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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翡翠水庫

台北市長 柯文哲 出席翡翠原水管工程「翡翠段」隧道貫通記者會致詞時指出，台灣中南部在今年都發生缺水、限水情況，唯獨台北沒有發生，這要感謝前總統李登輝當市長的時候興建翡翠水庫，其次要感謝的是趙少康，因為他在環保署長期間，對北勢溪上游實施相當嚴格的水土保持管制，讓翡翠水庫淤積機率很低。

#謝謝柯市長對我當年努力的肯定，也勾起我對翡翠水庫的一些回憶。

記得我的前輩、台北市議員羅斌曾經告訴我，他在擔任市議會建設小組召集人時，有一晚在外應酬到深夜，回到家時嚇了一跳，市長李登輝竟然坐在他家客廳沙發等他，請他協助通過在議會被杯葛的翡翠水庫預算，因為興建翡翠水庫預算屬於建設小組審查。我跟李登輝後來雖然「道不同不相為謀」，但當時還是很佩服他能夠以市長之尊，很有誠意的拜託議員以重大建設為重。

其實啟動翡翠水庫建設的應該是林洋港市長，當年很多人質疑萬一中共把水庫炸了，整個大台北不是都淹在水裡？甚至還罵他「與匪唱和」，但林洋港仍力排眾議，也獲得蔣經國支持，堅持興建翡翠水庫。

我當台北市議員時，文化大學和實踐家專之前在翡翠水庫集水區買了大片土地，想要開建分校，我知道後 #堅決反對，這兩所大學的背景強硬，張其昀、謝東閔先生都是黨國大老，我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年輕市議員，牽涉龐大利益，如何抵擋得了？

我想到的辦法是 #強力杯葛自來水處的預算，自來水處處長是我台大的學長賴騰鏞，我跟賴處長說，#事情不解決我絕對不會讓你的預算通過，請你請楊金欉市長在參加行政院會時跟孫運璿院長反映， #請孫院長一定要阻止兩校在翡翠水庫集水區設立分校，否則成千上萬師生吃飯、洗澡、上廁所產生的生活廢水一定會破壞翡翠水庫水質，而且學校周邊一定會聚集各種商店、餐廳，那還保護什麼大台北地區的水源？如果兩校執意要設分校，我一定會抗爭到底，也一定會繼續杯葛自來水處的預算。由於議會同仁的堅定支持及輿論的強大壓力，#終於迫使兩校建校計畫停止。 #這在當時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後來擔任環保署長，就一直鼓吹印地安人「水源即聖地」的觀念，陪同郝柏村院長視察水庫時也特別要求水源地保護，禁止濫墾、濫植、濫伐。

我在民國81年11月間辭去環保署長投入台北縣立法委員選舉，台北縣很大，要逐一到29個鄉鎮市拜票，記得有一天我在坪林地區經過一上午的活動，靠近中午時想跟一家商店借用個洗手間，老闆竟然很不客氣的對我說：「你不是要保護水源嗎？為什麼要在這裡上廁所？你應該自己帶個馬桶來。」當場氣氛十分尷尬。

