第5條所示「從新從輕原則」的法理 定之。亦即，行為時法律科以刑事罰，裁處時法律僅論以 行政罰，以裁處時法律效果有利於上訴人，即應援引裁處 時法律為裁處。上訴人上開違規行為發生於102年3月至4 月間，依67年鐵路法第65條規定，係處拘役或科或併科1 千元以下罰金的刑罰，該條文嗣於103年6月18日修正為行 政罰，惟103年6月18日修正前、後的鐵路法第65條規定均 具不法內涵，並未變動，被上訴人乃按行政罰法第5條規 定從新從輕原則，依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依經 上訴人及羅仕鑫簽名確認的臺鐵訂票紀錄計11,440張，包 含臺鐵北埔站—蘇澳新站計20筆及新城站—蘇澳新站計37 筆紀錄，按各區間車票價格計算，票面金額共計 1,143,700元，乃以原處分處上訴人出售車票價格1倍的罰 鍰（即法定最低倍數罰鍰）計1,143,700元，並無違誤， 且未違反行政罰法第4條規定。上訴人以其行為後，裁處 法律效果改為行政罰，而認其行為乃為行為時法律所「不 罰」，於法不合。 （三）上訴人因偽造文書案，經花蓮地檢署檢察官以103年度偵 字第1526、2114、2274號起訴書，提起公訴，經臺灣花蓮 地方法院（下稱「花蓮地院」）103年度訴字第288號刑事 判決以上訴人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6月， 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在案。惟花蓮地院103年 度訴字第288號刑事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內容，僅是針對 上訴人利用電腦設備購買車票的犯罪行為，與本件加價出 售違規行為無關，故被上訴人自得就上訴人與羅仕鑫共同 將所購臺鐵團體票加價出售的違規行為，加以處罰。
（四）綜上，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 乃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等詞，為其判斷的基礎。
五、本院判斷如下：
（一）依法始得處罰，為民主法治國家基本原則之一，對於違反 社會性程度輕微的行為，處以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 罰，雖較諸對侵害國家、社會法益等科以刑罰的行為情節 輕微，惟本質上仍屬對於人民自由或權利的不利處分，其 應適用處罰法定主義，仍無不同。為使行為人對其行為有 所認識，進而擔負其在法律上應有的責任，行政罰法第4 條明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或 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立法理由參照）又一行 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時，由於刑 罰與行政罰同屬對不法行為的制裁，而刑罰的懲罰作用較 強，故依刑事法律處罰，即足資警惕時，實無一事二罰再 處行政罰的必要。且刑事法律處罰，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 之，較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應予優先適用，故同法第26條 第1項前段明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 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立法理由參照 ）據此可知，刑罰與行政罰之間孰輕孰重，雖然各國立法 例或學說容或有不同的見解，惟我國立法者業已於上開規 定及其立法理由中，認為無論從行為的情節輕重、違反社 會性或法益侵害的程度及懲罰的作用等方面而言，刑罰均 屬較行政罰為重的制裁。 （二）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 ，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 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 者之規定。」明定法律或自治條例變更時的適用，是採「 從新從輕」的處罰原則，即於行為後的法律或自治條例有 變更者，原則上是「從新」，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的 法律或自治條例；僅於裁處前的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 處罰者，始例外「從輕」，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的規定 （立法理由參照）。又我國過往承襲德日學說見解，認為 「行政罰」與「刑罰」本質有所不同，前者行為之所以受 處罰並非本質上違反倫理或道德，而是因法律的規定，故 稱為「法定犯」；後者則是本質上違反道德或倫理的行為 ，無待法律規定，即具有可非難性，稱為「自然犯」。然 而，行政罰所制裁的行為，未必即無道德或倫理的可非難 性，且原來純為法律規定的義務，長期施行後深植人心， 亦可能轉變為道德或倫理的要求。是以，典型的刑事犯較 諸典型的行政犯，固然有較高的反道德性及反倫理性，對 社會足以產生較大的損害或危險，但二者間並非本質上有 絕對的不同，而是因價值判斷或不法行為的內容，所作逐 漸的進階式劃分，而此劃分權限屬於立法機關，立法者得 從社會需要與政策考量等觀點，衡量該等行為的危險性， 據以決定處罰的方式。此觀諸司法院釋字第517號解釋理 由書揭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制裁究採行政罰抑刑事罰 ，本屬立法機關衡酌事件之特性、侵害法益之輕重程度以 及所欲達到之管制效果，所為立法裁量之權限……。即對 違反法律規定之行為，立法機關本於上述之立法裁量權限 ，亦得規定不同之處罰」意旨即明。因此，立法政策改變 ，就同一行為的處罰，無論由「行政罰」轉變為「刑事罰 」，或由「刑事罰」變更為「行政罰」，均屬法律的變更 ，且未改變其行為的可罰性，至其新舊法律的適用，自應 依前述行政罰法第5條所定的「從新從輕原則」予以決定 。 （三）67年鐵路法第65條規定：「購買車票加價出售圖利者，處 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元以下罰金。」是採取以刑罰制裁行 為人的立法政策。嗣於103年6月18日修正公布的103年鐵 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購買車票加價出售或換取不正 利益圖利者，按車票張數，處每張車票價格之1倍至10倍 罰鍰。加價出售訂票或取票憑證圖利者，亦同。」將原本 的刑事制裁予以除罪化，改以行政罰制裁行為人。是行為 人如於舊法時期購買車票加價出售圖利，而違反67年鐵路 法第65條規定，嗣於新法時期制裁時，由於無論新舊法時 期，該行為均屬不法行為而具有可罰性，且因103年鐵路 法第65條第1項前段規定的行政罰，較67年鐵路法第65條 規定的刑罰為輕，故應依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的「從新從 輕原則」，適用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前段規定裁處（ 另參酌司法院院解字第3389號解釋意旨）。
