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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隨緣家書】這一篇整理了一些觀察，雖然又是相當長，但下篇未完全完成，還在構想中。高手在民間，真心誠徵意見，希望大家對這十點的對策分別思考，可以集思廣益

警惕林鄭月娥「散水辦」十條戰線：光復香港，下一步，怎辦？（上）

2019年6月之後，我們已經活在另一個香港，雖然「五大訴求」未成功，香港人犧牲慘重，但總算也有不少勝仗，例如區議會選舉變天（根據政府文宣，這正是對「止暴制亂」的公投，反映後者不得民心）；主流民意持續一面倒（並未對和勇合一割席）；美國極速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每一宗警暴都激起民憤……，這些，都是士氣持續的原因。然而踏入12月，更多群眾明白到「五大訴求」不容易短期內達成這現實，但又覺得可以做的都做過，開始擔心運動失焦；新一代本來期望Endgame瞬間出現，現在要轉型持久戰，一時感到迷茫，心境始終要調節；而出現了區選民意、美國法案的制約，「激進建制路線」也有所收斂，即時壓力放鬆了，運動也到了思考的時候，各種一直被掩蓋的矛盾，逐步浮現，令人憂慮。苟延殘喘的林鄭政府在這機會，卻開始了新一輪瓦解運動的部署。雖然，我認為這些部署不會成功，但畢竟防微杜漸，總得知己知彼，才進行相關部署。

林鄭月娥新一輪瓦解運動的十條戰線

1. 制度線：區議會選舉結果，雖然令人鼓舞，但也令北京高度警惕。此刻在民間製造了「立法會選舉也會大勝」的懸念，建制派也刻意營造危機感，但其實，這裏明顯存在期望落差。這次建制派畢竟得到41%選票，總票數也有增長數十萬（有關部門其實是交到功課的，並暫時以此保住烏紗），在2020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只要保住過半數議席，就可以宣傳「民意逆轉」、「一切復原」、「止暴制亂成功」。有功能組別這樣的制度暴力，加上這次被警醒下更積極進行的「你懂的」選舉操作，假如未來局勢相對平靜，沒有了區選那批首投族、海外回流族的投票意欲，建制派對議席過半，他們暗裏是樂觀的。然後是2022年特首選舉，假如北京明顯欽點的候選人再次當選，即使是找到一個形象稍好的候選人，五大訴求的雙普選更不可能，此後「全面管治權」變成既定現實，輕舟已過萬重山。但在目前制度，非建制派要在選委會1200席中，得到超過50%的議席極難。既然北京定性為「政權爭奪戰」，如何保住兩個選舉，選舉前冷操作、選舉後拖散民氣，已成了未來三年的總路線圖，其他一切手段，都以配合這劇本為依歸。

2. 和理非線：民陣舉辦的遊行，無論大家是否喜歡，客觀上會被演繹為「民意還有多支持運動」的指標；但某程度上，人數卻是政府可以通過警察的行為影響，並扭曲來做文章的。由於今後的遊行，無論有沒有不反對通知書，警察佈防都會十分嚴密，必然有隨時使用催淚彈或任何武力的風險，也會不斷作出「今天將會很混亂」一類警告，令再出現扶老攜幼、一家大小遊行的可能性大大減少。缺少了上下兩代，加上因此要留家照顧長幼的成年人，遊行人數比全盛時減少2/3，並不奇怪。基於上述原因，12月8日出現的80萬人遊行，已是意料之外的數字：不要忘記2003年的七一遊行，五十萬人就被認為是奇蹟，製造了當時的政治海嘯，令廿三條胎死腹中、葉劉淑儀辭職、董建華不久「被下台」。但政府現在卻老是和200萬人這數字相比，總之要證明民情已改變、人數已減少、運動已衰亡，手法自欺欺人，但誤導慢慢就變成真理，對拖散民氣的影響不能低估。

3. 勇武線：政府對「止暴制亂成功」的KPI，一方面是大搜補，特別是理大圍城一役，令不少前線或被捕、或被記名，由此而發掘整個抗爭網絡，製造白色恐怖；另一方面是同時增加對連儂牆「衝突」一類小規模拘捕，減少鏡頭下的血腥，手法更pre-emptive，但也更具欺騙性。而踏入考試期，政府相信年輕勇武必然要分心，衝突少了，就可以宣傳一切終結。這是不少和理非忽略的層面：以上手法給予前線的精神壓力，可能比單純的警暴更大，卻在鏡頭前不見血；當交通燈都恢復正常，和理非群眾慢慢淡忘，就是勇武最擔心成為condom之時。減少了後援backup，這也是政府逼使前線勇武激進化、地下化的「陽謀」；假如他們感到絕望，在主流民意未ready的情況下急速升級，令和理不得不分家，政府繼而高調鎮壓，終結整場運動，這是一個可能；但要是不升級，勇武同樣找不到下一步目標，結果同樣可以是連串悲劇。勇武也是香港公民，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本應想辦法解決這些危機，但現有操作卻只是當作敵人去拘捕、打壓，其心可誅。

4. 社區線：區議會掌握不少地區資源，昔日被建制派壟斷，變天後，政府恐怕不會願意讓新一批區議員從此壟斷社區，必然通過其他建制、乃至境內外「你懂的」資源（像前特首梁振英Facebook說的「錢，好商量」），扶植種種地區網絡。通過民政事務局大舉委任建制派到各級委員會已廣被報導，但只是冰山一角，其他親政府團體、企業接收落敗建制區議員，更是無色無痕。勒令大小富豪投放資源到同鄉會、建制公會、社區聯會，作為「影子區議會」，鞏固社區基本局面，也是政府操作另一可能。有實無名的「建制影子地區網絡」，可以無視法定區議會運作，存在目的除了繼續做從前做的蛇齋餅粽，就是為了突顯新一批區議員不懂民生，不時作出滋擾，或又是像前特首梁先生Facebook指示，「打游擊戰」。須知中聯辦港九新界協調部都需要KPI，總需要工作表現；現在有了明確打擊對象，這反而是建制派暗渡陳倉、滲透社區的契機。

5. 教育線：北京官方對反送中運動Root Cause的解讀，始終是外國勢力、土地問題、房屋問題……，還有教育問題；而眾多子虛烏有的「問題」當中，教育，已是特區政府夕陽政權最容易打壓的，相信會成為來年重災區。這次大學、中學成為運動前線核心，不少後援教師也捲入其中；通過文革式批鬥校長（例如中大段校長）、老師作為突破口，不斷施壓教育界要改變（例如取消通識教育），強逼師生之間割蓆，明顯是未來戰線。政府其實也心裏明白，不可能通過打壓改變意識形態，只會越打壓、越堅定，但起碼表面上的官樣文章，可以令部份心領神會的「模範校長」（例如理大藤校長）、老師就範，校園慢慢出現白色恐佈，把任何自由意見表述的行為歸類為「政治運動」、「支持暴徒」。不配合的老師，政府會宣傳後果自負：畢竟教師是最擔心飯碗的行業之一，而以內地教師與香港教師進行資格互認，本來就是既定策略。一旦缺乏了校長、老師對學生享有各種表達意見自由的贊同和諒解，學校恐怕會逐步變成工廠；學生築人鏈、叫口號、唱《願榮光歸香港》、乃至純粹「和理lunch」，也會有越來越大壓力。只要視線範圍內的學生和平抗爭減少，傳遞上去的報告，又會是「一切如常，形勢大好」。