郝龍斌當台北市長後，邀請我在立法院的主任助理劉銘龍博士擔任翡翠水庫管理局長，我特別要求他要確實管好遼闊的水源集水區，也算是一棒一棒的傳承。

#宜居永續
#維護翡翠水庫水質
#仰賴每一代的努力

世紀末：知識份子與民間寫作（1990年代）　責編文／柄富
　
1989年是一個重要的年份，詩人王家新在他的詩歌訪談錄《回答四十個問題》裡提到「從大體上看，1989年標誌著一個實驗主義時代的結束，詩歌進入沉默或是試圖對其中的生存與死亡有所承擔。作為一個詩人──不是全部，而是他們其中經受了巨大考驗的一些，的確來到一個重要的關頭。」這個1989年的巨大考驗、重要的關頭，很明顯指的就是中國八九民運，也就是我們熟知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在內的整個八九風波。歐陽江河曾在訪談裡說「到1989年前，朦朧詩所寫的東西慢慢擴展至內心層面、個人經驗和實驗性語言風格等，但沒有跟太多現實生活或歷史聯繫，因此被批評脫離現實。89年之所以影響整個年代，是因為89年歷史強行進入，不管你喜不喜歡，這個歷史是當時詩歌和文學寫作，包括思想概念，沒有直接直面過的，沒有直接處理過的，和它面接過的一種真實歷史現實……一個活生生的、直接的、真實的發生。譬如說：死了人，流了血，而且這是我們詩歌沒有辦法去處理它、面對它和容納它的。」
　
而中國的學者們自己在歸納九零年代的中國當代詩歌時，必然會提到知識份子與民間寫作的論爭。歐陽江河被列作知識份子的代表首先是這麼理解九零年代的當代詩歌的，以1989年的重大事件作為分界點而能說「89後」的詩歌與前代不同，這是一種觀察，也是一種自我命名。也有許多學者，比如陳超、唐曉渡，並不認同九零年代的詩歌能夠透過一個事件（即使這事件夠重大）而確立自己為一個文學時期的結束或開端，詩歌史是一個綿延的進程，不會一瞬間就這麼斷代，九零年代的詩歌也並非由否定八零年代的詩歌來完成。
　
經常是以一個後見之明的角度來談論一個時期的文學，程光煒1998年的文章〈我以為的九零年代詩歌〉則正面地為中國九零年代的詩歌作了兩點初步的描述：「一、它（九零年代詩歌）是相對散文化、現實的、個人性的，能達到知識份子精神高度的一種寫作實踐。二、它是一種充分尊重個人想像力、語言能力和判斷力的創造性藝術活動……90年代詩歌不僅要求詩人有一種文化的、精神的高度，它還如艾略特所說的：『是一門綜合的藝術』。」強調著「知識份子精神」這點，程光煒1998年還編選了一本《歲月的遺照》，作為九十年代文學書系的詩歌卷出版了。
　
當時正就讀北京師範的學生沈浩波旋即在《中國圖書商報》上發表了〈誰在拿「90年代」開涮一文〉，公開地對《歲月的遺照》的編選者及其中部分詩人展開批評。隔年另一位詩人楊克也主編了一本《1998中國新詩年鑒》在廣州出版，在代序以及選詩上顯然都試圖與程光煒編選的《歲月的遺照》作出區別，表達出一種別於《歲月》的一種「民間立場」，雙方氣氛越來越緊張，1999年4月謝有順在《南方週末》發表了〈內在的詩歌真相〉一文，加強對《歲月的遺照》詩選，以及所謂「知識份子寫作」一定義的質疑。此文一出，王家新、贓棣、西渡等作家相繼撰文，對謝有順的質疑予以反駁。
　
在兩方劍拔弩張的形勢下，1999年4月16日至18日，由北京市作家協會、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當代室，聯合了《北京文學》雜誌和《詩探索》編輯社，在北京平谷縣的盤峰賓館舉辦了一場詩會，邀兩方詩人、詩論家、批評家與會，就一系列的詩學問題進行討論，事實上也有更多是在對寫作資源的分配進行爭論，帶著「圈子」與「權力」的因素展開的意氣之爭也所在多有。這場詩會被稱作「盤峰詩會」，會後便產生了「知識份子派」與「民間派」這樣的說法，而兩方的論爭也不僅止於盤峰詩會，後續在北京各報刊、文學雜誌上，仍然有一系列激烈的相互筆伐。
　
就何方麗、張立群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0年第六期發表的〈盤峰論爭始末〉，整理出來的知識份子派、民間派論爭的內容，首先是詩歌是否應該爭取讀者，這與90年代以來詩歌在市場經濟上被邊緣化有關，民間立場的詩人認為「知識份子寫作」事實上是遠離了讀者，而有無讀者是證明詩歌是否成功的標誌之一。

