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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アタシらは催眠ガスだと聞かされてコロニーにあれを》
　
228事件，都是外省人欺負了本省人，
現在，都是中國人欺負了台灣人，
都是外勞欺負了台灣人，
都是那些跟中共建交的國家欺負了台灣人，
你不支持這個聲音，
你就是跟社會唱反調，
你就是民主之敵，
你就是共產黨同路人，
你是舔共產黨屁股的賣國賊，
你就是開戰時該被拿到前線去擋子彈的人肉盾牌，
　
面對中共，我們已經獲勝，我們將會獲勝，我們必定獲勝，我們不會失敗，
甚至這已經不是敗不敗戰的問題，
失敗主義者與投降主義者，就是畜牲，就不配被當人看。
　
不想參戰的人，就不配被當人看。
　
你今天納粹了嗎？
　
#有民主真好
　
下文轉自： https://matters.news/@tbshopping818/%E5%AD%98%E6%A1%A3-%E8%BF%99%E4%B9%88%E5%A5%BD%E7%9A%84%E4%BA%BA%E6%B0%91-%E4%B8%8D%E5%80%92%E7%82%B9%E9%9C%89%E9%83%BD%E5%AF%B9%E4%B8%8D%E8%B5%B7%E4%BB%96%E4%BB%AC-zdpuAnA1WyvBYLTLn923Zqorx2TED9dCzUJiQEhgTe6XZXHq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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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好的人民，不倒點霉都對不起他們
　
大家都知道，納粹德國幹了很多壞事，侵略了那麼多國家，殺了那麼多人，甚至搞出種族滅絕這樣的罪孽。但我一直對一個問題很好奇，那就是：二戰的時候，德國老百姓是怎麼想的？
他們一直把自己當成文明人，周圍國家也覺得德國人是文明人，那他們當時是怎麼看待這場戰爭的呢？
換成其他國家的老百姓，會表現得比他們好麼？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他們是咋想的？
一
從開戰的時候說起吧。
現在我們都知道，德國入侵波蘭，二戰正式爆發。這是大家現在這麼說，回到1939年的時候，沒有幾個德國人覺得德國欺負了波蘭。
相反，他們覺得是波蘭欺負德國。
不是一個兩個德國人這麼想，而是幾乎所有的德國人都這樣想。
德國報紙和廣播上說了，波蘭軍隊穿越國境線，挺進5公里，襲擊了德國電臺，殺死了德國人，還大喊“波蘭萬歲！”呢。
這不是欺負人是什麼？
德國報紙和廣播上又說了，波蘭人迫害、槍殺境內的德裔人，成群成群地拿機關槍突突。
這不是欺負人是什麼？
你會說，這是騙人嘛。波蘭侵略德國，就像說立陶宛欺負俄國，盧森堡入侵法國一樣荒唐，誰會信？
可是德國人真的信。
一方面當然是因為輿論封鎖。
但這種封鎖其實並不嚴重，德國人還是可以隨便聽外國電臺的。再說歐洲這麼小，來往那麼頻繁，要是願意的話，他們是可以翻wall得到外部資訊的。但是他們聽到了也不信。就算有個別人心裡頭有懷疑，也不敢說啊。
——我們的領土被侵犯，我們的同胞被殺害，你居然出來說風涼話，你還有人性嗎？！
——波蘭人哪一天殺你全家的時候，你就知道好歹了。
所以，最激烈的反對也就是當回理中客：波蘭人這麼欺負咱們，咱們一定要還擊，但是還是要注意一下世界和平，不要打起大仗啊。
戰爭打起來以後，德國人勢如破竹。佔領波蘭後燒殺搶掠，殺人無數。幾個月內殺掉了至少十萬波蘭老百姓。那德國市民咋想的啊？
他們想的是：波蘭人搞了針對德裔居民的大屠殺，是在太壞了。
德國外交部說，5萬多德裔居民被波蘭人殘忍殺害。這個數字完全是胡說八道，但是德國人都信了。所以德國人腦子裡一直有個“波蘭屠殺”。這個屠殺可不是德國人殺波蘭人，而是波蘭人殺德國人。誰也不敢懷疑這個數字，除非你想被罵成“舔波蘭人屁股的賣國賊”。
所以，德國人都在批評納粹政府。批評它對波蘭人太溫和，殺的太少，太仁慈，沒有執行公平的正義。（順便說一下，波蘭人二戰期間死亡五六百萬）
到了1943年，戈培爾想拉攏一下波蘭，想要來個德波人民大團結，攜手抵抗蘇聯人的大好局面，結果德國老百姓還不答應，說戈培爾你忘了“波蘭大屠殺”了？
戈培爾也不好出來闢謠，當時也頭疼。
二
不過公平地說，德國人確實不喜歡打世界大戰。懲罰波蘭是對的，打世界大戰就有點危險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那太慘烈了。為啥英國法國對希特勒那麼慫，搞什麼慕尼克妥協？其實就是一戰打怕了。其實德國人也打怕了，所以一說對法國英國宣戰，大家都不太歡喜。誰知道一打就把法國打垮了，英國也逃跑了。這下德國老百姓放心了，徹底高興了。
那德國老百姓對法國人、英國人啥態度呢？
德國人不怎麼恨法國人。
在德國人眼裡，法國人有點可笑，但不兇惡。有個德國兵就給妻子寫信說，他們一路挺進法國，在路上碰見幾個法國人。法國人問德國兵：你們去哪兒啊？德國兵說：去巴黎！去找你們的總理達拉第！法國人捂著臉跑開了，一面跑一面嗚嗚哭：啊，不幸的法國！最不幸的法國！
德國兵沒憋住笑。
德國兵真進了巴黎以後，跟土包子進城一樣，泡咖啡館，參觀大教堂，買票看歌劇，覺得法國人雖然可笑，但是文化建設搞得還是不錯的。
那麼對英國呢？
在二戰前，德國有一種崇拜英國的風氣。希特勒就很崇拜大英帝國，對英國的東西很有好感。他一直念念不忘和英國講和，邱吉爾拒絕的時候，希特勒有一種發自內心的震驚。
希特勒是這樣，德國普通老百姓也是這樣，德國風氣就是如此。德國人一直覺得英國人很牛，很文明，可他們怎麼就是不理解我們德國人這顆熱騰騰的心呢？

在二戰期間，德國劇院還是不斷演出莎士比亞。希特勒就很喜歡莎士比亞，對此頗有研究，他說英國人演的莎士比亞戲劇反而是全世界最爛的。轟炸倫敦那個季度，德意志歌劇院就演了三出莎士比亞，三出蕭伯納。在1944年，英國對德國進行大轟炸的時候，柏林還在上演莎士比亞的《冬天的故事》。買到票的德國人穿過廢墟和“臉上濺滿鮮血的民眾”，去看莎士比亞。
德國人真正鄙視的是東方人。
四
波蘭入侵了德國，結果遭到了反擊。那蘇聯呢？
德國跟蘇聯簽了互不侵犯條約才兩年，怎麼就打起來了呢？德國老百姓咋想的呢？
德國人想：蘇聯一直在挑釁，元首不得不做出回應。而且元首怕大家擔心，一直把這件事深深地埋在心裡，忍辱負重，最後不得不回應，真是太讓人感動了。
德國報紙號外上的標題是：“我們的元首！他獨力承擔，不讓人民煩憂！”
老百姓的感歎是：“同情元首，他不得不在這麼長的時間裡一直瞞著他的人民”。
如果這事發生在英國，或者美國，老百姓會質問總統或者首相：“你憑什麼在這麼長時間裡一直瞞著我們？”可是在德國，人們的反應卻是同情元首，他“不得不”瞞著我們，多可憐！
人一旦給自己弄出個元首，就會把自己當成小孩子看待。
小孩子問大人：世界上有沒有聖誕老人呀？大人說：有！等到孩子長大了，想起這段對話，心裡還是暖暖的。
德國老百姓問元首：我們是不是要和蘇聯交朋友呀？元首說：是！等德國老百姓勝利了，想起元首的回答，心裡也是暖洋洋的。
這麼好的人民，不倒點黴都對不起他們。
五
猶太人也是一個問題。
德國人到底知道不知道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
大致來說，還是知道的。細節可能不確定，但是總體來說，他們知道猶太人都會死掉。
說德國人到了戰爭結束後，才知道種族大滅絕，那是撒謊。
在戰爭期間，已經流傳了很多小道消息。柏林就有笑話說，歷史上有三個最偉大的化學家，耶穌把水變成了酒，戈林把黃油變成了大炮，希姆萊把猶太人變成了肥皂。（順便說一句，希姆萊沒有這麼幹。他第一次聽說這事以後非常吃驚，下令以後屍體只能掩埋和焚燒，不得做這樣的利用。）
十幾歲的孩子踢完足球，去洗澡的時候還會開玩笑說，這些綠色肥皂裡有多少猶太人。老百姓不完全相信，但肯定是模糊知道一些的。
有人反對麼？當然有。
在德國一直有反對希特勒的人，也有一直反對種族滅絕的人。這些人裡，最堅決的是鐵杆左派。不管我們現在怎麼笑話白左，但是在當年，左派確實是反對種族滅絕最堅決的一批人。
其次是教徒。而且總體來說，天主教徒要比新教徒態度更堅決些。天主教主教們有點懦弱，但是在原則上是站在同情猶太人這一面的，反對濫殺無辜。