（四）事實認定是事實審法院的職權，而如何調查事實或證據的 證明力如何，事實審法院有斟酌判斷之權，如果其事實的 認定已經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而且沒有違 背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證據法則，縱然其證據的取捨與 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導致其事實的認定不同於該當事人 的主張者，也不可以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的情形。原審 依職權調查證據並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的結果，認 定上訴人與羅仕鑫意圖謀利，以代訂臺鐵火車票方式，由 羅仕鑫提供其女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交付上訴人使用， 由上訴人上網向臺鐵申請團體票訂票商店代碼，於102年3 月至4月間以電腦訂票程式訂購臺鐵團體票計11,440張， 由羅仕鑫以每張車票加價10元的代價出售給花蓮地區各大 藝品店，因認上訴人與羅仕鑫共同將所購臺鐵團體票以加 價方式出售的違規行為等情，經核與卷內的證據相符，且 無違背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證據法則的違法。又67年鐵 路法第65條及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前段的共同構成要 件事實包括「購買車票加價出售圖利」，上訴人與羅仕鑫 分工完成上述違規行為，自屬故意共同實施違反103年鐵 路法第65條第1項前段規定的不法行為甚明。上訴人主張 其於原審否認有「加價出售」或「換取不正利益」的行為 ，詎原判決引用上訴人相反的陳述（102年9月12日調查筆 錄），認定上訴人有加價10元販賣車票的行為，未令上訴 人敘明或補充其先後陳述不符之處，致有遭法院突襲而影 響其受公平審判的疑慮，且原審未敘明其心證形成及不採 有利上訴人事證的理由，恣意將羅仕鑫的販賣行為與上訴 人的訂購車票行為連結為共同行為，有判決不備理由及認 定事實違反證據法則的違法等語，是針對原判決取捨證據 、認定事實的職權行使，指摘其為違法，以及就原判決已 詳予論斷者，泛言未論斷，實不足採。 （五）刑罰與行政罰同屬對不法行為的制裁，基於法治國下的法 安定性及信賴保護原則，必須行為人於行為時對於何種行 為（構成要件）應受如何的制裁（法律效果）有所認識或 有預見的可能性，始得在該法律效果的範圍內依法對其加 以懲罰。是以，無論刑法第1條所定的罪刑法定主義或行 政罰法第4條所定的處罰法定主義，都是建立在行為時的 法律（包括行政罰的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刑罰或行政罰 的構成要件及其法律效果的基礎上，而且對行為人的制裁 ，亦應在行為時法律所明定的法律效果範圍之內（惟如適 用刑法第2條所定的從舊從輕原則或行政罰法第5條所定的 從新從輕原則，則可能處以較原定範圍為輕的處罰），方 不會使行為人擔負其行為時法律所未規定的責任，致其遭 受無法預見或預計的懲罰。本件上訴人行為時的67年鐵路 法第65條所定法律效果為「處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元以下 罰金」，而依刑法第33條第4款前段及第41條第1項規定： 「主刑之種類如下：……四、拘役：1日以上，60日未滿 。……」及「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 罪，而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1 千元、2千元或3千元折算1日，易科罰金。但易科罰金， 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可知， 67年鐵路法第65條的法律效果，最重僅能處拘役59日併科 銀元1,000元以下罰金，且拘役部分原則上最重得以3,000 元折算1日易科為罰金，故上訴人預見其行為所可能遭受 的制裁，自係以行為時上述得以最高額易科為罰金的拘役 59日併科銀元1,000元罰金的法律效果即180,000元（ 3,000元×59日+1,000銀元×3=180,000元）為限。而上訴 人衡量其行為的可罰性後，既仍執意為之，固應受罰，惟 參酌上述行政罰法第4條所定處罰法定主義的意旨，被上 訴人依據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對上訴人裁處罰鍰 時，即應於上述最重的法律效果範圍內為之。然而，被上 訴人依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逕按上訴人及羅仕 鑫購票後加價出售的張數11,440張，以原處分處每張車票 價格1倍的罰鍰計1,143,700元，已大幅逾越上訴人行為時 對其行為可罰性的預見（計）可能範圍，有悖於處罰法定 主義的要求，自有違誤。訴願決定及原判決遞予維持，均 有未洽。 （六）綜上所述，上訴論旨請求廢棄原判決，雖未指摘及此，惟 原判決既有如上所述的違法，仍應將原判決廢棄，且基於 確定的事實，本院已可依該事實為判決，爰撤銷訴願決定 及原處分，由被上訴人依本院所表示的法律見解，另為適 法的處置。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 、第259條第1款、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8 月 12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吳 東 都 法官 劉 介 中 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程 怡 怡 法官 張 國 勳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張 玉 純
資料來源：
最高行政法院
司法院公報 第 61 卷 10 期 341-349 頁
最高行政法院裁判書彙編（108年1月至12月）第 647-655 頁
相關法條 9
* 中華民國刑法 第 1、33、41 條（108.06.19）
* 行政罰法 第 4、5、26、27 條（100.11.23）
* 鐵路法 第 65 條（67.07.26）
* 鐵路法 第 65 條（103.06.18）