另一方面，知識份子派的詩人則認為民間派詩人過份強調民眾與讀者，使得詩人成為一群「消費時代的弄臣」。其次圍繞的是兩派詩歌所擁有的「技術養分不同來源」的問題，民間派指稱知識份子派的寫作養分來自西方的文學理論，認為詩人應該關心母語、關心自己的日常與現實，如此才有原創性；對此，知識份子派表達另一種看法，西渡說「知識並不脫離生命，人對知識的熱衷是人類前進的動力，將利用西方的詩歌資源說成一種「買辦」是一種強辭。」
　
圍繞著如上等等詩學的反思，把文學的特徵「口語」、「非口語」、「文學理論的」、「日常現實的」、「親近讀者的」、「遠離讀者的」刨根究柢地討論一番，正是「盤峰詩會」以及其後一連串的知識份子與民間寫作論爭，所具備的積極意義。本周我們會介紹幾位知識份子與民間派的代表詩人（有些是被學者歸類為某一派，但自己並不認同，比如知識份子派的歐陽江河），還有他們的詩作，不求全面但望可以帶讀者一窺中國當代詩在世紀末的某一角度，特別被強調的風貌。想了解更多可以延伸閱讀如下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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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在北大課堂讀詩（修訂版）》，洪子誠主編，2014，北京大學
《90年代「詩人批評」》，冷霜，北京大學中文系2000屆碩士論文
《站在虛構這邊》，歐陽江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
〈回答四十個問題〉，《中國詩選》，王家新，1994，成都科技大學
〈我以為的九十年代詩歌〉，程光煒，《詩歌報》1998年第三期
《1998中國新詩年鑒》，楊克，廣州花城，1999年
〈盤峰論爭始末〉，《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0年第六期，何方麗、張立群：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1204/c434900-319561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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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鄭閔聰
美術編輯：鄭閔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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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為你讀一首詩 #中國當代詩 #1990年代 #知識份子寫作 #民間立場寫作 #程光煒 #楊克
https://cendalirit.blogspot.com/2021/05/20210524.html

【台灣．高雄】最好的時刻，正要開始。

《高閔琳參選民進黨市黨部主委聲明》

（文長慎入）
（楔子）

1982年生。天然獨。一瞬的時光。

從校園民主到走上街頭，公共參與、社會運動。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政治」成了我的日常生活。一路走來其實並沒有特意規劃，倒也順從與生俱來的使命感，自然而然走上政治工作的道路，從幕後走向幕前，從幕僚走向參選。

1990年三月，野百合學運我沒來得及長大參與，卻深受啟發。2005年三月，我在自由廣場靜坐抗議中共制定《反分裂國家法》不放棄武力犯台。從台大學生代表大會議長卸任不久的我，當時也並不能預知後來的幾個月，我會決定參選第十九屆台大學生會長。2006年三月，當選台大學生會長的我，敲響傅鐘，表達「青年理想之實踐，即為公共參與及社會關懷」的主張，訴求青年人燃起「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而後歷經2009年野草莓運動、2012年反媒體壟斷⋯⋯一直來到2013年的三月，太陽花運動，可謂無役不予。

由衷感謝民主進步黨所有先進前輩與黨內同志的提攜陪伴與高雄市民的託付與支持，我在2013年回到父親的故鄉高雄耕耘，而後決意參選，並於2014年順利獲得黨內提名，並順利當選為高雄市最年輕議員。從1998年，16歲的我當選衛理女中班聯會主席，至2014年32歲的我第一次當選高雄市議員；我人生有一半的時間都在參與公共事務、在「參」政治。

2014年當選議員後，我認真服務、辛勤耕耘，努力為台灣人民做工，並多次榮獲高雄市十大優質議員。2018年，我立場堅定、認真輔選，更「不畏韓流」，但也幸運連任。

然而，我深知民進黨在高雄的挫折，正是人民給民進黨的教訓和警惕；而這樣的挫折，也帶給民進黨內部深刻反省與檢討改進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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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從失敗的低谷爬起，翻轉。

2019年，蔡英文總統堅定拒絕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年中，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民進黨執政的中央也做了許多政策上的調整，而在地方，我除了善盡職責，做好身為議員的問政監督，也勤走地方服務鄉親市民；同時也接任蔡英文總統高雄競選總部活動部主任。