當年希特勒在國內推行安樂死計畫，秘密處死精神病和殘疾人，就是天主教主教挺身而出，在佈道的時候公開譴責這樣的事情，最後希特勒中斷了這個計畫。
在另一個極端，也有真正的活畜生。
戰爭中期一個德國婦女到了波蘭，跟當党衛軍軍官的丈夫團聚。有一天，她買完東西回家的時候，看見六個猶太孩子，幾乎一絲不掛地蜷縮在路邊。她馬上停下車，把這些孩子帶回家，給他們吃的，然後等丈夫回來。丈夫就是沒回來。她就“準備自己來解決”。她拿出家傳的老左輪手槍，帶著孩子穿過樹林，排成隊站在溝渠旁邊，對著他們後脖子逐一打死。她記得打死兩個孩子以後，其他孩子“開始哭”，但是聲音不大，“只是啜泣”。
當然大部分德國人沒這麼極端，但是他們對滅絕猶太人也是默認的。可能不贊成，但也不激烈反對。
在當時，排猶是政治正確的事情。即便是不贊成種族滅絕的人，也認為猶太人是壞的，是反德國的。
幾乎所有的德國人都認為，戰爭是猶太人策劃的。蘇聯被猶太人控制了，英國被猶太人控制了，美國也被猶太人控制了。這種話現在看來簡直荒唐，可在當時，真的幾乎所有德國人都相信，至少半信半疑。
沒有人敢真正為猶太人說話。在戰爭初期，有一個德國婦女坐電車，上來了一位猶太老婆婆，站都快站不住了。這位婦女起身給她讓座。結果呢？電車裡所有人都高聲指責她：你還有沒有點民族自尊心？你還要臉麼？電車司機停下車，勒令這位婦女下車。婦女掩著臉，抽抽搭搭地下車了。
在這個大環境下，如果你是德國人，你會怎麼說？猶太人是德意志民族的敵人。所有人都這麼認為，你不這麼認為就是不要臉。你最多說：哎呀，把他們趕走就是了，何必殺光呢？事情是好事，但過頭了也不好。
你如果說：猶太人是無辜的，或者哪怕你退一步說，即便有的猶太人是壞的，他們的孩子也是無辜的。你就是在挑戰社會共識。
不要以為堅持自己的良心很容易。當自己的良心和社會共識完全相反的時候，能認識到自己的良心就很困難了，堅持自己的良心需要巨大的勇氣。
六
但是對猶太人問題，德國人也有後悔的時候。
那是在他們挨轟炸的時候。科隆就被炸了個稀巴爛，傷亡極其慘重。面臨炸彈，老百姓甚至對親愛的元首都有點不滿了。有位科隆姑娘就提醒弟弟說：在這裡，最好別說‘嗨，希特勒！’否則可能會被人打耳光。很多納粹官員上街的時候也不敢戴黨徽了。
接著柏林也被轟炸了，漢堡也被轟炸了，一大串城市都遭殃了。
這個時候，德國老百姓念叨起了猶太人。
他們想起了德國對猶太人的屠殺，說現在挨炸是“報應”。但不要搞錯，他們說的不是上帝來報應他們，而是說猶太人在報復他們。
德國老百姓深信英美是被“猶太財閥”控制的，因為我們殺了猶太人，所以英國美國來轟炸我們。咱們當初要是不殺那麼多猶太人就好了！“我們對猶太人幹過的事兒”成了大家的心病。
這跟道德感沒關係，跟內疚也沒關係，就是覺得自己惹了禍了。
不少德國人都希望拿猶太人當人肉盾牌。他們覺得城市裡要是有猶太人，英國飛機就不會來炸他們。有人造謠說，維爾茨堡一直沒挨炸，因為有城裡猶太人，現在完了，當官的也不知道怎麼想的，把最後一個猶太人也運走了，現在要挨炸了。
這時候，德國老百姓開始覺得，要是老天再給一次機會的話，德國對猶太人不要那麼凶。可是已經晚了，“我們回不去了”。
七
越往後，納粹的聲望越下降。老百姓不再相信報紙和廣播了。
戈培爾自己也說，看看咱們宣傳的是個啥？
戰爭第一年：我們已經獲勝；
戰爭第二年：我們將會獲勝；
戰爭第三年：我們必定獲勝；
戰爭第四年：我們不會失敗；
老百姓怎麼會相信我們？
元首的聲譽也受到了影響。但是碰到了什麼不好的事兒，德國人還是會說：“要是元首知道這事就好了”。1944年，希特勒被刺殺，炸傷了一條腿。這次事件讓希特勒的聲譽再次直線上升。盟軍從不同時期的戰俘裡做過調查，發現刺殺前希特勒的信任率是57%，刺殺後上升到68%。
換成另一個國家的話，吃敗仗的領袖說不定會被替換，但是在德國，沒有幾個人想要替換希特勒。就算是不喜歡希特勒的人，大多也覺得等戰爭過去以後再說，在危機時刻只能依賴希特勒。他們一向不知道沒有元首管著會怎麼樣，在如果危機關頭更不敢沒有元首管著了。

他們對元首喪失忠誠，是在德國本土被大規模入侵，一切希望都破滅之後。這個時候，他們也談不上反希特勒還是擁護希特勒了，因為實在顧不上了。現在完全就是動物性的求生。
老百姓能往西邊跑就往西邊跑。都知道德國要完了，難民都想跑到英美佔領區，離俄國人越遠越好。德國到處都是俄國人怎麼殺德國百姓的傳言，但從沒有人傳英國人、美國人殺人。
他們也知道德國和俄國之間仇恨太深了。
八
在蘇占區，德國人確實過了一段可怕的日子。饑餓，逃難，無家可歸，還有無數婦女當著丈夫和孩子的面被蘇聯士兵強姦，沒有任何辦法。
但熬過這一段日子之後呢？德國人怎麼看待二戰呢？
在當時，大部分德國人忙於自憐，顧不上懺悔。他們當然知道了集中營，奧斯維辛，知道了在東線的大屠殺，但是他們沒有多少負罪感。
在極權統治下，人們不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他們已經習慣了這種狀態。一個人放棄了自由，也就放棄了責任和道德。
很多人甚至在懷念希特勒。一片混亂中，他們想回到那個自己不需要負責的年代。美國人做了11次民意測驗，結果發現47%的人認為“國家社會主義（納粹）是個好思想，就是沒執行好”。元首本意是好的，就是做沒做好。在西柏林，這個數字甚至高達68%。
這種想法是被一點一點消除的。在聯邦德國，人們不得不學會自己做決定，學會自己為自己負責。而在民主德國，人們還是沒有學會。即便今天，同情納粹的光頭党還是集中在東德。這後面當然有各種原因，但是有沒有自己為自己負責的習慣，肯定是其中一個因素。
九
不知不覺這個文章已經拖得很長了。對於一篇公眾號的文章來說，已經太長了，我必須得結束了。可是在結尾，我不知道還能說什麼。因為整個事情怎麼看怎麼荒唐。
德國人是文明人麼？我想是的。他們聽巴赫，看莎士比亞，讀歌德。那他們為什麼會這樣？他們為什麼會相信是波蘭侵略了德國？他們為什麼會相信猶太人是戰爭的罪魁禍首？他們為什麼讓那個德國婦女下電車？他們為什麼忽然置身於一場戰爭的時候，還會同情元首？他們猜到了種族滅絕，但為什麼並不在乎？在這麼多災難之後，為什麼還會有這麼多人覺得納粹是個好思想，只是執行壞了？
這跟文化肯定有關係。中歐文化確實有一些問題。比如就算在30年代，我們也很難想像英國會出現一個希特勒式的人物。但是我覺得這是次要的。
我相信，我們中的大部分人處在那個環境下，也會如此行事。
我對此深信不疑。
唯一能指望的，就是永遠不要進入那個環境。
永遠不要用集體的聲音淹沒個體的聲音。
永遠不要放棄為自己行為負責的念頭。
永遠不要把自己當做孩子。
永遠不要相信聲音大的就是正確的。
永遠有懷疑的能力。
永遠有懷疑的勇氣。
永遠不要把自己完全交出去。

「我們現在的情況和當時相似嗎?是的！1933年時政府是怎麼處理的?政府印了很多錢，推出了與我們現在使用的相同類型的程序。是的，同樣的。零利率達到了零，同樣的事情，同樣的過程。然後是貨幣從那個點開始導致擴張。股市要多久才能超過最高點?經濟需要多長時間才能超過以往的高點?很長時間!」

「我認為這就是我們現在的處境。我們在歷史上多次看到這種情況，這次危機也不例外。所以，是的，這不是經濟衰退，這是一種崩潰，拋錨。」

「市場怎麼樣取決於你所在的市場和國家，而且大約25%到45%甚至50%取決於你管理的是哪種貨幣。如果你談論的是新興市場，他們的情況是會更糟，因為它們不會拿到足夠的（資金和信貸）等等。」

「現在的狀況比那時（2008年）更復雜，因為除了銀行，還有那些銀行之外的行業（在這場危機之中），這些分佈在各個地方的小企業。這是一場更大的危機，我們的貨幣政策也沒有那麼有效，因為利率下降已經達到了極限。」

「投資者必須明白他們可能無法玩好這個遊戲。他們可能無法正確的擇時買入或者賣出。要在市場上獲得成功比在奧運會上獲得金牌更困難。」

「我的建議是——多樣化和分散投資——對市場抱有敬畏——不要去做擇時投資，同時要意識到現金的危險！」

【Ray Dalio TED對話全文】

Corey Hajim:好的，所以現在的情況有多糟糕?我們應該多擔心?