6. 經濟線：運動至今六個月，香港股市、樓市沒有絲毫影響，IPO數字居然還創新高，對北京而言，利用香港作為集資、洗錢、金融避險、貿易戰暗道等經濟功能，因為港人「攬炒團隊」並未認真進行經濟戰和金融戰，可謂絲毫無犯。但與此同時，特區政府卻會不斷宣傳，運動對大小企業的毀滅性經濟影響，無視這是政府責任的事實，希望任何近月收入、財富有影響的人，都會遷怒於運動，讓群眾鬥群眾——製造民怨、拖散運動、以物質主義回應「後物質年代」，這正是2014年傘運後期的劇本。因此，政府所謂的紓解民困舉措，成效、效率固然遠遠及不上李嘉誠基金會，連派錢的出發點，怎樣派、誰能派，似乎也是以製造群眾矛盾為目的，總之一有機會，就要宣傳「是這場運動連累你每月賺少幾皮嘢」這樣的論述。施政報告托市，讓中產借錢上樓，也是政府企圖綑綁「非自願盟友」的策略之一。至於針對成形中的「黃色經濟圈」，被標籤的黃店總會承受風險，政府怎樣給予食環署、消防處一類執行單位，各自的所謂「止暴制亂」指令（例如天天查牌、捉老鼠），也是不少深藍陣營提及的事：溫馨提示，前任公務員事務局長鄧國威在佔中後被免職，據說原因之一，就是與動用公權力打壓佔中不力有關。

7. 對內文宣線：由於知道解決不了結構性問題，特區政府的策略，已經不再祈求解決問題，變成希望解決提出問題的人，一切都以分化為目的，希望當運動缺乏明確焦點，配合政府的小動作，分裂自然出現。
(1) 第一類分裂，是和、勇對策略的不同理解，例如政府會逐步推出不同的「非獨立調查」和「獨立檢討」，頂多是對個別案例的非脈落性調查（見上週《明報》筆陣文章），策略是剝洋蔥，希望支持運動的和理非民意慢慢接受「袋住先」，製造另一方的不滿。
(2) 第二類是各種運動到了中期的典型問題，「可以共患難、不能共富貴」，有了一定momentum，那些財務問題、籌款爭議、位置之爭、人氣高低，很容易構成衝突；政府只要這時候加把勁，進行拉攏收編，事半功倍。
(3) 第三類是互聯網時代獨有的現象：在點擊率經濟結構，虛擬的點擊率可以直接轉化成實質收入，任何主流人和事，都有其「10%效應」：小眾網台、KOL只要堅守運動主流的對台戲，得到主流的10%注視，已經比進行正面論述得到的100%全部注視，更有票房，這已經是一個固化模式。當運動缺乏明確議題時，這類本來無傷大雅的「抽水式存在主義」，卻容易成為討論焦點，於是每一個小議題，都會硬生生的不斷製造運動內部的二元對立。這還是假定政府不做任何推波助瀾的暗黑工作，但假如有某方資助的「網軍」加入參戰，分化後果不堪設想。事實上，不少運動不是敗在對家，而是敗於內鬥，令同路人逐步心灰意冷，這也是2014年的先例。

8. 對外文宣線：特區政府明白，耿爽式對外「文宣」只是笑柄，但也正用回香港的方式重整旗鼓，打國際輿論戰，只是通過的中介人，變成是立場淺藍的傳統精英、或內地海歸精英。這些人是國際媒體最樂意訪問的對象，也知道怎樣掏空「普世價值」內容、而偷用同一名詞的遊戲規則，對逐步污名化香港運動，起著關鍵作用。根據最新劇本，這些代言人對國際媒體談話時，多強調香港這場運動有以下罪名，可見建制陣營也是有進化的：
(1)運動暴力程度甚高、而傷及無辜，進行「無差別襲擊」，破壞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
(2)運動散播香港人Vs內地人的「薩拉熱窩式族群仇恨」，屬狹隘民族主義、乃至和法西斯主義相連，而不是以崇優的香港核心價值主導；
(3)運動參與者自私自利，以為全世界都欠了他們，身在福中不知福，其實沒有國際視野，只是在小地方縱壞了的孩子（spoiled kids）。
這類批評，避免了觸及教條式的政治、主權等硬綁綁問題，訴諸中產眼中祈求穩定、和「診症式中立」的社會常態，在西方有一定市場；當運動找不到焦點，這類維穩文宣，更容易走進國際主流，反客為主，偷換概念。

9. 內交線：林鄭政府雖然已成跛腳鴨，香港內部的爭議法案都不容易再推，但涉及「留島不留人」思維的結構性政策，同樣會繼續。也就是當一切膠著，其實結構也依然慢慢改變，時間並不在抗爭者這一邊。一方面，特區政府會加速令40%的藍絲人口以大灣區為腹地，以鄰近的平價樓為利誘，同時收回若干對港經濟政策，讓他們感受到「一國」的威逼利誘；另一方面，輸入內地專才的中央政策，也會遍及香港核心位置，特別是那些簽署了資格互認的職業，內地專才可以隨時候命，取代被「DQ」的各行各業香港人。這和大灣區本來應有的設計：內地使用香港金融中心服務，換取香港進一步鞏固與內地的防火牆，以強化香港的國際制度優勢，各取所需而互不干涉，可謂背道而馳，變成9+2的雙輸局面。整個格局，就是通過北京要「懲罰」香港，讓香港的淺藍、中間、淺黃專業人士感受到切身壓力，回到國家整合的大計劃。

10. 外交線：美國通過《人權與民主法案》的最大影響，正如我們不斷解釋，都是策略性的，例如制約了北京不會在香港製造極端鎮壓，促進世界各國討論類似法案，令香港問題進入國際化視野，建構國際社會的香港人身份認同等。但國際關係在香港並非顯學，各國外交、政府人員的真實思維，畢竟不是一般人容易接觸，令不少人容易誤解國際牌的用途，例如不斷問「美軍何時出現」，或相信特朗普會為「香港2020雙普選」而與北京立刻攤牌，所以「今年成功在望」云云。作為口號沒有問題，但假如真心有上述期盼，最終又失望而回，對群眾士氣，或足以構成毀滅性打擊，這還不用說過程中對其他策略的質疑。而且，一旦對外國支援不夠感到失望，針對的矛頭，又可能變成一直支持香港的外國友好，無論是通過法案的美國國會、支持BNO平權的英國議員、暗中幫助了不少港人的台灣民進黨政府、乃至兩次挑選香港抗爭為2019年封面（但以瑞典環保少女為年度風雲人物）的《時代雜誌》，近日都面對同路人這種「支持不夠」的質疑。須知國際關係自有其潛規則，欲速不達，而自亂陣腳，這正是政府樂於看見的。特區政府正調整文宣，宣傳國際線counter-productive，就是期待出現對國際線的民意逆轉，從而證明前中央政策組顧問劉兆佳教授所言，「某些人想讓香港再成為西方一部分的想法只能是幻想」這立論。那時候，北京才會進一步宣傳「外國勢力論」，當社會看不見國際支援的「電腦遊戲式過關功效」，有了expectation mismanagement，一洩氣，就會開始對耿爽的文宣麻木。

面對以上十條戰線，雖然簡單，但正正是六個月前，不少人「認命」的論述：
(1)和平遊行示威沒有用，
(2)打架反正不夠打，
(3)投票改不了制度暴力，
(4)外國評論香港，只是為了自己利益和抽水，
(5)持續落去，會出現經濟大蕭條，影響民生，
(6)發展始終要依靠祖國，
(7)學校這樣下去，會令學生失去競爭力，
(8)反對派不懂建設社區，支持也是浪費資源，
(9)運動已變質，被政客騎劫，領袖都是為了私利，不要愚蠢地為人抬橋；
(10)不懂見好就，就是不負責任。