2020年，蔡英文總統順利連任，高雄八席立委全壘打，蔡總統與民進黨竟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裡面，贏回多數台灣人民的信任與託付，並再次成為國會多數（深深感謝所有台灣人民，諸多專程從海外、從北中南東台灣和離島回鄉投票的台灣人民與年輕世代）。

乍看之下民進黨似乎走出2018年的陰霾，但細究選票結構，卻發現蔡總統與民進黨之選票竟有著300萬極大的差距；我們也觀察發現，年輕世代對蔡總統的支持並無法完全轉化成為對民進黨的支持；年輕的選票不再選擇民進黨，而是流向了充滿競爭力與政治動能的新興政黨。

如我，任何一位關切台灣第一個、也是最大的本土派政黨、民進黨逐漸熟齡與永續發展課題的基層黨員，必然也深刻感受到民進黨之於「進步價值」的追求、民進黨之於台獨黨綱「台灣主體性」與「國家正常化」的務實推進、民進黨之於政策路線與地方經營的改革與調整⋯⋯不應僅在2020年的選戰從黨內的立委提名（高嘉瑜、吳怡農、賴品妤、謝珮芬、李問、蔡沐霖等）與黨中央選務及黨務工作（林飛帆、林鶴明、薛呈懿、吳濬彥、魏筠）看見亮點、看見年輕世代的承擔與接棒；而是也必須從各地方基層黨部，透過黨內前輩的薪火相傳與世代交替，讓民進黨再一次地蛻變、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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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良久，我再次看見了自己的使命。

2020年三月。

我決定投入民主進步黨第六屆高雄市黨部主委選舉。
民進黨不能再讓年輕人失望，更不能讓台灣人民再次失望。

以下是我參選市黨部主委的五點政見主張：

一、＃號召青年入黨培育人才，＃推動民進黨年輕化。

作為曾經享受到黨內無數先進前輩提攜栽培的「最年輕議員」，我認為面對新興優質政黨崛起的景況下，黨部主委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除了穩固黨內原有的支持基礎，最重要的是，必須在國家前途與台灣主體性、攸關高雄城市發展的願景與公共政策，必須在包括人權、社會福利、性別平權、教育文化、環保生態等不同面向上，透過對「進步價值」的追求與論述主張之實踐來爭取年輕世代對民進黨的支持。

最重要的是，民進黨更必須積極創造青年參與黨務的各種機會，為黨培育比我還要更年輕的世代、更優秀的青年人才投入到公共及政治領域。

二、＃不介入不主導罷韓市民運動。

延續過去我從事學生時代以來參與社會運動的認知，我主張政黨的角色，應該站在這場高雄市民的民主運動的背後。

重申日前我針對「罷韓運動與政黨角色」撰文表達的主張（https://reurl.cc/D9ZElm），我堅決反對任何政黨主導罷免、也反對罷免和補選掛勾。

再次強調，罷免是高雄市民重新選擇的機會，是要終結不適任者、汰換成更好的人選，是民主除錯的機制。罷免不該變成政黨對決；而民進黨應該站在身後保護高雄市民的民主機制與罷免運動，而非主導罷免，更不該急著出來收割罷免、搶市民的功勞。

三、＃高雄勝選，＃力拚重返執政、＃議會過半。

罷免是罷免，補選是補選。我認為，黨意不應凌駕於民意；而民進黨的政黨角色和出場時機，應該是在「罷免成功以後」的「市長補選」。我認為，民進黨為高雄市民推出一個最好的市長人選，這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黨。

未來，我要努力厚植民進黨動能，傾聽民意、凝聚共識；對外擴大支持基礎、爭取市民認同，對內凝聚團結邁向勝選目標——積極輔選2022市長人選，力拚議會過半、深耕基層鄰里，深化民主與「台派」本土意識。