Ray Dalio：我認為你可以把這(社會隔離中的疫情)看作是一場海嘯。那麼當你看到這些殘骸的時候，後果將會是什麼呢？從收入和資產負債的角度來看，這對收入的打擊巨大，資產負債表也損失嚴重。

如何處理呢？為了理解這一點，你必須意識到這些漏洞——收入上的漏洞和資產負債表的漏洞，然後思考到貨幣和信貸的生產——誰生產這些貨幣和信貸?貨幣和信貸有不同的方式——有美元貨幣和信貸，也有歐洲的歐元貨幣和信貸。

所以當你看世界的時候，你看到的情況和1930年到1945年的情況是一樣的。現在我們看到政府產生了大量的債務，大量的借貸。我們看到的是零利率，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貨幣政策，而是產生大量貨幣和信貸。

美聯儲正在購買美國國債，而財政部正以一種雖不完美但規模相當大的方式，將這筆錢分交給大多數美國人。

歐洲人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做着同樣的事情。歐洲央行相對較小，因為世界上有大約70%是美元，歐元的比例較小。（歐洲央行和政府）會為那裏的人們生產（貨幣和信貸）。

而世界上其他地方將會有缺口，這些缺口是無法填補的。美國印鈔和借貸會給我們留下很多債務和貨幣。這是一個有趣的話題，我們需要討論這個話題。誰來支付這些賬單，誰來分攤這些賬單呢?

但是你知道你會得到錢（指美國的貨幣和財政刺激政策）,歐洲人將會得到他們的那筆錢（指歐洲的刺激政策）,我們現在的世界類似於1930–45的時候，同時世界上還有很多其他地方不會得到信貸和資金。

因此，哪些實體受益，哪些實體不會受益，這將會有很大的區別。我們必須通過大規模的合作（a big collaboration）來處理，以及決定誰將最終得到什麼——一個關於財富分配的大問題。這將會發生！

Corey Hajim:你有多相信合作現在可以發生?

Ray Dalio：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決定性時刻（defining moments）,就像1930年到45年那段時間。如果你回顧歷史，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人們如何共同解決現在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我認為這將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

我想給你描述一個樣版。讓我們回顧一下過去的一千年，那些一遍又一遍發生的事情。我想傳達一個模式。

有四樣東西是我們的經濟、生活方式和財富的驅動力：

第一個也是最強大的是生產力，它來自於人們的學習、發明和實踐。它增長緩慢——每年1%、2%或3%。它成長緩慢，不易變，因為知識是複雜的。但它在一段時間內增長，提高了我們的生活水平。

第二個是短期債務週期。短期債務週期是指衰退、擴張和繁榮，一般持續8到10年。

第三個是一個長期的債務週期。這種長期的債務週期大約每50到75年進行一次，從一種新的貨幣和一種新的信貸開始。這（現在的長期債務週期）始於1945年，（二戰和佈雷頓森林貨幣體系結束後）世界創造了一個新的貨幣體系和一種新的貨幣，替代了舊的貨幣體系和貨幣。這就是新的世界秩序，也就是美國的世界秩序。我們已經看到經濟中仍然有70%的貨幣和信貸是由通過美元運行的。

第四個影響因素是政治。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們如何處理彼此之間的關係。這裏有內部政治，也有外部政治。

內部政治就是如何處理貧富差距，如何處理價值觀差距。人們一個共同的使命嗎?人們是否有一個可以達成共識的美國夢?人們有共同的追求或者人們為財富而鬥爭等等。

所以當你回顧歷史的時候，你會發現這就是革命的不同形式。這其中總有一場革命。有時是和平革命，有時是破壞性的革命。這本質上是一種財富再分配。

羅斯福通過政策變化和税收完成了（財富再分配）。在其他國家，民主被推翻，希特勒上台正是因為這個差距。（內部政治）是人們如何在內部處理彼此的關係。

還有外部政治，即國家之間的政治。你會遇到這樣的情況，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正在挑戰現有的大國。有競爭，也有戰爭的危險。所以他們如何處理彼此，他們是否互相爭鬥,會是決定性的。

總有壓力測試，這些大的壓力測試大約每75年進行一次。現在就是這樣一個壓力測試，看我們如何處理彼此的關係。我們有足夠的財富來分配。

但是當你處於支持圈之外（指不直接受益於刺激政策）時你會怎麼做呢，對於這些實體會發生什麼?或者，如果你在支持的範圍內，如何分配，如何彼此相處?我認為我們將不得不重新考慮誰擁有什麼等等。我想這就是我們的處境。

Corey Hajim：因為你已經寫了大量關於資本主義需要如何改變以及我們應該思考和做的一些事情。稍後我肯定會講到這一點。但我現在很好奇，從一個實際的層面來看，你認為我們正在走向全球蕭條嗎（global depression）?

Ray Dalio：是的，但是我想要小心的使用「大蕭條」的這個詞。儘管這個詞可以引起共鳴。但它也是很可怕的。你説的蕭條是什麼意思，像1930年那樣？我們回顧一下1929年到1932年的情況，經濟出現了下滑，失業率達到了兩位數，經濟下滑幅度達到了10%左右。我們現在的情況和當時相似嗎?

是的！1933年時政府是怎麼處理的?政府印了很多錢，推出了與我們現在使用的相同類型的程序。是的，同樣的。零利率達到了零，同樣的事情，同樣的過程。然後是貨幣從那個點開始導致擴張。股市要多久才能超過最高點?經濟需要多長時間才能超過以往的高點?很長時間!

我認為這就是我們現在的處境。我們在歷史上多次看到這種情況，這次危機也不例外。所以，是的，這不是經濟衰退，這是一種崩潰，拋錨（this is not a recession,this is a breakdown）。我剛剛描述了政府如何製造貨幣和信貸的等等。這就是我們的處境。

Corey Hajim：你剛才談到了在大蕭條之後，有四個槓桿可以幫助你恢復。削減開支也被稱為緊縮，債務重組或減免，通過税收重新分配財富，印鈔票，你提到過的一些事情。這些東西能幫我們擺脱困境嗎?你覺得以前發生過。但是你現在怎麼考慮平衡這些工具呢?

Ray Dalio：這些是長盛不衰的工具，基本上是自有記錄的歷史以來就在用的工具。我想你將會看到一個組合——你已經看到了——印鈔票和再分配（redistribution），事情發生得很快。這個過程可能會持續幾年。

然後是重塑（rebuilding），這個過程與創造力有關。歷史上最偉大的力量是創造性，人類的創造性、人類的適應性。所以你一定會看到這些重塑的發生，你會看到一種類似Marco那裏看到的創新。適應的力量才是最大的力量。

如果有人感興趣的話，我在LinkedIn上貼出了一項學習研究——它追溯到500年前，研究了當時的實際GDP情況。研究報告中有一條線，你不會看到我們所説的這些蕭條。即使在這條線上，他們也幾乎沒有波動，當你深入細看某一個時間點的時候，你看到了GDP下降10%，失業率上升的情況，但它過去了。因為最大的力量是適應和創新的力量，如果人們能很好地合作。

這就是我認為的這段時間內的情況。它會過去的——世界將會變得非常不同，會產生一個新的世界秩序。但它會過去，會被創造出來，因為我們現在面對的只是貨幣和信貸。貨幣和信貸是數字化的——我是説，確實有很好的服務行業，這些是真的。但其他一切都只是會計數字而已。

所以，最多就是幾年，當你做出改變，解決問題，努力堅持下來，你就會來到這個新的改良重組後的環境之中（restructured environment）——可以説，它（指前文提到的restructured environment）在很多方面都是更健康的。因為它（通過了）一種壓力測試。

歷史上，人們（經濟上）變得更虛弱，或者説他們在很多方面都沒有準備好，是因為人們沒有建立足夠的儲蓄，或者他們強調奢侈品而不是必需品。（我們所經歷的）這是一種重新定位的體驗，在很多方面讓我們變得健康，甚至讓我們更欣賞生活中的基本要素。

Chris Anderson：好的，我來問一些我們在線觀眾的問題。早些時候的觀眾的主要問題集中在：你認為未來的經濟會有多困難？你剛剛已經非常正面積極地回答了這個問題，比如用了「蕭條」（depression）這個詞。這是一個非常有力的詞。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確：你剛剛所説的（經濟不景氣的程度）比市場上大多數人認為的更嚴重。市場表現就好像是聽到了壞消息，很多人似乎認為，也許在一年之內，等到經濟復甦，我們就會回到原地。而你説，不對！這需要更長的時間。

這是否意味着，存在某種市場尚未完全看到的系統性衝擊（systemic shocks）?或許這與一些市場玩家無力應對的，堆積如山的鉅額債務有關。而現在情形下，人們不能工作。

Ray Dalio：我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想法。市場怎麼樣取決於你所在的市場和國家，而且大約25%到45%甚至50%取決於你管理的是哪種貨幣。如果你談論的是新興市場，他們的情況是會更糟，因為它們不會拿到足夠的（資金和信貸）等等。

我可以描述我所看到的情況。我們看到大約20萬億美元的損失；我們看到，在沒有資金支持，沒有信貸支持的情形下，人們的生意（可能）會失敗。你知道的，我們周圍到處都是這樣事情發生。所以當無錢支付時，就會出現失敗。

問題是，人們要從哪裏得到怎麼樣的支票來支付這些款項，來渡過難關？我們將經歷巨大變革重組（giant restructuring），我們最終會解決這些問題。（例如）醫院可能會破產，因為（目前的境況）對醫院來説有非常昂貴的支出成本，他們無法完全覆蓋掉損失。即使我們知道人們需要醫院，它們也會破產。

所以你必須一個實體一個實體地來看，然後來思考到底最終由誰來付賬。有些人錯誤的認為這一切是（由於）病毒，病毒可能來了又走，也許我們再也見不到它了，這是可能的，誰知道呢。但如果它（病毒）再也沒有回來，（也）會有那些人破產，會有那些人失去一些收入。

我們將改變我們的運作方式，在某種程度上，供應線也將改變。換句話説，自給自足（self-sufficiency），自給自足現在意味着什麼?我們在這方面做的足夠好麼？我們將重組我們的經濟和金融體系。我們不會回到過去的樣子了（we are not going to go back to the way it was）。

Chris Anderson：那麼，你認為金融行業面臨的系統性威脅會比2008年更大嗎?