這是宿命主義，香港人不能掉以輕心，此刻正是運動能否變成持久戰的關鍵時期。但怎樣反客為主，破解特區政府「散水辦」的陰謀，達到「光復香港」到「真一國兩制」初心、逼使北京放棄全面管治權的目的？拋磚引玉，希望同路人和而不同，在每條戰線逐一思考。下一篇，假如有思考進展，會分享個人對如何回應這十條戰線、整合背後宏觀論述的淺見。

星期日明報，2019年12月15日

【#沈旭暉隨緣家書】這一篇整理了一些觀察，雖然又是相當長，但下篇未完全完成，還在構想中。高手在民間，真心誠徵意見，希望大家對這十點的對策分別思考，可以集思廣益

警惕林鄭月娥「散水辦」十條戰線：光復香港，下一步，怎辦？（上）

2019年6月之後，我們已經活在另一個香港，雖然「五大訴求」未成功，香港人犧牲慘重，但總算也有不少勝仗，例如區議會選舉變天（根據政府文宣，這正是對「止暴制亂」的公投，反映後者不得民心）；主流民意持續一面倒（並未對和勇合一割席）；美國極速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每一宗警暴都激起民憤……，這些，都是士氣持續的原因。然而踏入12月，更多群眾明白到「五大訴求」不容易短期內達成這現實，但又覺得可以做的都做過，開始擔心運動失焦；新一代本來期望Endgame瞬間出現，現在要轉型持久戰，一時感到迷茫，心境始終要調節；而出現了區選民意、美國法案的制約，「激進建制路線」也有所收斂，即時壓力放鬆了，運動也到了思考的時候，各種一直被掩蓋的矛盾，逐步浮現，令人憂慮。苟延殘喘的林鄭政府在這機會，卻開始了新一輪瓦解運動的部署。雖然，我認為這些部署不會成功，但畢竟防微杜漸，總得知己知彼，才進行相關部署。

林鄭月娥新一輪瓦解運動的十條戰線

1. 制度線：區議會選舉結果，雖然令人鼓舞，但也令北京高度警惕。此刻在民間製造了「立法會選舉也會大勝」的懸念，建制派也刻意營造危機感，但其實，這裏明顯存在期望落差。這次建制派畢竟得到41%選票，總票數也有增長數十萬（有關部門其實是交到功課的，並暫時以此保住烏紗），在2020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只要保住過半數議席，就可以宣傳「民意逆轉」、「一切復原」、「止暴制亂成功」。有功能組別這樣的制度暴力，加上這次被警醒下更積極進行的「你懂的」選舉操作，假如未來局勢相對平靜，沒有了區選那批首投族、海外回流族的投票意欲，建制派對議席過半，他們暗裏是樂觀的。然後是2022年特首選舉，假如北京明顯欽點的候選人再次當選，即使是找到一個形象稍好的候選人，五大訴求的雙普選更不可能，此後「全面管治權」變成既定現實，輕舟已過萬重山。但在目前制度，非建制派要在選委會1200席中，得到超過50%的議席極難。既然北京定性為「政權爭奪戰」，如何保住兩個選舉，選舉前冷操作、選舉後拖散民氣，已成了未來三年的總路線圖，其他一切手段，都以配合這劇本為依歸。

2. 和理非線：民陣舉辦的遊行，無論大家是否喜歡，客觀上會被演繹為「民意還有多支持運動」的指標；但某程度上，人數卻是政府可以通過警察的行為影響，並扭曲來做文章的。由於今後的遊行，無論有沒有不反對通知書，警察佈防都會十分嚴密，必然有隨時使用催淚彈或任何武力的風險，也會不斷作出「今天將會很混亂」一類警告，令再出現扶老攜幼、一家大小遊行的可能性大大減少。缺少了上下兩代，加上因此要留家照顧長幼的成年人，遊行人數比全盛時減少2/3，並不奇怪。基於上述原因，12月8日出現的80萬人遊行，已是意料之外的數字：不要忘記2003年的七一遊行，五十萬人就被認為是奇蹟，製造了當時的政治海嘯，令廿三條胎死腹中、葉劉淑儀辭職、董建華不久「被下台」。但政府現在卻老是和200萬人這數字相比，總之要證明民情已改變、人數已減少、運動已衰亡，手法自欺欺人，但誤導慢慢就變成真理，對拖散民氣的影響不能低估。

3. 勇武線：政府對「止暴制亂成功」的KPI，一方面是大搜補，特別是理大圍城一役，令不少前線或被捕、或被記名，由此而發掘整個抗爭網絡，製造白色恐怖；另一方面是同時增加對連儂牆「衝突」一類小規模拘捕，減少鏡頭下的血腥，手法更pre-emptive，但也更具欺騙性。而踏入考試期，政府相信年輕勇武必然要分心，衝突少了，就可以宣傳一切終結。這是不少和理非忽略的層面：以上手法給予前線的精神壓力，可能比單純的警暴更大，卻在鏡頭前不見血；當交通燈都恢復正常，和理非群眾慢慢淡忘，就是勇武最擔心成為condom之時。減少了後援backup，這也是政府逼使前線勇武激進化、地下化的「陽謀」；假如他們感到絕望，在主流民意未ready的情況下急速升級，令和理不得不分家，政府繼而高調鎮壓，終結整場運動，這是一個可能；但要是不升級，勇武同樣找不到下一步目標，結果同樣可以是連串悲劇。勇武也是香港公民，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本應想辦法解決這些危機，但現有操作卻只是當作敵人去拘捕、打壓，其心可誅。

4. 社區線：區議會掌握不少地區資源，昔日被建制派壟斷，變天後，政府恐怕不會願意讓新一批區議員從此壟斷社區，必然通過其他建制、乃至境內外「你懂的」資源（像前特首梁振英Facebook說的「錢，好商量」），扶植種種地區網絡。通過民政事務局大舉委任建制派到各級委員會已廣被報導，但只是冰山一角，其他親政府團體、企業接收落敗建制區議員，更是無色無痕。勒令大小富豪投放資源到同鄉會、建制公會、社區聯會，作為「影子區議會」，鞏固社區基本局面，也是政府操作另一可能。有實無名的「建制影子地區網絡」，可以無視法定區議會運作，存在目的除了繼續做從前做的蛇齋餅粽，就是為了突顯新一批區議員不懂民生，不時作出滋擾，或又是像前特首梁先生Facebook指示，「打游擊戰」。須知中聯辦港九新界協調部都需要KPI，總需要工作表現；現在有了明確打擊對象，這反而是建制派暗渡陳倉、滲透社區的契機。

5. 教育線：北京官方對反送中運動Root Cause的解讀，始終是外國勢力、土地問題、房屋問題……，還有教育問題；而眾多子虛烏有的「問題」當中，教育，已是特區政府夕陽政權最容易打壓的，相信會成為來年重災區。這次大學、中學成為運動前線核心，不少後援教師也捲入其中；通過文革式批鬥校長（例如中大段校長）、老師作為突破口，不斷施壓教育界要改變（例如取消通識教育），強逼師生之間割蓆，明顯是未來戰線。政府其實也心裏明白，不可能通過打壓改變意識形態，只會越打壓、越堅定，但起碼表面上的官樣文章，可以令部份心領神會的「模範校長」（例如理大藤校長）、老師就範，校園慢慢出現白色恐佈，把任何自由意見表述的行為歸類為「政治運動」、「支持暴徒」。不配合的老師，政府會宣傳後果自負：畢竟教師是最擔心飯碗的行業之一，而以內地教師與香港教師進行資格互認，本來就是既定策略。一旦缺乏了校長、老師對學生享有各種表達意見自由的贊同和諒解，學校恐怕會逐步變成工廠；學生築人鏈、叫口號、唱《願榮光歸香港》、乃至純粹「和理lunch」，也會有越來越大壓力。只要視線範圍內的學生和平抗爭減少，傳遞上去的報告，又會是「一切如常，形勢大好」。