廉政透明是縣長的政見之一，但本案基於下述理由，森堡建議將本案不通過：

一、法案沒有上行法源基礎，且牴觸地方法規標準自治條例

依憲法110條「縣立法並執行事項」，並不包含調查權之賦予。
另參考釋字第38號意旨，縣立法不得為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
縣議會行使縣立法之職權時，若無憲法或其他法律之根據，不得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

此外，依照地制法43條所述，縣 (市) 議會議決自治事項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牴觸者無效；議決委辦事項與憲法、法律、中央法令牴觸者無效

二、功能與政風處重疊，且無論政風或委員會成員，皆無調查權利。

政風人員，並非屬於「刑事訴訟法」第229條第1項，具有偵查犯罪權限的司法警察，故對機關內部的貪瀆，也僅能為「不具有強制性」的調查。且依依釋字585號意旨，以外部人員進行內部行政調查，更是毫無依據。

三、該自治條例係屬任務編組，且無獨立預算，依前述本縣法規標準自治條例之規定，不需設有自治條例，若縣府有委員會成立需求，可採自治規則辦理即可。

若小組討論未明確，應先建請議會發文向司法院就本案法律疑義，聲請解釋，避免通過後遭主管機關函告無效，令議會蒙羞！

1.國民黨立委李慶華貪污逃亡遭到法院通緝，早在偵查階段，李慶華已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檢察官為何沒有採取任何具體保全措施而讓人跑了？今日法務部長繼續跳針說空話。

2.趙嘉寶貪污判刑11年，逃亡4年多還抓不到，等到輿論質疑，檢警才急忙成立專案小組加強查緝，然而，到現在還抓不到人。

3.我多次要求改善通緝犯查捕系統，法務部迄今進度竟然只有在12月3日開了一次會，結論是「將另召開會議」。

4.我質疑法務部研議增訂棄保潛逃罪草案，從2017年10月至今延宕超過一年，到底還要拖延多久？法務部蔡清祥部長卻說「棄保潛逃罪草案早就送到立法院了」，根本是公然說謊。

謊言被拆穿後，蔡清祥部長竟然試圖以刑事訴訟法「防逃條款」魚目混珠，繼續硬拗。

5.在2015年12月施行的《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第7條明文要求簽署公約國政府應依照公約內容，於三年內完成法令之制定。三年期間到本月將屆至，對於符合公約所要求之「不法關說罪」，行政院卻到現在都還沒送到立法院。

6.大創弊案與黃偉哲辦公室主任曾碧珠涉及的偽造文書、洗錢等犯罪行為案，早在今年4、5月間，新北地檢署已完成告發人、日本證人筆錄，以及金流已查核完成，為何遲遲不起訴？反而對外聲稱沒有管轄權，將案子移轉到台北地檢署，雙方互踢皮球。

7.去年12月我向北檢告發金管會主委李瑞倉幫慶富喬事，讓銀行團退回5.5億備償金，結果北檢移轉到雄檢後也毫無下文，到底還要拖延多久？

8.我多次質疑，檢察署對於偵辦中發現不法行為，保括「非法地下匯兌搬錢至中國」、「非法收受陳慶男政治獻金」，都未通知相關機關進行處分。

立法委員李俊俋表示:
1.4月10日一直到4月24日為止共計2週，行政院等相關機關不但沒有補足相關資料至內政委員會，反而原先提供的10個講義夾，更無理由的遺失，此表示行政院等相關機關未善盡資料保管責任。
2.行政院等相關機關以政府資訊公開法及刑事訴訟法等理由，堅決不提供相關資料予立法院，然而，台北地檢署與台北地方法院並未曾發文表示基於偵查不公開原則，相關機關不得提供相關資料予立法院。
3.立法院乃憲政機關，由憲法賦予，享有調閱權與調查權，即使相關資料已先由司法機關先行調取，然按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7條規定，行政院仍然應該敘明理由並提供相關資料的複本予立法院。
4.行政院李秘書長對於如何編列民眾侵入行政院損失統計3百萬元，無法說清楚、講明白，企圖蒙混過關，製造學生是暴民的形象，挑起對立。
5.行政院對於國會之要求事項屢次置之不理，本人向行政院李秘書長下最後通牒，給予其最後一次的機會，倘行政院等相關機關於4月24日下班前仍未將相關資料補齊，秘書長應全權負責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