Ray Dalio：是的，這比2008年發生的事情更嚴重，我解釋一下區別。2008年，一樣的，我們有銀行，意味着你有一定的槓桿。當經濟下跌時，過多的槓桿意味着你在會計上破產了。然後環顧四周，誰是具有系統重要性的機構？你當然不想在這個時候讓銀行倒閉，然後你就可以借錢，借貸。所以人們可以通過某種方式讓銀行繼續維持下去。企業和銀行一起，通過銀行，產生更多的抵押貸款….這就是那時的情況。

現在的狀況比那時更復雜，因為除了銀行，還有那些銀行之外的行業（在這場危機之中），這些分佈在各個地方的小企業。這是一場更大的危機，我們的貨幣政策也沒有那麼有效，因為利率下降已經達到了極限。僅僅通過央行購買金融資產和購買普通金融資產是行不通的，他們必須購買政府債。政府，許多國家的政府必須有效地將購買力和生產能力提供給世界各地需要的人。

Chris Anderson：人們在問，在現在情況下，什麼樣的行業、組織、公司最有發展前景?

Ray Dalio：這就是它的美妙之處。基本上有兩種類型：

有一些是穩定的日常必需品，不是槓桿類的公司，你知道（比如）Campbell soup company（一家食品公司）之類的公司，每個人都會一直使用它們。

然後是創新者，那些創新，那些適應能力強，創新能力強，沒有資產負債表問題的公司。換句話説，他們有漂亮的資產負債表，所以有資本玩這個遊戲。他們將是偉大的贏家。

所以總是有新的發明，新的創造力，新的順勢而生，最後成為一個公司，成就一個企業家。他們會做得很好，加上那些製造我們總是需要的東西企業。這些事情會做得很好。

Corey Hajim：我想在繼續聊一下市場，顯然這是個很多人感興趣的話題，而市場好壞並不總是與經濟狀況相關。在過去70年左右的時間裏，市場參與者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出現了更多的算法和量化的投資（公司）以及被動管理型投資。你認為這對現在的市場有什麼影響?對接下來幾年有什麼影響？

Ray Dalio：這些關於貨幣、信貸、和危機的原理，比如誰有什麼收入，誰有多少支出，誰有什麼樣資產負債表，我們如何處理貨幣和信貸。

這些（原理）人們常常忽略的，因為它們可能一生只會發生一次。比如上次發生（現在類似）的事情，要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但是這些基本原理一直都存在。

同時科技一直在進化和改變，比如把一個人的思想和想法通過算法來實現。我們已經這樣做了25年了，我們的運作方式是把一個原則——我該如何處理這種情況並把它寫下來——放進一個算法裏。因為人類的思考和計算能力是有限制的，（技術）使得思考和計算的能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這是了不起的發明。

因此，當與計算機結合時，計算機有能力進行槓桿式的思考和複製。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進步。

所以當你考慮算法時，你必須理解它的本質，即（算法）正在處理的是否是合理的因果關係。這一切都歸結於：你是否理解（算法的）本質?你是否成功地將賭注押在了因果關係上?因為這是你賺錢的唯一途徑。

電腦可以用一種更先進的方式來處理它。一些人或錯誤的直接將機器學習應用到市場上，這一般行不通。我來解釋一下原因。

在算法決策方面，有兩種方法。一種是你給電腦指令，讓它遵循指令，這樣就能讓你想法得以實現；另外一種是你可以把大量數據輸入電腦，然後讓電腦自己決定怎麼做。

兩者的關鍵區別在於你是否理解因果關係？你必須瞭解因果關係，才能知道你應該相信什麼。因為你（給機器學習）的樣本可能不夠完整。

比如現在的情況就很難在你（訓練機器）的樣本中出現，因為你必須回到20世紀30年代才能有一個類似的時期。

但是學習的能力和創造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大——這就是我們時代的力量。有些人會做得很好，有些人會做得很差，但歸根結底你是否理解這些因果關係？這樣你就知道什麼是正確的了。

Corey Hajim：這與被動投資市場非常不同，被動投資市場（passive investment）現在佔了很大一部分，大多數人都把錢放在被動管理（基金）上。我知道每件事每天都在變化，但我也知道每個人都會有這個問題。我不會問你具體的投資建議，但每個人都在想他們的401k計劃，你對人們應該如何處理這些錢有什麼大體的想法嗎?

Ray Dalio：是的，首先，投資者必須明白他們可能無法玩好這個遊戲。他們可能無法正確的擇時買入或者賣出。要在市場上獲得成功比在奧運會上獲得金牌更困難。你不會想到在奧運會上競爭，但每個人都認為他們可以在市場上一試身手，跑贏市場。

市場就像一個零和遊戲，現在有更多的錢在參與競爭。我認為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你自認為能夠正確的擇時。市場的競爭激烈，我們每年投入數億美元，這真的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所以個人投資者需要做的就是知道如何分散投資風險，知道如何以一種平衡的方式分散投資。所有投資者最大的錯誤是認為最近表現好的是更好的投資，而不是認為這個投資價格更高；而最近表現差的投資是最糟糕的投資，應該賣掉，而不是認為它更便宜了。

除非你知道如何處理這些差異，（雖然大多數人都不知道），否則就會有麻煩。世界上財富的總量，本質上不會改變太多。一個上升，另一個下降。知道如何分散投資很重要——在資產類別中分散投資;在不同國家分散投資;在外匯資產中分散投資。分散和多樣化投資你的財富很重要。

不要認為現金是安全的投資。大多數人認為，我只是想要安全的資產，即使那些債券收益率很低。現金是一種誘人的投資，因為它沒有那麼大的波動性，但它會讓你的購買力每年損失2%。因此，現金幾乎總是最糟糕的投資。

所以你必須考慮換個思路考慮一下——你有投資一點黃金嗎？如果貨幣系統崩潰，貨幣被重新定義，你有一點其他資產嗎?多樣化和分散投資的方法很多，我一時也講不完。我試着在我的書裏和LinkedIn上傳達這些理念。我的建議是——多樣化和分散投資——對市場抱有敬畏——不要去做擇時投資，同時要意識到現金的危險！

Corey Hajim：好的，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在我們討論如何修正資本體制之前，我想再問一個大框的問題。我在Linkedln上讀了你的系列文章《the changing world order》，這篇文章真的很吸引人。我很好奇的你對「去全球化」的看法。如果想要實現復甦，似乎是需要（各個國家）協調和一起努力。如果我們現在從全球化中撤退，在經濟上和精神上有發生很多變化。這會讓未來變得更困難嗎?

Ray Dalio：如果我們退出全球化，這肯定會使事情變得非常困難。將理想主義與現實進行比較，説到全球化，誰會給那些在他們本國領土之外的人們開支票呢？有很多這樣的（需要幫助的）人。你知道的，我和我的妻子正努力幫助康涅狄格州的人們，（關於這個）我可以一口氣説出很多東西，比如這個工作是什麼樣子的，關於什麼等等。

國會和總統，他們開始討論我們將幫助誰，如何幫助？這將意味着什麼？這將涉及到真正的實際問題，而現實是——很多人將得不到幫助。

然後你就要處理他們（國家之間）會如何對待彼此——一個國家的漏洞和弱點是另一個國家的機遇。格雷漢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寫了一本書提醒我們，在過去的500年裏有16個國家曾經經歷過一個帝國對另一個帝國的挑戰。在這些案例中，有12個已經發生了戰爭，因為到最後，甚至都還沒有一個全球性的法律體系。權力是它的貨幣。所以當你陷入這些，如何解決爭端——誰得到了什麼——這就變成了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所以我是一個全球主義者。我有一個夢想和一個願望，那就最好的人可以一起，一起為共同的美好而奮鬥等等。現在是時候了，因為我們處在一個相互聯繫卻支離破碎的世界（an interconnected fragmented world）。這種分裂——我可以依賴別人給我我需要的東西嗎？或者我可以依賴他們不利用我嗎？——不，你沒辦法建立那些依賴關係了。這不僅存在於國家內部，也存在於國家之間。

Corey Hajim：聽起來你在談論生產力和生產力對我們的重要性。所有人都想過上更好的生活，這似乎在全球範圍內都是如此。如果我們都集中精力在一起提高生產力，以這種相互關聯的方式，我們都會做得更好，而不只是囤積一項資產或一套資源。

Ray Dalio：你説的對極了。這一直是正確的，在今天尤其正確。同時，（一定要）閲讀歷史，理解其中的機制、問題和挑戰。在美國相對於世界其他國家被孤立之前，這種分離就已經開始了。

這種去全球化在我們有這個（病毒）之前就開始了，這種力量還有更多。它的發生是有原因的，所以不要忽視這些原因，也不要忽視對歷史的閲讀和學習。

所有事情都取決於那些手握權力槓桿的人的行為。我想要説，比如，我去過中國很長時間，中國人在很多方面都在幫助我，幫助我們這危機中需要的東西。公開這麼説句話，甚至可以説這是一件具有政治挑戰性的事情。因為我們的世界是如此的支離破碎，甚至公開説謝謝你——謝謝很多人，很多公司，幾乎是危險的事情。因為我們現在的世界環境中，（誰是）敵人，誰是惡人，你是否在這（敵人、惡人）之列？

歷史總是要去妖魔化（和我們）不同的人。環顧你的四周，（這種情形，指妖魔化假想敵的情況）是存在的，我們如何擺脱這種境況，取決於我們如何對待彼此。

Corey Hajim：是的，這一點很重要。我想我們在座的所有人都會對在這種情況下幫助我們的不同的人説聲謝謝。我們需要彼此。

然後，我想談談資本主義（capitalism）的問題，幾天前我們討論的時候你提到過，在這段時間裏我們如何變得比以前更強大和更好?大約一年前，你寫了一篇關於資本主義需要如何改革的文章，主要關注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以及由此產生的問題。那麼，現在我們的機會在哪裏？我們能做些什麼改變?