6. 經濟線：運動至今六個月，香港股市、樓市沒有絲毫影響，IPO數字居然還創新高，對北京而言，利用香港作為集資、洗錢、金融避險、貿易戰暗道等經濟功能，因為港人「攬炒團隊」並未認真進行經濟戰和金融戰，可謂絲毫無犯。但與此同時，特區政府卻會不斷宣傳，運動對大小企業的毀滅性經濟影響，無視這是政府責任的事實，希望任何近月收入、財富有影響的人，都會遷怒於運動，讓群眾鬥群眾——製造民怨、拖散運動、以物質主義回應「後物質年代」，這正是2014年傘運後期的劇本。因此，政府所謂的紓解民困舉措，成效、效率固然遠遠及不上李嘉誠基金會，連派錢的出發點，怎樣派、誰能派，似乎也是以製造群眾矛盾為目的，總之一有機會，就要宣傳「是這場運動連累你每月賺少幾皮嘢」這樣的論述。施政報告托市，讓中產借錢上樓，也是政府企圖綑綁「非自願盟友」的策略之一。至於針對成形中的「黃色經濟圈」，被標籤的黃店總會承受風險，政府怎樣給予食環署、消防處一類執行單位，各自的所謂「止暴制亂」指令（例如天天查牌、捉老鼠），也是不少深藍陣營提及的事：溫馨提示，前任公務員事務局長鄧國威在佔中後被免職，據說原因之一，就是與動用公權力打壓佔中不力有關。

7. 對內文宣線：由於知道解決不了結構性問題，特區政府的策略，已經不再祈求解決問題，變成希望解決提出問題的人，一切都以分化為目的，希望當運動缺乏明確焦點，配合政府的小動作，分裂自然出現。
(1) 第一類分裂，是和、勇對策略的不同理解，例如政府會逐步推出不同的「非獨立調查」和「獨立檢討」，頂多是對個別案例的非脈落性調查（見上週《明報》筆陣文章），策略是剝洋蔥，希望支持運動的和理非民意慢慢接受「袋住先」，製造另一方的不滿。
(2) 第二類是各種運動到了中期的典型問題，「可以共患難、不能共富貴」，有了一定momentum，那些財務問題、籌款爭議、位置之爭、人氣高低，很容易構成衝突；政府只要這時候加把勁，進行拉攏收編，事半功倍。
(3) 第三類是互聯網時代獨有的現象：在點擊率經濟結構，虛擬的點擊率可以直接轉化成實質收入，任何主流人和事，都有其「10%效應」：小眾網台、KOL只要堅守運動主流的對台戲，得到主流的10%注視，已經比進行正面論述得到的100%全部注視，更有票房，這已經是一個固化模式。當運動缺乏明確議題時，這類本來無傷大雅的「抽水式存在主義」，卻容易成為討論焦點，於是每一個小議題，都會硬生生的不斷製造運動內部的二元對立。這還是假定政府不做任何推波助瀾的暗黑工作，但假如有某方資助的「網軍」加入參戰，分化後果不堪設想。事實上，不少運動不是敗在對家，而是敗於內鬥，令同路人逐步心灰意冷，這也是2014年的先例。

8. 對外文宣線：特區政府明白，耿爽式對外「文宣」只是笑柄，但也正用回香港的方式重整旗鼓，打國際輿論戰，只是通過的中介人，變成是立場淺藍的傳統精英、或內地海歸精英。這些人是國際媒體最樂意訪問的對象，也知道怎樣掏空「普世價值」內容、而偷用同一名詞的遊戲規則，對逐步污名化香港運動，起著關鍵作用。根據最新劇本，這些代言人對國際媒體談話時，多強調香港這場運動有以下罪名，可見建制陣營也是有進化的：
(1)運動暴力程度甚高、而傷及無辜，進行「無差別襲擊」，破壞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
(2)運動散播香港人Vs內地人的「薩拉熱窩式族群仇恨」，屬狹隘民族主義、乃至和法西斯主義相連，而不是以崇優的香港核心價值主導；
(3)運動參與者自私自利，以為全世界都欠了他們，身在福中不知福，其實沒有國際視野，只是在小地方縱壞了的孩子（spoiled kids）。
這類批評，避免了觸及教條式的政治、主權等硬綁綁問題，訴諸中產眼中祈求穩定、和「診症式中立」的社會常態，在西方有一定市場；當運動找不到焦點，這類維穩文宣，更容易走進國際主流，反客為主，偷換概念。

9. 內交線：林鄭政府雖然已成跛腳鴨，香港內部的爭議法案都不容易再推，但涉及「留島不留人」思維的結構性政策，同樣會繼續。也就是當一切膠著，其實結構也依然慢慢改變，時間並不在抗爭者這一邊。一方面，特區政府會加速令40%的藍絲人口以大灣區為腹地，以鄰近的平價樓為利誘，同時收回若干對港經濟政策，讓他們感受到「一國」的威逼利誘；另一方面，輸入內地專才的中央政策，也會遍及香港核心位置，特別是那些簽署了資格互認的職業，內地專才可以隨時候命，取代被「DQ」的各行各業香港人。這和大灣區本來應有的設計：內地使用香港金融中心服務，換取香港進一步鞏固與內地的防火牆，以強化香港的國際制度優勢，各取所需而互不干涉，可謂背道而馳，變成9+2的雙輸局面。整個格局，就是通過北京要「懲罰」香港，讓香港的淺藍、中間、淺黃專業人士感受到切身壓力，回到國家整合的大計劃。

10. 外交線：美國通過《人權與民主法案》的最大影響，正如我們不斷解釋，都是策略性的，例如制約了北京不會在香港製造極端鎮壓，促進世界各國討論類似法案，令香港問題進入國際化視野，建構國際社會的香港人身份認同等。但國際關係在香港並非顯學，各國外交、政府人員的真實思維，畢竟不是一般人容易接觸，令不少人容易誤解國際牌的用途，例如不斷問「美軍何時出現」，或相信特朗普會為「香港2020雙普選」而與北京立刻攤牌，所以「今年成功在望」云云。作為口號沒有問題，但假如真心有上述期盼，最終又失望而回，對群眾士氣，或足以構成毀滅性打擊，這還不用說過程中對其他策略的質疑。而且，一旦對外國支援不夠感到失望，針對的矛頭，又可能變成一直支持香港的外國友好，無論是通過法案的美國國會、支持BNO平權的英國議員、暗中幫助了不少港人的台灣民進黨政府、乃至兩次挑選香港抗爭為2019年封面（但以瑞典環保少女為年度風雲人物）的《時代雜誌》，近日都面對同路人這種「支持不夠」的質疑。須知國際關係自有其潛規則，欲速不達，而自亂陣腳，這正是政府樂於看見的。特區政府正調整文宣，宣傳國際線counter-productive，就是期待出現對國際線的民意逆轉，從而證明前中央政策組顧問劉兆佳教授所言，「某些人想讓香港再成為西方一部分的想法只能是幻想」這立論。那時候，北京才會進一步宣傳「外國勢力論」，當社會看不見國際支援的「電腦遊戲式過關功效」，有了expectation mismanagement，一洩氣，就會開始對耿爽的文宣麻木。

