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離開舞台，不再唱歌的這個決定，我很開心，沒什麼好後悔的。」
德國次女高音 克莉絲妲‧露德薇希(Christa Ludwig,1928-)，父親是劇院經理（也是男高音），母親是次女高音，並曾在卡拉揚指揮下演唱貝多芬的《費黛里奧》，與理查‧史特勞斯的《艾蕾克特拉》，看著父母親登台歌唱，讓克莉絲妲從小就夢想成為歌劇院裡的首席女聲樂家(prima donna)，不過，往往想到隨之而來，無可避免的醜聞跟八卦，她覺得實在懶得應付，就算了。
她還曾差點加入納粹，回憶那段過往，她說：
「某天，納粹來到班上對我們說：『從今日起，你們很榮幸地能加入我們這個大家庭！』，但入學時我跳了一級，納粹因為班上就屬我年紀最小，不讓我加入，那時的我好傷心啊，因為我是班上唯一一位沒加入的學生。」
1944年底，二戰炸毀了克莉絲妲的家，為了生活，她常到美國政府官員的俱樂部唱蓋西文，以賺取雪茄(當時的實質貨幣)。1946年，她獲得法蘭克福歌劇院的合約到 達姆斯塔特(Darmstadt)生活，合約結束後，她順利通過指揮大師貝姆(Karl Böhm)的面試，移居維也納。儘管之後與美國大都會歌劇院(Met)、德國與法國的歌劇院都有緊密的合作關係，維也納歌劇院仍舊是她的音樂生活的重心，不僅是身為維也納歌劇院的榮譽成員，未來，維也納歌劇院也將替她於中央公墓舉行葬禮。也是在維也納，克莉絲妲遇到了影響她一生的三位貴人：。
「我生命裡有三位非常重要的指揮家：貝姆(Karl Böhm, 1894-1981)、卡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 1908-1989)，與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 1918-1990)。」
「貝姆教會我如何一次精準唱到位；卡拉揚則聚焦於樂句的雕琢，讓每個樂句能被唱得更美麗動人，例如：馬勒《大地之歌》中，有個樂段結尾只有大提琴沒有管弦樂團，卡拉揚要我揣摩大提琴的音色來開啟下個樂段，讓前後樂句頭尾相接。伯恩斯坦帶出的則是音樂的深度，他會不斷想著如何賦予音樂更至高無上的靈魂。每每演出或錄音結束後，他都會來問：『你覺得剛剛的表現如何？』，反觀卡拉揚就不會這樣。」
「伯恩斯坦喜歡聲樂，但他不太知道聲樂家的需求，什麼時間點該換氣等等，但卡拉揚懂，他知道哪些地方對聲樂家是困難的。如果演出時卡拉揚發現你狀態不好，他會刻意將樂團聲量提高，讓歌手的聲音被樂團掩蓋過去，當然音樂會結束後，聽眾就會說：『樂團好大聲，我根本聽不見他們在唱甚麼！』。」
「跟他們的合作經驗都非常好，但卡拉揚是當你今天狀態不好，他會立刻發現；狀態很好，他也會知道，然後根據你當天狀態，調整樂團的步伐，這不是每個指揮都能做到，但他可以。」
貝姆所指揮的莫札特歌劇一向備受讚譽，在1955年將克莉絲妲引進維也納歌劇院後，克莉絲妲唱了不少莫札特的歌劇作品，例如：《女人皆如此》裡的貴婦朵拉貝拉(Dorabella)，與《費加洛婚禮》的伯爵私人貼身男僕凱魯碧諾(Cherubino)等，但其實，克莉絲妲並不特別喜愛唱莫札特。
「我不愛唱莫札特的歌劇作品，因為我的聲量很大，必須把聲量壓小才適合劇中的角色，比起華格納跟理查·史特勞斯的角色，莫札特對我而言更不好唱。Dorabella倒不難，因為這個角色跟我一樣幽默風趣，是為我量身訂做的。但《費加洛婚禮》的Cherubino就讓我很害怕，Aria的音都非常高，很難唱。」
歌唱這份職業對她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克莉絲妲這麼回答：
「17歲開始，賺錢養家是我唯一的生活重心，因為戰爭，父母的房子被炸毀什麼都沒留下，一無所有的我只能不斷掙錢。同為生命導師的母親總對我說：『記住，劇院、舞台不是你生命的一切！』，我是從父親身上了解這點的，當他離開劇院，沒有戲劇，他就什麼都不會了，一瞬間成為了全世界最不開心的人。奧地利女高音Leonie Rysanek 曾親口對我說：『如果我無法再歌唱，我會上吊自殺。』，為此，我母親還特別告誡我：『你有歌唱的天份，就好好使用它，但除此之外，你一定要有能力做些其他的事。』」
「我只是有好的嗓子與天份，然後在維也納歌劇院工作50多年而已，事實上我就只是做了這件事情。巴倫波因(Daniel Barenboim,1942-)在某報紙的訪問曾說：『如果你有天份，就應該好好珍惜、使用它，因為這是你的責任。』…你可以把天份視作上帝的禮物，或單純視作擁有良好的基因。不管怎樣，是天份也是責任，對我而言，戰後什麼都沒了，我只能用我的聲音來為家裡賺錢。」
「天份與生俱來，技巧需靠後天練習。17歲在維也納唱歌時，一顆半音我要練一整年才唱得上去，就算十年過後，我還是很害怕唱《玫瑰騎士》的元帥夫人Marschallin，音太高了(她也會跨足唱女高音)。《玫瑰騎士》的最後一首三重唱，我無法像Elisabeth Schwarzkopf跟Lisa Della Casa把弱音唱得這麼完美，不過我能體會歌詞，Marchallin的某段獨白是這樣的：『One must be light, light of heart, light of hand, holding and taking, holding and letting go』。放下真的很難，但如果試著把自已先放下，或許會簡單一些吧。」
「我熱愛唱歌，也十分幸運與最頂尖的指揮與歌劇院總監共事。但一直以來，與我相處的是超過一世紀的劇本、歌詞，它們跟現實世界幾乎沒什麼連結。唯有停止歌唱，我才有時間好好審視生命本身，對於離開舞台，不再唱歌的這個決定，我很開心，沒什麼好後悔的。…我很開心能夠放棄歌唱。在工作的最後幾年，我唱得很辛苦，我並不想挑戰自我。」
「生命很無常，每當我翻著專輯，發現封面上的自己是唯一還在世界上的人時，會有股很怪的感覺湧上心頭。之前我老公去世，一位與自己非常親近的人突然不在了，就讓我有這種不真實的感受，有時我甚至覺得自己活得太久，生命早就過期了，阿哈哈！」
📷 Ernst Kainerstor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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