Ray Dalio：（這個問題）我理解的是——這個體系產生的結果，我們目前得到的結果是我們想要的嗎？我們的美國夢是什麼？是什麼呢，我們甚至不討論這個了。我1949年出生時，世界新秩序剛剛建立，世界新秩序在1945年建立。那時的體系崩潰，然後我們有了一個新的世界秩序——我們（那時）沒有那麼多的債務，剛從戰爭中恢復過來。

那時是一個機會均等的環境。那時我們有一個美國夢，有一個和諧的環境，有一個共同的經歷。順便説一下，這（指上文的環境狀態）不是一次性的，不是百年一遇的。如果你讀歷史，你會看這些時期是在經歷了那種崩潰、衝突和爭鬥之後而來的。然後，人們去構建資產負債表，重塑體系系統，開始一個新的系統，一起奮鬥。

然後當我看向我的四周，在教育系統中上學的孩子和貧窮的社區正在分享——他們沒有足夠的資源，別為此找藉口。因此，認為利潤制度可以完成一切的想法是不正確的，因為資源更多的分配給了那些擁有資源的人。

縱觀歷史——你可以追溯到幾百年前，你會發現任何制度都傾向於服務那些制度的操控者。我們有一個資本主義制度，我們有企業家，企業家獲得資金，然後與政府合作，他們有一種共生關係（a symbiotic relationship），這對他們很有效。

所以它（這個制度）是自我延續的（self-perpetuating）。這些人（指制度操控者）受到的教育要好於，那些不在這個人羣之內的人（指那些非制度受益者），例如，在我們的體制中，收入最高的40%的人在子女教育上的平均花費是收入最低的60%的人的五倍。這就變成了一種自我延續。

當我看到這種境況時，我想説——的確，我是一個資本家——我相信這個制度，我相信它可以通過增加蛋糕的大小，有效的分配（來解決這個問題）。如果我們要討論如何有效地做到這一點——我們的確需要這樣做——總有需要改革的時候，而這些改革必須創造生產力。

這並不意味着僅僅是把錢送出去（給需要的人），而是意味着如何讓他們更加多產，從而使這些需要幫助的人在精神上更加富有成效，在身體上也富有成效，產出更多成果（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我們需要這樣一個系統，所以出於這些原因，我在LinkedIn上發表了相關文章，如果大家感興趣的話（可以去閲讀）。

現在我們就正在重組這個體系。不管人們是否意識到，財富的轉移是巨大的，通過所有這些借來的錢，印刷的錢。這是一股強大的力量。

在接下來的幾年裏，我們將一直會討論的一件事——可能是越早越好——那就是我們如何進行這種重組構造restructuring。我現在擔心的和我當時擔心的是一樣的——這是否會以兩黨合作的方式進行，既能擴大蛋糕的大小，又能很好地進行分配。而不是以損害經濟發展為代價，因為這樣會失去生產力。

有些事情是很好的投資。教育是一項偉大的投資。受過良好教育的人越多，受教育程度越平等，就有越多的人有機會互相競爭，並在一段時間內提高（整體競爭力）。如果做得好，這將產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的生產力。

但實際情況是，各州和地方政府認為這是一項預算項目，所以他們關注開支，在教育上錙銖必較。如果你在一個富裕的城市，你讓你的孩子得到良好的教育，但如果你不是——而很大一部分人正在失去這種機會。

因此，教育這件事情必須好好規劃，這樣才有生產力，才能很好地分配蛋糕。每個人都相信這個系統是公平的，如果我們能做到這一點的話，我樂觀地認為我們會達到目標。這是我們的測試，這是我們的壓力測試。

Chris Anderson：人們對我們如何走出困境，是否真的有可能以一種公平的方式重建經濟這個問題非常感興趣。我的最後一個問題來自我的推特：你認為當前的危機是否表明，低薪和/或低技能工人是維繫國家團結的因素，甚至比銀行和對衝基金更重要？如果作為重建的一部分，我們能建立一個提高他們僱傭利益的經濟體系麼?

Ray Dalio：這些人就是英雄。真的！我們給貧困學生捐贈了六萬台電腦，用於他們的學業。你知道的，一個富裕的學生和一個貧窮的學生的區別就是一台電腦，以便於有學習的機會和能力。我要感謝——那些會感到尷尬甚至害怕聽到這麼説的人——我想感謝他們為這一進程所做的貢獻。

與此同時，還有那些每天都在以各種方式服務他人的人。所以這是好的品質。就像當人們從戰爭中歸來，來到最偉大的一代，正是這種特性與品質讓我們的國家走到了一起。但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認識到每個人在這之中的角色和使命。一個首席執行官，一個在前線的英雄，他們都能很好地工作，一起前進——所以，是的，人們必須知道自己的作用，我們必須欣賞這樣的人。

我們必須認清現實——人們要有一定程度的基礎信仰，基礎教育，基本的醫療保健，基本的基礎——你不能低於這些。否則，當你低於這個水平時，就沒有機會了。而且這實際上是代價非常高昂的，（比如）以犯罪和監禁為代價。

所以，我們的一個使命是幫助那些從高中輟學去工作高中生，幫助他們重新進入高中然後在去工作。我們相信我們這樣做可以省下很多錢，因為監禁的平均費用每年要在4萬美元到每年12萬美元之間。而如果你讓這些輟學的高中生重新加入學習，讓他們正常的找到工作，會省下一大筆錢。

但是單單靠慈善家們做不了這件事情，這些支出是巨大的。所以，如果我們的國家做了這些事情，我認為那將是偉大的。

Chris Anderson：謝謝你，Ray。作為一個慈善家，你所採取的行動讓我深受鼓舞。還有你的一些同行，他們有是了不起的故事。昨天Jack Dorsey宣佈了他對人類的巨大貢獻，這讓我十分震驚——太棒了。這聽起來就像是你行走在權利走廊中的發聲，在那些財閥聚集的地方。無論是國家之間、公司之間、大財閥之間的合作，還是拳腳之爭。這都是如此重要。聽你談感恩，我們應該在某些方面有所感悟，比如中國（為我們）做了什麼等等。

你有沒有過這樣的對話經歷，當你試圖提出一個觀點（的時候），有多少人試圖推動這種類型的對話，而不是充滿敵意的恐懼對話？

Ray Dalio：我認為有一種普遍的錯誤觀念。我與很多你所説的掌權的人，或是政府工作的人溝通。我認為你必須意識到的是，很少有人是根據論點的質量來做決定的。大多數人，大多數人，就像類似於在戰爭中那樣，都有一個特定的目標（站隊），這些信息甚至來自媒體。你幾乎可以辨別出每個媒體或每個人是站在那邊的。

你真的相信有多少人是沒有立場的？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站隊（side）。在這個時代，或從歷史來看，能夠從兩方面看待問題並團結一致的想法，幾乎被視為軟弱或威脅，因為你必須站在一邊或另一邊，等等。所以説出來並不容易。比如，我想對所有（應該被感謝的）人，比如中國，説：非常感謝!（感謝）那麼多的呼吸器和口罩以及所有這些東西。

但這在政治上幾乎是具有挑戰性的，因為會有人跳出來威脅，為什麼我要這樣做？人們會説，好吧，他是個親華派（China Lover）或者説，他是我們的敵人，他站在了另一邊。

所以我想對你説Chris，你有一個座談會，把（這些看法）帶給那些你認為最具攻擊性的政策掌權者，將這（兩方）放在一起。這樣你們就可以產生碰撞後的，深思熟慮後的分歧（thoughtful disagreement）。

我相信經過深思熟慮的不同意見，經過深思熟慮的不同意見是為了得到正確的答案，併產生融合，雖然這並不容易。

Chris Anderson：這對我們來説是個不錯的挑戰。我也相信深思熟慮後的分歧。Corey有工作是關於狂熱的質疑者（passionate disbelievers）對於不理性的仇恨的傳播，比如兩性之間的不理性的性仇恨，現在我覺得誤解如此之深。

Ray Dalio：但你會為此奮鬥嘛？換句話説，如果有人因為你説的是真實的和有爭議的事情而反擊的話，你會回擊過去麼？這很重要。這就是考驗。

Chris Anderson：我會反擊，我甚至想説我會打回去。絕對的。

此時此刻，每個人都在影響着其他人。我們有機會讓彼此成為更好的自己。讓我們來看看那些鼓舞人心的故事，那些人類向人類伸出援手的故事，那些公司做着令人難以置信的事蹟的故事，那些暫時放下利潤目的的故事，那些國家互相幫助的故事。我覺得我們需要進一步詳述其中的一些故事，我們肯定會這麼做。我們每天都在努力做到這一點。我非常欣賞你談論的一些感恩的故事。謝謝你的聲音。

Ray Dalio：總結一下，我相信這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但我們會順利度過。我們將以重要的方式進行重塑，這很好。謝謝你們分享這些值得考慮的想法。

近年接受的最長也是最細緻的採訪，人物雜誌記者像私家偵探一樣，從我和朋友的交談，從各種出乎我意料的文字視頻資料裡面，打開了我內心深處最真實的一面。有不少獨家的秘聞，歡迎點擊。

李開復：最大化戰爭的倖存者

本文來自《人物》雜誌
文｜李斐然
編輯｜朱柳笛
攝影｜尹夕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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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李開復對面是一種持續的挫敗和絕望。技術要比人性更根深蒂固地活在他身上，那種感覺很像是跟Siri聊天，全程剔除人類情緒。這讓人產生一種不太對勁的迷惑：如果他參加圖靈測試，能通過嗎？

這種最大化的氣質只在一種狀態是合理的，那就是科學家的實驗室。這原本可以成為一個最典型的科學家故事，一個天才，迷戀技術，與機器共存，活在實驗室裡。但顯然，李開復早在30多年前就放棄了這條路，這也是他的故事中最有意思的一部分——天才決定離開實驗室，投身複雜、渾沌、充滿局限又充滿活力的商業社會，活在人群中。