面對以上十條戰線，雖然簡單，但正正是六個月前，不少人「認命」的論述：
(1)和平遊行示威沒有用，
(2)打架反正不夠打，
(3)投票改不了制度暴力，
(4)外國評論香港，只是為了自己利益和抽水，
(5)持續落去，會出現經濟大蕭條，影響民生，
(6)發展始終要依靠祖國，
(7)學校這樣下去，會令學生失去競爭力，
(8)反對派不懂建設社區，支持也是浪費資源，
(9)運動已變質，被政客騎劫，領袖都是為了私利，不要愚蠢地為人抬橋；
(10)不懂見好就，就是不負責任。

這是宿命主義，香港人不能掉以輕心，此刻正是運動能否變成持久戰的關鍵時期。但怎樣反客為主，破解特區政府「散水辦」的陰謀，達到「光復香港」到「真一國兩制」初心、逼使北京放棄全面管治權的目的？拋磚引玉，希望同路人和而不同，在每條戰線逐一思考。下一篇，假如有思考進展，會分享個人對如何回應這十條戰線、整合背後宏觀論述的淺見。

星期日明報，2019年12月15日

一種華文：各表、同表、共生
中國現代文學學會「跨越1949：文學與歷史國際學術研討會」閉幕演講，臺北2016年

2005年時我曾語帶調侃的寫了一篇文章叫「兩岸三地一中文」，談我個人在三地的閱讀和寫作的經驗和體會，並談到方言寫作與香港的書面語，開始了我對相關議題的更大興趣。
過去三年，我在香港浸會大學和嶺南大學講過「一種華文，各自表述」，這時候「中文」已經改成「華文」，更提到要以華文（sinoscript）代替華語語系（sinophone）書寫的想法。聽眾似對各自表述方面很感興趣，而往往忽略了我的前題是華文一種。
今天的題目是「一種華文：各表、同表、共生」，不止談各表，還強調共生；不止談體驗談現象，還談點理論。在粵語裏這叫「撈過界」，唯此必須請各位專家學者指正。
我會說到：
1，標準書面語的變化不止來自方言。三地華文字詞書寫的演變都應該叫三及第化，而不是語音為主的克里奧爾化。
2，華文從來不是我手寫我口。書面語也是約定俗成的，不等於白話或北方口語。
3，書寫對言語的影響。
4，文與言要分開而論。華文以文為主，不是語音中心的：以語為前、文為後，語為第一性、文為第二性，是一種顛倒的思維。我會帶到德里達的華文非邏各斯中心之議，以及柄谷行人對其一連串的思考，並考慮柄谷對日文的論述是否足以形容華文之文的獨立性和華文的「文言二途」的特殊性。
5，這次會議的主題是「跨越1949」，我認為華文在三地的各自表述是與49年前後的政治變局分不開的，49年後華文的加速變化，是與政治分斷與政權建設相關的。
不過華文的共同幽靈有強大黏性，而華文的非字母拼音的形聲圖像字體特性，保障了華文是一體共生的一種書寫文字，各地的華文的表述可以不一樣，但依然是同一種華文的寫作。而且我們不能說都是49年惹的禍，因為就後果而言現在我們看到的可能是華文的新契機、新盛世。
演講分為六節，即：為什麼用「華」字、為什麼叫華文書寫不叫華語書寫、為什麼說華文是一種、如何各表、何謂同表、為何必需共生。

1, 為什麼用「華」字?
華文，人們經常與中文、漢語、漢字甚至華語交替使用，很少細究。從小我們香港人就一直叫華文為中文，很順口順耳。
1.1 事緣有一年我和一位大陸作家一起同台，在倫敦用普通話演講，同場有普譯英的翻譯。那位大陸作家介紹自己是中國作家，然後轉過來面對我，他停了一下，然後說我是…國際作家。我感覺他是很善意的，本來大概想說我是香港作家，但猶豫了一下在這樣場合說我是香港作家而他自己是中國作家是否有歧義，才突然轉出一個國際作家的說法。我很不認同國際作家的說法，當時想回應一下，但一時想不到聰明的說法。事後我想到當時我可以說，不不不，我們都是中文作家。不過，如果當時我回應說我們都是中文作家，只會製造更多誤解，因為我們的翻譯會把中國作家譯成Chinese writer, 也把中文作家譯作Chinese writer, 英譯上是一樣的，台下聽眾會以為我也在爭做中國作家。
如果當時我說我們都是華文作家或華語作家，自己補上一個英文單詞sinophone，或許可以解窘。
中國人、中國的、中文，在英文裏都是Chinese，有時候是會有點含糊，為此，有文學研究者提出書寫上的華語語系sinophone一說。
但我這裏主張以華文代中文，主要不只是因為翻釋上容易有混淆，還有別的原因。
1.2，中文的言語不叫中語，叫漢語、華語，然後漢語、華語又被等同於國語普通話(一種北方地區語被選為一國之通用語) 。大陸在1955年10月「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為避免民族之間的敏感，決定不把屬於漢語的北方官話叫做國語，而叫普通話。普通話即通用語、橋樑語(lingua franca)。中文則如當年歐洲共通的拉丁文。
中文自漢代開始，就為鄰族所學用，但當時沒有中文之說。現在中文是中國的官方文字，不過大陸地區除漢族外，還有23個有文字的民族。為了避免大漢族主義與帝國意味，「國」語已改稱普通話，文字方面是不是也應有比中文兩字稍好的說法呢？譬如說，不叫中文叫華文？
1.3，大陸有很普遍的「漢語」說法，例如詞典叫漢語詞典，另外字叫漢字，地方叫漢地，學術叫漢學。日本有和制漢字之說。
1.4，但華比漢更早。我常以「華漢」代替「華夏」，因為夏的政體信史不可考，但華作為華族是實證存在的。華族文字出現在甲骨文之前或至少同期，周有周文周語，但當時的文字大概還有不同版本，秦滅六國後書同文才奠基為一種，可見華文、周文、秦文，都早於漢文。
廣東人叫海外華人為唐人，講唐話食唐餐聚唐人街，但唐就更晚了。現在海外華人一般稱華僑華裔，殖民地香港稱華人為華民或華人。南洋也多用華文一詞代替中文。華和漢都是普及用法，只是華在先，漢在後。
1.5, 就語言而論，華語、漢語我都認為沒有問題。從文字書寫來看，華文比漢文更普及。但華文的字，若叫華字，就很生僻，遠不如漢字通行，所以也有華不如漢之處。
1.6, 我覺得大家可繼續言語叫漢語或華語，文書叫中文或華文。我只是認為細究起來，「華」比「中」、「漢」更恰當。為方便討論起見，我希望讀者同意我試用「華」字貫徹這次演講的文與語，以華文暫代替中文，以華語代替漢語。其實這裏我要真正強調的還不是一個「華」字，而是「文」字。即：華文以文為主，是文字中心主義的。若以文字中心主義代替語音中心主義的進路的話，漢語詞典應改叫漢文詞典或華文詞典。