四、＃反對媒體壟斷、＃反對紅色媒體（從「野草莓」到「踩紅媒」🍓）

1995年，我支持民間訴求「黨政軍退出媒體」，
2020年，我主張「媒體退出黨政軍」。

2012年，學生時代的我參與「反媒體壟斷運動」，也在擔任立法院國會助理期間參與過公廣集團及董監事違法延任案，一直高度關注媒體改革議題。

尤在2018年地方選舉的假消息與資訊戰當中，我更加清楚地看見紅色媒體與網路如何相互加成、影響了台灣中央及地方選舉，以及國內政治經濟以致社會文化各個層面。

我在2019年發起「踩紅媒」行動，也號召跨黨派跨縣市的新世代議員與青年學子一同響應，重視紅色滲透與媒體改革課題。

我反對媒體壟斷，也反對紅色媒體；媒體退出黨政軍。

五、＃黨務改革願景，＃凝聚新時代的高雄共識。

民主進步黨是一個追求民主自由、勇於對抗威權政體的第一個本土政黨，從街頭倡議、社會運動，也從草根逐漸茁壯成樹。

一直以來，民進黨最為外人稱道的特色，就是黨內面對不同議題或政策主張總是眾聲喧嘩、刀光劍影吵吵鬧鬧，但關鍵時刻總會凝聚團結的一個政黨。無論是對於台獨黨綱與對中國政策甚至派系解散等，這些年來在民進黨內部都經歷過多次的路線辯論與正式會議。

本次黨部改選恰逢中國武漢肺炎肆虐的防疫期間。而我，作為本黨的年輕世代，作為一個女性，作為一個在台北都會地區成長，而在原高雄縣非都會地區基層耕耘服務的政治工作者；我相信我能為民進黨帶來許多新的觀點、刺激與創新。我也相信這次黨部改選，將會是一場沒有煙硝味而暢談價值理念、論辯路線的選戰。

不可諱言的是，目前我只能掌握自己手中的那一張黨員票。

所以，從宣佈參選的即刻開始，我會更加努力爭取黨內先進前輩、黨內同志與基層黨員的支持。

我會努力透過這次選戰，傳達年輕世代對本黨與地方黨部黨務改革的願景與理想，努力追尋並凝聚屬於民主進步黨「新時代的高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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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政治學者、前中研院研究員吳乃德新書《台灣最好的時刻》，談的是1977年至1987年台灣民主誕生的故事；而民主化的進程當中至關重要的，便是發生在高雄的美麗島與橋頭事件。

而在2020年當下，中國爆發武漢肺炎（COVID-19）以來，台灣基於地理位置與兩岸經貿交流往來頻繁的關係首當其衝；然而，台灣作為全世界最了解中國的民主國家、對抗過SARS也從SARS學習經驗的先進國家，卻在這次透過防疫與公共衛生政策、先進的醫療專業與研發科技，成為全是世界先進國家不容忽視的耀眼存在。

長期備受中共打壓欺凌的台灣，開始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同與正視，美國、菲律賓、歐盟等多國國會議員或行政首長均致函發言力挺台灣加入WHO。而美國的《台灣旅行法》和《國防授權法案》以及川普總統最新簽署的《台北法案》後，台灣也在蔡英文總統的領導下，逐漸站穩穩亞洲民主國家第一島鏈最重要的防疫與戰略位置。「國家正常化」並走出國際社會的道路亦日見清晰。

我認為，「台灣最好的時刻」，現在才正要開始。

身而為人，就是要為真理、為理想、為價值理念而不停戰鬥。

民主道路上的先進前輩和青年朋友，
請和我站在一起，努力打拚，為台灣加油！

#謝東閔 參加《 #超級巨聲》入行至今十年，眼見同期歌手都陸續出碟，但他依然在原地，可幸他的性格從不比較，不至於灰心，今年他終於有機會圓歌星夢，「我一向好少會與人比較，每個人經歷都不一樣，幸好有時候走在街上都會有人走來跟我說，『你就是參加《超級巨聲》的謝東閔，我認得你！』我聽到會很開心，因為都相距十年，至少有些觀眾仍然記得我是唱歌出身。一直以來我抱住做好本分，有機會來臨就要好好把握，所以去年終於有機會可以唱劇集主題曲，又簽了星夢唱片公司，真的好開心；相信今年會有多些機會唱歌，總算可以圓夢，希望可以藉着歌聲，讓觀眾記得原來謝東閔其實都識唱歌。」全文：http://bit.ly/2RLWY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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