┃最大化戰爭

李開復的西裝褲口袋是一個精確測試後確定的尺寸，它和最新款iPhone的尺寸貼合，既不會淺到放不進去，又不會深到不容易取出來。在重要場合，他會戴寬度7釐米的細領帶，比市面上大部分領帶細1釐米，因為他經過實驗發現，這樣的搭配顯瘦。就連他的笑容，都像是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職業偶像營業時的idol smile，這是他大部分照片裡的固定微笑的弧度。

坐在這樣的李開復對面是一場持續的心理危機。他的人生經歷被量化，像一個可查詢的資料庫，他的回答基本上全部出自他出版過的8本書，以及迄今為止發表過的公開演講、訪談和文字記錄。如果你讀過這些內容，就可以準確預測他每一次的答案。因為不管問題是什麼，他都會繞回到這些公開信息的範疇之內，邏輯落點始終是——“世界因你而不同”，每個人都要“做最好的自己”，而現在，我們應當關注“AI未來”。這些是他的自傳標題，也是他研究後發現最適宜大眾傳播的話題。

他的生活是一場最大化的戰爭，在有限條件裡，最大化時間，最大化效率，最大化確定性，不允許冗餘。偶爾助理給他在兩個時間段中安排了休息，會遭到他委婉的批評：時間沒有得到充分利用。

這場最大化戰爭貫穿了李開復30多年的職業生涯，他擁有一個商業偶像的完美履歷：畢業於學術頂尖的哥倫比亞大學和卡內基·梅隆大學，工作過技術最頂尖的科技公司，蘋果、SGI、微軟、Google，而後在2009年創辦創新工場，投身中國的創業熱潮。

在每一個階段，他都創造過最大化的奇跡：在蘋果，他曾將尚處於實驗室階段的前沿語音辨識系統，壓縮了1000倍後應用在當時的蘋果電腦裡；在微軟，他創建了微軟中國研究院，這成為後來世界知名的微軟亞洲研究院，走出來許多AI領軍人物，被《麻省理工學院技術評論》稱為“世界上最火的電腦實驗室”；Google中國也在他的推動下，從一個人到700人的團隊，實現了最具歷史意義的當地語系化。

過去10年中，他的最大化戰場是中國的互聯網創業。創新工場所投資的項目超過350個，已經誕生了17家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獨角獸，基金規模超過20億美元。“創業本身就是一場最大化。人們在創業環境中得到的成長，是在其他環境裡不會得到的。創業就是做出了有限性和無限性之間的連接，達到了人的最大化。”

技術造就的商業奇跡，是過去10年間中國互聯網的獨特景象。技術高度集中化了效率，放大了個人的力量，讓所有人親歷了一場肉眼可見的奇跡——一個創業者能改變所有人購物的方式，一個聊天工具能顛覆此前所有的通訊龍頭企業，一個網紅主播能直接決定一款口紅的生產……中國市場成為全世界資本最為矚目的新大陸，它吸引著一個又一個人投身這片土地的最大化戰爭，在這裡，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親手創造一場影響14億人的奇跡。

“看到時代的變遷，看到迎頭而來的機會，總在想怎麼去調整自己，才能捕捉到這些機會。如果你讓我每天做一樣的事情，我會枯燥到死。”李開復說，“每一年我說不出來我做了兩三件很驚人的事情，好像就白活了。”

不過，這場最大化戰爭也多少吞噬了人性。在家裡，他陪家人的時間是經過精密規劃的最大化策略，“既不會少到讓她們抱怨我不是好丈夫、好父親，又不會多到影響工作效率”。妻子謝先鈴有次跟他吵架，氣到離家出走，不接電話，不回短信。結果，李開復選擇用技術回應。他在Google搜了大概1000條道歉短信，從裡面挑了50條比較接近他的口吻的，自己又寫了50條，湊成了一個100條道歉信的資料庫，然後寫了一個程式，每隔45分鐘隨機發送短信，不間斷地一直發，連續發送到第三天的時候，妻子敗給了程式，認輸回家。

創業夥伴陶甯從微軟時代就認識了李開復，那時候，連跟他吃飯都是一場智力競賽，要一邊吃一邊玩難度極高的推理遊戲。她注意到，同樣使用語音輸入，李開復的語音轉化準確率要比周圍所有人都高。因為他常年訓練自己，用機器習慣的穩定狀態說話，“不要只train機器，還要train自己。”

與他結識近14年的黃蕙雯是創新工場現任CMO，起初她並不想接受這份工作，就跟李開復說，北京霧霾好重，我不要搬過去。結果過了一會兒，她在微信上收到了他的答覆，他依次發來中國氣象局的監測結果、社科院的研究報告，以及協力廠商機構的觀察統計。李開復糾正她，準確的事實是，北京的空氣品質已經有了大幅改善。這構成了李開復強悍的說服力，但也讓黃蕙雯不得不沖他吐槽：“你一定要每天都過得這麼用力嗎？”

所以，坐在他對面是一種持續的挫敗和絕望。技術要比人性更根深蒂固地活在他身上，那種感覺很像是跟Siri聊天，全程剔除人類情緒。這讓人產生一種不太對勁的迷惑：如果他參加圖靈測試，能通過嗎？

這種最大化的氣質只在一種狀態是合理的，那就是科學家的實驗室。這原本可以成為一個最典型的科學家故事，一個天才，迷戀技術，與機器共存，活在實驗室裡。但顯然，李開復早在30多年前就放棄了這條路，這也是他的故事中最有意思的一部分——天才決定離開實驗室，投身複雜、渾沌、充滿局限又充滿活力的商業社會，活在人群中。

┃與複雜共存

商業世界有一些暗號。特別是創業者見投資人時，他們一般不會直接說出自己的想法，你只能去捕捉一些訊號——聊天中他有沒有看手錶，中途接電話有沒有回來，如果聊了半小時他還在提問，要麼這次有戲，要麼他不懂這個賽道，想讓創業者幫他普及一下背景。最直接的失敗徵兆是，“我後面還有個會。”

但是，李開復會給出不太一樣的訊號。他愛談論技術，見他需要準備好充分的資料材料，以備他即時提問。他尤其鍾情于技術天才，有時甚至會打破自己縝密的時間規劃，跟他們多聊。可是，如果技術天才只講技術，他會直截了當地告訴對方，“你的想法太天真了。”

他的本質是一個電腦科學家。在成為投資人、創業者、職業經理人之前，他是足以躋身世界一流的人工智慧專家。電腦博士李開復設計過一款人工智慧博弈程式Bill，擊敗當時奧賽羅棋世界冠軍；他還使用一種叫做“隱瑪律可夫模型”（HMM）的方法，建造出世界上第一套非指定語者連續性大詞彙語音辨識系統Sphinx。學術界一種開玩笑的說法是，衡量一個人的研究高低，就去看他的論文能在多少年後還持續折磨著後輩入行必讀。而李開復的論文，直到今天還有程式師將其翻譯成中文，細細研讀，距離他發佈這些論文已經33年了。

走出實驗室後，他親歷過這個時代幾乎每一次最重要的技術變革，參與它們的落地。陶寧記得，即便在微軟、Google這樣的頂尖公司，想要讓技術進入產業也是一場惡戰，李開復要反反復複做演示，跟不同人群磨合，他們之中大部分人不懂技術，“99%不是你的技術同類”，但他們又有自己的立場和顧慮，李開復的工作就是需要彌合這種人群之中的認知差異。

商業是人構成的戰場，在這裡，贏的關鍵是學會與複雜共存。尤其在中國創業，是一場全世界最殘酷的戰爭。所有參與者將最大化推向極致，只有親自下場，你才能明白這種現實的顛覆性力量。天才的最大失利往往不是技術缺憾，而是誤讀了人，誤讀了人性，誤讀了人群之中的風向。

在微軟的時候，到美國總部開會，坐滿一屋子的天才工程師總提中國盜版，討論的主題都是怎麼抓、怎麼告、怎麼正版化、能賣多少錢。“我說你們根本不懂中國人的思維，我就帶他們來中關村，教微軟的人怎麼理解中國市場。”

李開復設計了一套小實驗，他讓來北京的美國高管們先去一趟當時的電腦大賣場海龍大廈，每人發同樣的錢，買一個電腦回來，去親眼看看在中國做生意是什麼樣子。結果在中關村購物一圈，連最理性的CTO都陷入了中國充滿感染力的消費亢奮之中，回來熱情地跟李開復說，什麼都有，什麼都有，什麼都有！那是一種誰也阻止不了的商業生命力。只有親歷才能明白，你沒法跟一顆破土而出的種子講道理，靠理智否定它的生長。它會不惜一切代價活下來，最優解是與它共生。

過往的經歷把他訓練成一個務實主義者。2006年，他參加香港科技大學前沿研究討論會，臺上坐著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楊振寧，時任科大校長、物理學家朱經武，還有著名數學家、菲爾茲獎和阿貝爾獎得主邁克爾·阿蒂亞爵士。他們熱烈地討論“詩人科學家”這個議題，數學好美啊，數學充滿想像力，只有他不太同意。

李開復很客氣，這是他身上的另一個重要特質。他婉轉地提醒：“這個世界需要有像他們那樣偉大的科學家，留在高校研究院，來探索數學之美，但是也需要像我們這樣的工程師，來把它做成有價值的東西，解決人類的問題。這兩者缺一不可。”

他必須要學會在人群中生存。王詠剛是創新工場CTO，也曾在Google工作了10多年。他知道，跟形形色色的人談技術，是個苦差事，講深了大家聽不懂，講淺了大家覺得沒有用。碰上完全不懂技術的人，尤其是傳統產業的老闆，也得講得下去才行。他有一次聽到李開復不得不跟一個地方老闆解釋，“AI是一種新時代的Excel”，因為Excel對他們來說已經代表了複雜，他耐心地解釋，“像Excel那樣，你把資料填進去，結果就能算出來。”