2, 就書寫而言，為什麼要用「華文」而不該用「華語」？近年有以英文書寫的國際漢學界帶頭，區分sinophone 與chinese, 寫作分華語語系寫作與中文（中國）寫作，文學分華語語系文學與中國文學。前者將包括台灣在內的書寫都叫做sinophone華語語系寫作而不是chinese中文（中國）寫作。由離散到移居地新本土身份，華僑變華裔，僑民變定居者，鄉愁花果飄零改為此時此地靈根自植，這一切確甚有49年政治分斷的意味，甚至有內部殖民主義的指控：有論者強調，華語語系寫作，不包括中國大陸的華語使用者，但卻包括使用華語的中國大陸地區少數民族。
在中國以外漢學界普遍接受華語語系寫作一說之前，我想不合時宜地再做一次友善的勸阻：華語語系書寫的概念是不成立的、不自洽的。其實現成已經有一個很好、很準確的說法「華文」。我認為包括大陸、台灣、各民族，全世界所有的漢字書寫，都應叫華文書寫。我主張以華文書寫來糾正華語語系書寫之說，解決後者解決不了的理論難題，把顛倒的理念再顛倒過來。
2.1，華語sinophone，是語音中心主義的概念，華文sinoscript，是文字中心主義的，而華文書寫的重點在文字，不在語音。重點是文，如果仿傚英語學界以語為重，借用柄谷行人的說法，那是一種顛倒。
2.2, 華語或漢語常被誤以為等同官話、國語、普通話。外國人說學漢語華語，其實是學國語普通話。更常出現文、言混淆，譬如說，有人會問外國人，你會說中文嗎？
其實華語不是用來日常溝通言說的。華語只是一般人不理解的語言學的超大分類(sinitic語，出自sinitic-tibetan語類)，是包括現存所有華漢方言地區語即各種華漢地方住民的母語，加上後天的官話國語普通話的抽象總稱。這是一個語言學的分類。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人會說抽象的華語 (只說方言母語和普通話) ，更沒有人是用華語語系來寫作的，有的只是用華文的寫作。
2.3, 你可能會說，等一等，國際學界只能理解sinophone，因為有anglophone, francophone, lusophone等說法在先，沒有西方人會懂sinoscript的意思。但這可正是我要矯正、要強調的重點，也是問題所在。漢學界用了西方的語音中心思維，機械地以字母拼音書寫為模型，以「後拉丁文」歐洲較受俗語拼音影響而演變出各民族國家新語文的觀念，錯套在兩千多年書同文、文字中心的華文世界。漢學界和華文學界似應該先不要管外國人懂不懂，首先要實事求是的擺正自己的道理。
漢字華文是全世界華文寫作者共用的，已經有了通用的、準確的、政治上中性的華文書寫一說，為什麼要有引進華語語系書寫之一舉？華文的書寫，根本不是建基在語音之上的字母拼音書寫，故此西方的英語語系、法語語系的理念，不適合用在書同文的華文書寫上。
且不說後置詞 -phone與近代殖民主義歷史分不開，各種 -phone是指被殖民地區的住民，學了殖民宗主國的語言。但至少對境外華文寫作者來說，殖民與離散有別，她不是被殖民者，只是移居者，並不是在用殖民者的語言，她是在別種主流語種的地區，使用在當地屬於少數人的一種文字的寫作者，她的寫作只能稱為華文寫作，而不是sinophone寫作。
2.4, 語音中心主義主要以alphabet字母拼音的母音全音素文字如歐洲的英文、法文等作考慮，旁及輔音音素文字Abjad如閃米特語 (就是同一種書寫文字可以有不同的地方發音，如阿拉伯語和希伯來語在拼寫時都不標母音，讓讀者根據各自地區的語音來誦讀) ，但基本上不適用於完全不同性質的表意成聲morphological-syllabic形音圖像文字如古埃及聖書體、漢字華文。
2.5, 華漢形音圖像合體字文化，加上秦的書同文以降，是一種文字中心的書寫文化，至今仍是文字高度同源一體。歐洲是拼音字語音中心文化，拉丁文之後，歐洲民族國家都分別建構了自己的語文，雖大致同源但不再一體同解，分成多種語文。
2.6, 言語方面，華語有很多地方語系和方言，很多是相互聽不懂的，但沒有發展出互不相通的文字，正因為華文並非語音中心的字母拼音字。用語音中心的進路，地區語沒發展成不同的文字是不可解的。日本在漢字書寫時期也有文言二途之說，華文的文與言不是完全二途卻也是文言有別，言不那麼決定文，文不那麼跟隨言，華文非字母拼音文字的特殊性，是語音中心的進路所無法解說的。
2.7, 文字中心的文化，與語音中心的文化可能有差別。這是德里達一個出名的命題。從歐洲語音中心主義的語文，他推至歐洲文化形而上邏各斯中心主義。不過，他也補充指出過，非語音中心主義地區，就不見得有形而上的邏各斯中心主義。柄谷行人1992年的文章《書寫語言與民族主義》裏，曾論及德里達、索緒爾與班尼迪．安德森的國族想像共同體，說德里達弄錯索緒爾的一套語音中心論，把語音中心主義推前到上古西方形而上的核心，而日本在「文言二途」的實況下，在前近代時期也有本土語音中心主義衝動，以俗語語音文字反漢字書寫，建構現代國家。不過柄谷也強調漢字和假名混合文字書寫對現代日本國語有決定性影響，文字書寫擴大了言語所能談論的領域。文字書寫影響言語。
2.8, 我大致同意柄谷所說，與日本狀況相同的是，華文不單主導華漢文化的書寫，更大範圍影響華族的各種言語（地方語、方言與官方通語），更是華漢文化一體性以及現代主權國家建構的重要環節。華文混用假名借音字或拼音字程度遠比現代日文低，文字受到語音的影響也更低（雖然49年後特別是近年，借音假名字在港式臺式書寫之中稍有增加）。華文絕對不能化約為語音中心的華語，文和言互相影響但文更大程度上帶動著言語。華文文化的語音中心傾向比日文更低，德里達的華文非邏各斯主義觀點仍值得重視，而不是如一些學者說德里達命題也只是一脈不理解中國的西哲的東方主義他者幻想（hallucinating the other）。
2.9近年的實證研究也確立文字對語言的重大影響。托爾欽斯基（Liliana Tolchinsky）研究識字的社會，她發覺不單文與言相互影響，有如回力鏢的效應，但基本上是文字帶動言語，而且識字者比文盲者懂得更多口語。
(題外話：有些作家認為，文盲的農民言語比城市知識份子的言語更豐富。照托爾欽斯基的研究，這是不成立的。我想，文盲農民的言語可以有地方色彩，甚至繞有生趣，但不可能比北京胡同聽相聲唱京劇的旗人老炮，或上過書齋的老廣東口水佬的言語更豐富。)
3為什麼說華文是一種?
3.1, 翻譯家思果曾特別批評過「一種」這兩個字，說是上了英文不定冠詞的當。但若翻看錢穆的《國史大綱》就發現賓四先生曾多次用上「一種」，如一種憑空抽象之理想，一種新通史。
這裏也是明知故犯。「一種」戲仿著流行的不定冠詞用法，如一個中國，還借同文同種之說，表示書同文一體後，華文同屬一個種，此後共生共同進化。
3.2, 華漢文化裏，甲骨文時期已有文，周代(1046-256bc) 有周語周文，但各國文字有差異，才有秦書同文之舉 -- 這是政治力量決定文化的重要案例，也說明文的發展雖不能化約為政治但離不開政治。
3.3, 秦之後，華漢文化覆蓋地區，不論分成多少個政治實體，多少互不明白的地方語與方言，文字的讀音各地不一樣，但書寫文字還是一種。期間有胡言、佛語到漢地、外地文的音譯或意譯入文、各朝正音官話的建構等，還有白話寫作的語錄，話本，最後都融入華文書寫的同一種傳統。
3.4 到現代之前，各地慣用的字或有些不一樣，例如粵語日常語中有些詞，屬生僻古漢字，但都可以在大陸叫古漢語詞典的華文詞典中找得到，還是屬於一種華文，不是另創新字。
3.5, 新創的字，數目上遠不如由舊字組成的新詞多，華文特色之一是多偶數詞特別是雙字詞。
作家韓少功說：「像我這樣的作家寫了十幾本書，也就是掌握三千多字。漢語以舊字組新詞的能力非常強」 。
不是語音中心，不是字母拼音的華文，偶有新字但不容易產生新字，只增新詞。外來字音譯意譯，都是組舊字成新詞，如電腦。
3.6, 上世紀初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運動、白話文運動，受了西方語音模式影響，甚至主張拉丁化改華文為拼音字，作為建構民族國家的工程之一。也有主張直譯歐文句法。這些倡導者皆有語音中心的傾向，幸而都未竟全功，沒有改變漢字華文的非語音中心特性 (一些小語種如蒙文以至新疆維族語文則可以徹底被語音化) 。
3.7,用六書造字法的分類，絕大多數漢字是形聲字（不是一般認為的象形字）。華文是一種意音文字、形聲合體字、圖像文字、語標音節文字。
描述華文特性的英文並不劃一，包括：logographic system with characters that are partially morpho-syllabic, graphic characters, syllabary logograph, ideograph, ideogram, graphism。德里達就說語音模式或言語模式(linguistic or speech model)不能處理圖案文字系統(graphical systems)。華文置中國文化在形而上邏各斯主義文化之外。托爾欽斯基在研究文書對言語的影響時，也認為要分辨字母拼音字、閃米特字和華文這種形聲字，不能假設三種字系是同質的。當代拉康派中國學者霍大同甚至認為中國人的無意識如漢字一樣結構。其實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哲學家張東蓀就研究形聲文字、華漢邏輯與華人認知之間的關連。學界可以不同意薩皮爾與沃爾夫的語言決定論假設，但也可想像華文的形標意音合體圖像文字對華文文化有一定的影響。這裏要強調的是華文的特性絕不能與語音中心的文字混為一談。
3.8, 「一種」也有同種之意。我們用的華文是同一種的，表述各異，但沒有兩種華文，只有活躍的華文和被遺忘的華文之分。
華文文詞有太多不活躍的古代漢字詞句，如死火山、死鬼魂一樣，但仍是所有華文使用者所共有的。凡有人活用的前人文字詞句，成活幽靈，飄流過界，在華文世界上空徘徊。華文是一種而且是活的文字，華文文字詞句有共同祖宗、華文書寫有大量等待再魅的共用幽靈。
3.9，今天三地分治是華文一種的三千年未見的大變局嗎？上世紀白話文的普及，沒有結束華文作為一種的存在，49年的變化，會不會讓華文越走越遠，終於結束一種的華文？我認為不會，因為華文是文字中心而不是拼音字，黏性很強，大家用大同小異的意音合體圖像字，雖走向各表，創了較多不同的新詞，甚至有少量不同新字，但主體絕大多數的文字詞句仍是同一種意義共享的漢字華文。

4如何各表?
4.1, 作家王爾德有兩句名言，第一句是「英國和美國是被一種共同的語言所分裂的兩個國家」。第二句更清楚：「我們英國人現在其實一切跟美國人都是共通的，當然，除了語言」。這是對英式英語和美式英語、英文與美文的故意誇張的幽默。
英國英語、美國英語、澳洲英語、加拿大英語，都是「英語」的「方言」，語音、字句有差別，但之間的差別還不如粵語、閩語與普通話。從書面文觀之，各地的華文則如「英文」和「美文」，雖有差異但不至於互看不懂。
4.3, 單從言語而言，華語內部早就雞同鴨講了。
華語包括官話(國語、普通話)、族群地區語（ethnological topolect）、方言 (dialect)三個層次，比一些歐洲語言多了族群地區語這個層次。大陸一般說有七大族群地區語：北方、吳、贛(江西南京)、湘、閩、粵、客家。此外還有更少數的徽語、晉語、平話 (廣西雲南)，閩也分閩北閩南，山區的族群地區語不算在內。族群地區語之間有不同程度互聽不懂，不能以一般方言視之，但也不是新語言，不能算是非華語，故必須引入ethnological topolect這個概念。
大陸其他種族的語言當然不算在上述華語之內。
上述這些華語家族的言語是族群地區語，不是方言。山東、陜北、雲貴、四川話都是屬於北方地區語系的，它們是北方話的方言，但吳、贛、湘、閩、粵、客家等語卻不是北方語的方言，也不是相互的方言，而各成一種族群地區語，之下各有自己的方言。
據《漢語方言親疏關係的計量研究》，與普通話對比，粵語的可懂度，在各大族群地區語中可能是最低的，大概只達百分之十八。
各族群地區的言語在語音、用字、句法結構大有不同，聽懂不易。相對而言，各地區的華文寫作差異程度遠沒這麼大，華文的文字特性使然。
歷代中央政府也會挑選提升以一種族群地區語為主而拼湊出官話。正如粵語諺語說：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廣東人說官話。這不妨礙很多說不好官話的廣東人學好寫好華文，中狀元、進士及第，因為華文只有一種。
4.4, 說到官話，學者商偉說：官話是後天習得的，沒有誰天生就說官話。
官話的前身又叫共同語。漢代時叫做通語。
宋代之後各朝代都有各種韻書定正音，中古漢語也一直有演變。明初以南京話為官話，遷都北京後，南京話加上北方口音混出大明國官話。17世紀滿人入主北京，明末的官話加上滿人口音成大清國新官話，1728年，雍正皇帝確定這種北京話為官方用語。清國北京新官話受滿族的影響很大。滿族人不能區分尖團音，也不會發入聲，因此，滿洲貴族所說的官話是滿族化了的北京話，也被戲稱為「五音不全」。
到上世紀這種「老國音」經過民國國音京音之爭等多個提案，1920「增修國音字典委員會」「以北平讀法為標準音」，並將這種「新國音」的北京官話改稱國語。現代官話標準國語有22子音，以前的正音有超過30子音，可見變化。至於接近不同時期的中上古漢語原語音的粵語有9聲、閩語7聲、客家語6聲，到了今天的北方語只有4聲，也說明北方語的語音變化頗大。
49年後台灣仍叫國語，但大陸在1955年10月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定立「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的「普通話」，張奚若在大會主題報告中說：「為了突出我們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家庭，為了突出我們各民族語言文字的平等，所以經過深入研究，我們決定不採取國語這個叫法。如果叫國語的話，擔心會被誤解為把漢語淩駕於國內其他民族之上。」中國的通語不叫國語而叫普通話是有多民族的考慮的。
有趣的是普通話標準音，現在大有人認為不是在北京城，而是在承德附近的灤平縣，那裏的居民是從北京遷移過來的滿人，他們說話沒兒化音，也不吃字，不像今天北京胡同或近郊住民般說話。
今天叫普通話的官話，接近但不等於今日北京話。今日北京話成了一種北方族群地區語的方言。
不過，這裏要說的重點是，官話是人為建構的。
4.5, 地方上直到今天還不是人人說官話，歷來不說官話是大多數。每個地方都有母語，互不好懂，但華文作為書面文字，卻大同小異。華漢文化可以一體，是因為它是文字中心的。
4.6, 上世紀中國的白話文運動，是一次華文內部的大變動，不過華文仍是一種。
49後華文內部的差異加大，則是秦以降所未見的。政治斷裂與區隔是重要原因之一。
一是國府遷台，納中華入台灣。國府官樣文章並不那麼白話，內含很多文言以及「等因奉此」等慣例套句。然而49年從大陸到臺灣的民國書寫，最終將遭遇到台語(屬於閩語的方言) ，加上外語特別是之前的日語日詞和之後的英語英文。
二是共產黨建政後，大陸有自己的文風如新華體，包括黨八股和後來的文革語，這是本來台灣、香港不熟悉的。
三是香港，因為南北移民湧入，加上殖民地政策和英文的地位，49年後書面語變化也大，下文再說。
總之49年後三地政治、社會與生活取向各異，各走各路，華文書寫因路徑依賴而加大差異。
4.7, 標準書面文、現代華文的現代白話文，出自古代老白話，但現代白話文一開始就不等同口語，只是接近國語，甚至以文影響語，建設了國語語法，卻從來不曾是國語、俗語或地區族群的母語口語的我手寫我口。
白話文可說也是文體文，不是語體文，始初即夾雜著不可或缺的大量翻譯詞句、日本漢字、歐語語式、標點符號、阿拉伯數目字，以至古代典故、語法，始初就是揉雜的寫作。白話文流行前，梁啟超等的清末新文體是近文言文的揉雜體，而現代白話文則是近民國國語的揉雜體。
老白話文和文言文是華漢文化古代兩種書面文，不是絕對對立的，上世紀以前華文本來甚至沒有文言文之說。
白話文運動建構出想像中的現代白話文，對付想像中的文言文，這就是現代中文（華文）標準書面文的揉雜因緣。