“我就沒有開復那樣的好脾氣，講不明白我就不想說了。但是他還是很有熱情，能在不同場合，耐著性子，讓所有人聽懂。”王詠剛說。

“市場接受了，技術就得到了承認；市場不接受，再奇妙的技術也不名一文。”李開復曾這樣寫道，市場是一切技術的試金石，只有不適應市場的技術，沒有不適應技術的市場。就算是地球上最偉大的科技公司，技術不能落地，也在市場一文不值。

整個過程都要對抗人群中的懷疑、不解和誤會。智明星通的CEO唐彬森說，10年前覺得李開復不像個投資人，每天叮囑他關注技術趨勢，“老發一些沒什麼用的話”，“我們還在創業苦哈哈的，滿腦子想的還是人怎麼招啊，工資怎麼發啊，他老說要all in移動互聯網，老說比爾·蓋茨的名言，‘人們永遠會高估一兩年的發展，而低估了未來10年的發展。’我當時心想，手機螢幕就這麼點大，性能又特別差，能怎麼樣？”

如今，技術奇跡驗證了李開復的判斷。前不久，創新工場10周年紀念，他給李開復發了一條資訊，“偉大的時代需要有偉大的想像力。”

然而，人群之中，質疑總免不了。出現負面評論的時候，陶甯和李開復經常爭論。李開復希望能把事實解釋清楚，但陶寧告訴他，如果他相信，自己事業的目標是把技術落實進產業裡，就必須專注於技術的落地，“活在一種不理解中，學著與噪音、反對、誤解共存”，對這個世界說，那好吧。

“你說他沒有生氣過10分鐘、1小時，他肯定是不高興的，但是他得用理性的方式去處理。”陶寧說。“況且，創業中太多你想要做的事情，已經填滿你的時間了。像開復這樣從學界跳到工業界，面對客戶、投資人、產品、團隊，他已經生活在人群之中了，必須學會接受過程中的噪音。”

這大概就是時代留在他身上的一種複雜性。他的技術信仰分成兩半：前一半是個科學家，能寫最複雜的論文，調教機器理解人類；後一半是個商人，能洞悉客戶的需求，教會人類理解機器。自始至終，他都是流動在兩者之間的人。

┃吞噬與救贖

技術將李開復的最大化戰爭推向了頂峰，他不僅要最大化技術在商業上的效益，還要最大化自己的影響力。

微博最熱的時候，他給自己的微博寫了一個AI程式，讓機器自動抓取即時熱門的話題，以及與他有交集的主題，以影響力排序轉發，連發送時間都是精准實驗的結果，間隔10分鐘發會掉粉，間隔40分鐘發又不能實現每天發送量最大化，衡量過後得到最優解，間隔30分鐘發一條，每天發送25條，以實現每天穩定漲粉的目標。機器全程類比人類發送的隨機性，避開整點發佈，以免留下機器痕跡，機器甚至能代替他自動回復留言，為他增加粉絲互動頻率，維持熱度。

那段日子，向來平靜的李開復持續生活在一種強烈的情緒衝擊裡，憤怒、喜悅、興奮、焦躁，所有血流都沖向大腦。他每天都會檢查自己的粉絲數，如果沒有達到增長預期就會不高興。他變得對最大化數值有所偏執，“一場演講沒有1000個人我就不去，每天微博不新增1000個粉絲我就不開心，一個記者來採訪我，讀者不夠多我就拒絕。”

一切都是最大化的工具。曾經的創新工場合夥人王肇輝結婚，邀請李開復致辭，儀式結束後，他發現李開復寫了中文發言稿、英文發言稿，在微博、推特、臉書全平臺上都發佈了一遍。作為新聞發言人的他感到高興和感動。但是，李開復大女兒上大學收到的父親的信，也被父親同步發在了網上。雖然贏得了點擊率，女兒卻非常不高興。

今天回憶起這一切，最大化影響力的念頭“就像腫瘤一樣長在我身上，頑強、固執，並且快速擴張”，直到疾病的突然到來。

在經歷了常年的熬夜、高壓、疲勞作戰的生活後，李開復的體檢報告裡檢測出腹部存在26個腫瘤，醫生確診為淋巴癌四期。當整個中國互聯網在井噴似的蓬勃發展時，李開復花了17個月養病。最大化戰爭暫時休戰。

休假對於他來說，是一個非常陌生的概念。一開始，他還不能正確融入這種生活裡面。在動完手術的幾個小時後，他還試圖再度投入工作。他在家的臥室裡搭建了一個工作臺，用金屬臂把顯示器懸掛在枕頭上方，躺著回復郵件。

因為生病的緣故，他提前立下遺囑。寫遺囑的時候，他第一次認真注視自己手裡的筆，“那支筆曾在上萬冊書上簽名，暢銷的自傳，鼓勵中國年輕人努力工作、開拓事業的書，這些書每一本反響都很好，如今，同一支筆卻見證了我的失敗。”

寫完遺囑，他坐在母親旁邊，母親已患阿爾茲海默症多年，只能勉強認出他。直到那一刻他才意識到，自己最大化的影子還有另一面。自傳是一個朝氣蓬勃的故事，但對當時在美國陪讀的母親而言，那是寂寞的回憶。沒有親人，沒有朋友，兒子上課的時候，她只能在家對著電視，一台一台換。因為語言不通，她只看得懂一個猜價格的節目，節目很熱鬧，但她也只能猜測這種熱鬧。從天亮到天黑，只有捱到兒子回家，才有人跟她說話。

成功人生的所有細節都顯現了另一個模樣。在臺灣養病期間，他試著參與家裡的裝修，兩個女兒告訴他，過去他花了大工夫，把房間佈置成公主房，買小星星的貼紙，自己一顆一顆貼在天花板上，但其實，她們並沒有想要成為公主。

小女兒說，她更想要收到爸爸的信，因為爸爸過去經常寫信，寫給爺爺奶奶，寫給媽媽，寫給姐姐，但是他已經很久沒寫了，自己高中畢業的時候，還會收到爸爸的信嗎？

生病期間，李開復重讀了許多年前自己父親寫來的家書。原來早在他事業的最開端，父親就曾在信裡，反復叮嚀 ——

先鈴、開復：

先後接到你們來信，一則以喜，一則以慮（我未用“憂”字）。喜看開復的研究受到別人的注意、重視，但我要說一句話是，做學問的要有自尊心，但更要有謙遜心。學習是無止境的。

經過了這麼多年後，他終於開始理解，和自己渴望的最大化不同，父親治學的根基恰恰是渺小。父親70歲的時候選擇當教師，教了幾十個學生。學生寫給他的訃文裡反復提到這位老師謙遜的治學觀點，他相信研究任何歷史最忌諱的是“成見”，“歷史是沒有官方說法的”，自己的觀點也不是最終的答案，應該歡迎反駁，包容不同的意見。

“我才發現，他寫給我的每一封信裡都隱含著一些人生建議。他教我怎樣去做一個更好的人，不要為了一些沒有價值的事情讓自己太忙碌，做人要謙虛，千萬不能驕傲。父親通過這些信，以非常溫和的方法來傳遞他的愛，而我感知得太晚了。”

在臺灣養病期間，住在他家附近的鄰居楊柏林是一位畫家。他看了李開復的故事，送來一幅畫。這幅畫是很多種顏色一起在流動，黑色包裹著紅色，藍色流向了金色，畫面正中央是蔓延開來的白色，如同水一樣，不斷流動，這是他所理解的李開復。

楊柏林說，他在李開復身上看到了自己。這位畫家一直以來的創作理念就是“影子和自我”，而在李開復身上，他看到這個主題的又一次呈現——“真實的我是影子的救贖，而影子的另一面，是我更遼闊的世界。”

┃回到人群中

病癒回到工作中，李開復回到了他的平和狀態。他是一個始終很客氣的人，很少生氣，總是保持弧度穩定的微笑。最大化模式並沒有完全消退，連軸轉地飛行、演講、開會。妻子常常問李開復，“你到底要幾歲退休啦？”

他還不想退休，多久都不想。他還在享受流動在人群中。今年秋天，李開復去烏鎮的世界互聯網大會演講，飛回北京沒幾天，又到釣魚臺國賓館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在會議間隙的大廳，遇到的幾乎每個參會者都會跟他打招呼，停下來聊一聊。他像水一樣流動在不同群體之間，對決策者解釋技術的苦處，得給民營企業一些幫助，然後鼓勵研究員多參與實踐。

只是，贏已經不重要了。“經歷的災難多了，人就學得會客觀了。人從挫折中學到的東西，遠比成功裡學到的多。碰到好多問題，上報紙了怎麼辦，大會不能開了怎麼辦，他們說，開復你怎麼還這麼鎮定？我說我都被微軟告過了，這算什麼？我都得過癌症了，還怕什麼？”李開復說，“這一生活得已經很值了，得到了超過我能想像的很多東西，我已經很感恩了。如果我失去一切，那也值了。”

在互聯網世界，這也許是一種不合時宜的平靜。他的辦公室位於中關村，就在樓下吸煙區，休息時間會有許多掛著工牌的人聚在一起抽煙，他們鎖著眉頭，抱怨美國貿易管制黑名單、競爭對手使過的黑招、擴大市場的壓力……互聯網，一種焦慮、廝殺、競爭的象徵，是全世界最殘酷的競爭市場。焦慮是他們被這個技術時代所塑造的一種底色。

經歷過技術時代屢次變革，現在的李開復覺得，在10年中國互聯網中誕生的最有價值的不是產品本身，而是產品背後精於執行的人。“我覺得中國創業者是很強大的一批人，整體來說他們不會是很恐懼的人，一方面有自信，相信自己一定能完成，萬一真的做不成，那就公司關了再創一家，做一家倒一家，倒一家就再開一家，真正厲害的創業者都是這樣起來的。”

一個重要的領悟是，人的最大化，不能做簡單的量化。一個不能透露姓名的創業者說，當時他有一個合夥人，很多投資人不看好，都不願意投。但李開復對他說，“我知道這個事你肯定會踩坑，但我也知道如果出了問題，你也可以收拾得了，所以我們冒一點風險，還是會投。大不了到時候麻煩一點，幫你解決問題。早期多犯點錯誤，總比後邊犯錯成本小得多。”事實證明，他的合夥人果然出了問題，但這名創業者也的確熬過了這個錯誤，帶著公司成長為市場的關鍵玩家。

最近，李開復開闢了一個新的最大化戰場——讓AI落地。

他在創新工場設立了一個人工智慧工程院，給學生做技術夏令營，找傳統產業談合作，還聯繫了大學，幫忙設計人工智慧的教材。作為人工智慧工程院的執行院長，王詠剛常常和他一起出差，去工場考察。他在一家工場車間呆了一天，生產線上1000多個人，王詠剛挨個去看每個人的工作，看看能不能用自動化取代。車間工人用很細的鑷子，貼一張小小的貼片。一個工人一整天困在自己的工位上，反復這個枯燥的動作，拿起來、貼上，再拿起來、再貼上。這是一個亟需得到解放的重複性勞動，但是，今天的AI只能在虛擬世界起效，做語音和人臉識別還可以，一旦進入真實世界，又粗糙又笨拙，遠遠不能取代細活兒。

“那天出來我就在想，未來AI是一個無論怎麼想像都不過分的發展。讓它發展取代工人，這不是一個效率問題，而是一個人道問題。人類是不應該被困在這種枯燥的重複性勞動裡的，應該做一些更自由的事情。今天的AI還在非常非常早期的起步階段，如果AI真正能落地達到90分的話，世界會變得非常不一樣。這是我或者開復，以及一些做AI科研的人所相信的AI。”王詠剛說。

這又將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就像是他所親歷的每一次技術落地，又要跟決策者建言，又要面對陌生人的迷茫和質疑，想辦法讓人聽得懂，又要耐心勸服創業者相信，這背後是下一場技術奇跡。但李開復似乎很享受這件事，每天連軸轉地面談，演講，參加討論。

1983年，李開復在卡內基·梅隆大學電腦科學系攻讀博士學位，那裡是世界人工智慧尖端研究的前沿陣地。他的博士生研究計畫中這樣寫道：

“人工智慧是人類學習過程的闡明，人類思考過程的量化，人類行為的解釋，以及對智慧原理的瞭解。它是人類瞭解自身的最後一步，我希望投身這門新的、有前景的科學。”

今天重讀這番宣言，李開復似乎的確在用自己的時間，踐行著這場實驗，他把自己訓練成機器的思維模式，量化自己的行為，去教機器理解人類，更重要的是，通過對機器的理解，把它推向人類，實現“人類瞭解自身的最後一步”。

“我確實是用了20年的時間，才慢慢地瞭解他，他不是一個完美的人，也不是個最理性的人，他是一個像我們一樣的人，是一個領導，一個下屬，一個朋友，一個長輩，一個丈夫，一個父親，一個兒子，他是一個生活在人群之中的人。”陶寧說，“他的主線是忠於技術，圍繞著技術他做了所有事情，做了研究，做了產品，做了投資，收集了人才，也獲得了很多朋友。技術改變了他的人生，他也因為身處這樣的技術時代，改變了別人的一生。”

┃只屬於自己的房間

現在的李開復試著活在一場最大化的寬鬆裡面。他已經不怎麼再發微博了，自動定時發佈的程式已經終止了，他只會偶爾上去看看評論。過去看電影，他會按照IMDB排序，從9.2到6.5依次看，他在家裡裝了160T的伺服器，確保他準確擁有全部6.5分以上的電影。現在也沒關係了。他最近在重看《教父》，看了好多遍，他現在喜歡教父那樣的英雄，說不上是英雄，卻也並不是壞人，一生與人性的種種複雜面共存，是一個活在人群中的人。

李開復有一個秘密，那就是吃。他熱愛美食，也熱衷於研究美食。每年大董上新菜，他都會受大廚邀請試菜，跟大廚討論菜品。曾有一家出版社知道了他的美食喜好，想給他出一本美食書。但是，在李開復決定之前，王肇輝就直接拒絕了：“我說不行，只要我還在PR這個崗位上管事，就不可能有機會。我不希望開復的公眾形象變得不專注。我希望科技、投資是占他人生符號99%的東西。不能讓人感覺不務正業，跑去做美食了，這不合適。我不同意這樣的事情出現。”不過現在，這個秘密也不需要隱藏了。講述美食時候的李開復，有一種毫無掩飾的由衷快樂，他花了整整10分鐘時間，認真描述如何煮一顆最完美的雞蛋。這是他經過反復試驗、調試，推算出的完美雞蛋烹飪資料。

他選擇Google工作的其中一個條件是，參與Google中國餐廳的籌建。幾乎每個和他在Google共事過的人都記得，每天中午的試菜環節，會看到一個神采奕奕的李開復點評菜，面試大廚，提很多專業問題。

現在不需要爭奪最大化流量了，他開始允許自己說點真正想說的話，吃到好吃的東西，他會給它們拍特寫，傳上網。其實，如果沒有其他人反對，李開復還挺想寫美食的。但是，他是一個溫和的人，不喜歡跟人起衝突。他也尊重別人的專業，只要是他認定的資深人士的建議，他大多會接受。所以，這個出版計畫最終流產，李開復只說了一句話，“那好吧。”

病癒之後，為了讓更多人對AI感興趣，李開復願意去展露更多真實。他參加了奇葩大會。在去錄製的車上，他準備了一份詳盡的發言稿。助理提醒他，那兒鼓勵現場即興，你自由發揮就好啦。但這是李開復所不習慣的場景，他反問，“自由……怎麼自由？”

結果，奇葩大會收穫了嘉賓語音聲波最平穩的一期節目。錄製結束後，蔡康永跑來找他的助理：“開復在幹什麼啦，讓他來玩的，一上來就講課，也不跟我們打招呼，難道他是緊張嗎？”

習慣是不容易更改的，他還是喜歡活在精確的最大化裡。臨近採訪結束的時候，李開復展示了自己手機相冊，裡面有兩部評分7.9分的電影。“這是我最近發現的兩部電影，我還沒有看過。”他說回家後會把這兩部電影下載來看，所以此時此刻，寫稿還不能寫“李開復看過IMDB上所有6.5分以上的電影”，準確的說法是“所有6.5分以上的電影，減去兩部”。

生活也依然追求一種最大化，但如果沒做到，那也沒關係。李開復在家裡追求極簡，一切都要藏起來，相冊藏在抽屜裡面，電視藏在油畫後面，電腦藏在飄窗裡面，音響藏在房間隱蔽的壁龕後面。他試圖也把妻子的化妝品藏起來，為此設計了一個能夠裝400個瓶子的鏡櫃，完美容納妻子現有化妝品。然而，住了一段時間後，滿載的鏡櫃外面不知道為什麼又冒出來100瓶。於是，他從自己的護膚品裡拿了20瓶出來，也放在外面。李開復說，這是適應環境的新策略，既然要存在冗餘，就讓冗餘也搭配著來，在一種新的平衡裡，與冗餘共存。

他再一次開始寫信。小女兒畢業上大學那一年，他給她寫了一封不再公開發表的信。信的最後一段是：

我問媽媽想說點什麼，媽媽讓我告訴你，我們非常愛你。我問她，這句話是不是應該說，我們愛你，比昨天多一點，比明天少一點。她點點頭，眼睛裡閃爍著一點光，那就像是在你小時候第一次聽到這句話時，同樣的光芒。

後來不久，小女兒把回信文在自己的身上。一個是Stay Gold，它出自美國詩人弗羅斯特的詩，原意是，美好總是容易消逝（Nothing Gold Can Stay），但她改了一下，對她來說，美好也可以永不消失。另一個是一組數學符號，那是長大之後終於領悟的父親的關心，一個大於號，一個小於號。

今天的創業依然是一場最大化戰爭，但作為親歷者，他也得到了珍貴的經驗：“最大化會發揮人的潛力，但也會犯錯誤。我學到的就是不要去算計到這麼細，分清楚哪些是自私的最大化，哪些是真正對世界有意義的最大化。”

李開復的家裡現在有兩間書房。一間是給外人看的，是他完美一面的呈現，乾淨到空無一物的書桌，所有物件都可以完美收納，曾經的獎狀、獎盃和畢業證書，整齊地排列在櫃子裡，是展示給世界看的戰利品。

另一間書房非常狹小，裡面完全沒有裝飾，沒有吊頂，沒鋪地板，抬頭就是黑壓壓的暖氣管道，屋裡只有一把歪到有點散架的椅子，勉強可以坐下。這裡放著他在家裡佈置的伺服器，以及所有不想被外人看到的東西。

這裡藏著所有他生活的秘密回憶。曾經手寫給妻子的情書，父親寫的信，自己的病歷，過去工作用的舊名片，只對自己有意義的工作紀念物，亂糟糟地堆在一起。他跟自己約定，老了退休了，他就把這些回憶按順序整理好。但現在還不用，這樣就好。

只有在那個房間裡，他不用活在最大化裡。這是他精緻的家裡唯一一個亂糟糟的地方，沒有條理，沒有分類，不用小心翼翼。他時不時要去那兒維護伺服器，跑資料的十幾分鐘時間裡，讀一會兒信，發一會兒呆，想念父親和母親。所有情緒都允許得到短暫的表達，懷念，生氣，懊悔，沮喪，難過，也有希望。這是最大化戰爭的一條縫隙，只在這裡，活著一個真實的李開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