4.8, 白話文的推手，受西方語音中心取向的「誤導」，有的開始的時候卻還鼓勵方言入文，如胡適在《吳歌甲集序》說：「今日的國語文學在多少年前都不過是方言的文學…國語的文學從方言的文學裡出來，仍需要向方言的文學去尋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可見白話文運動要對抗、要排除的是文言文，反而是歡迎方言成為白話書寫的一部份。這個想法後來大致沒有實現。
之後更有人提倡大眾語，直接寫方言，其中也是有功利和宣傳原因。中共在香港的左翼文學界曾響應華北大眾文藝運動，推動粵語方言寫作，以為這樣的方言書寫可以吸引更多說地方語的普羅讀者，但效果不佳。有論者說當時的純方言小說「不忍卒睹」，反而非純方言的揉雜派作品較為可讀。
4.9, 受西方語音中心思想影響，民國白話文運動主張像早期現代歐洲以各地俗語(vernacular) 書寫替代拉丁文般替代文言文，彷彿想像中的白話書寫將是我手寫我口的，甚至要拉丁化或注音化，以發展國語的文學和文學的國語，文與語合一。
北方官話叫國語，白話文成了「中文」，雖有助催生民族國家，卻陷入語音中心主義的學理誤區，忽略了一體化漢字華文書寫與多樣化華語言語的分野，忽略了漢字與拼音文字的差異。幸好如商偉所說：「五四文人的確這麼說來著，旗幟也亮了出來，但做起來卻是另一回事兒…胡適根本就沒拿語音當真。他白話文觀念仍然是以書寫為核心…這跟但丁、薄伽丘在義大利文的草創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具可比性。」
俗語方言寫作，一直沒有成為白話文運動之降的華文寫作的主流。華語的語音多樣性，並不是推動華文寫作多樣性的主力。
4.10, 漢字華文書寫吸收口語的幅度畢竟有限，許多以地方特色聞名的作品，通常不過是綜合各種手段，營造地方風味，或象徵性地鑲嵌一些標誌性的語詞，如烹飪中放點香菜、孜然、花椒等地域香料。
我曾就此事問過一位著名的新京味作家，說我們「地方」作家在作品中經營「在地感」都要很自律，生怕讀者看不懂，但北京作家把大量在地俚語俗話寫到作品裏，就不怕北京以外的讀者在閱讀上有障礙？那位新京味作家說：從來沒想過這樣的問題！國語出自北方話，白話文被視為國語的我手寫我口，製造出華語之中的布迪厄式的品味位階等級，也讓北京作家在土語入文的時候更自信、更不自覺。
4.11, 當代華文的書面語竟被稱為書面「語」，可見受語音中心思維誤導之深。在本文中，我姑且同義反複的改稱一般所說的「標準書面語」為「標準書面文」。標準書面文是受官方加持的，可以借公權之力，特別是通過中小學教育，遏阻華文過度的變化。華文讀者的閱讀訓練和習慣，是不接受純方言化寫作的。不過，三地想像中的標準書面文的文字書寫，本來也就有頗多差異，只是差異低於民間的媒體和出版書寫。據人民日報91年6月6日社論《認真做好語言文字規範化工作》，標準中文只是「根據約定俗成原則而規定的各項標準」。
4.12, 以香港華文為例，學校標準書面文仍以想像中的白話文為準，輔以古文和用典。香港民間華文變化也不只是粵語地區語方言入文的問題，更揉雜了大量文言文、外語翻譯、新流行詞、大陸新華體政治文字，以至當年南來文人的老民國詞句遺風。另外，近年的大眾媒體和網上書寫，普遍穿插少量的借音字，把漢字當聲符使用，借其音而不管其義，以書寫常用的粵語口語，如把「他」寫成「佢」(而不是古漢字與「他」同義的「渠」) ，並且創造新字，在近音字之旁，加上「口」邊，如：唔、咁、啲。純符號標記如心形入文就暫且不論。
台灣和大陸書寫亦然，各有路徑依賴，三地差異遂越來越大。
4.13, 港式華文揉雜變化可以在學理上統稱為三及第化，實不止三種揉雜的底料。
三及第文體，原是一種香港流行過的小說和散文體。固然，方言入文，半文半白文體，古已有之。三及第是專指一種香港粵語文人的特定寫作，故意揉雜白話文、文言文和粵語三結合。跟左派方言大眾小說不一樣，港式三及第寫作是在想像中的標準書面文即白話文的用詞遣句文法結構下，加上較多的文言文和文言語法，之外添上適量粵語字詞和極少量粵語語句結構，以及外語翻譯詞、本地流行詞語等雜底以成文，但文句結構仍是依賴約定俗成的書面文，以遷就讀者的閱讀習慣 -- 香港民間華文和學校華文教育裏文言文的成份比當時大陸多。
重點是香港的三及第寫作的讀者是識字庶民，是一種「好看」的流行娛樂性讀品，說明它是吻合操粵語的華文讀者的閱讀習慣的。但純方言文學則不是，因為違反華文閱讀習慣，不好讀，所以反而是小眾的。
可以說，近年茅盾獎的《繁花》與暢銷的《龍頭鳳尾》都是三及第文學而不是方言文學。
4.14, 為什麼叫三及第文體？大概跟一種大眾受歡迎的低廉民食「及第粥」有關。及等粥的煲粥配料是豬的三種下水，即內臟，粵人叫豬雜。命名來源方面，坊間有多個版本，附會說某某廣東狀元在微時獲人施捨過豬雜粥，及第後回報，豬雜粥升為及第粥，都頗遷強。更可能的是粵人有湯底之說，豬雜煲粥用的是低廉雜底，也叫雜底粥，粵語雜底與及第音近，後變成及第粥。
相信三及第文體的「及第」兩字是來自以三種豬雜的雜底煲粥的廉價民食及底粥，可見寫作者不無自嘲和自覺。
4.15, 用篇幅說三及第，因為我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文字演變的理論名詞。
文字中心的華文變化，不宜叫克異奧爾化。
克里奧爾是先有語音，後用字母拼音成文字。克里奧爾的各種語言，後來都產生了自已的新的文字、文法、字句結構，在語言學上已不被視為是某種元語言的衍生語言，更不是次等語言了。但克里奧爾化是一個語音中心的概念。
華文變異應依文字中心路數，華文的揉雜不是因為不同語言的語音揉雜，而是因為文體、字詞來源的揉雜，所以不能稱之為克里奧爾化。其實，我們已經有了現成理論性概念名稱：三及第化。
三地華文都在三及第化。推而廣之，所有現代文字書寫也都或多或少在三及第化。三及第化應是當代中外書寫與文學研究都可用的概念。
4.16, 港式書面華文的三及第化在49年後加快成形，其中推動因素包括南來文人的國語文化、殖民地政府的語言教學政策、英文和英文學校在香港的社會地位、回歸前的母語（粵語）教學運動、本土化（粵語化），與回歸後用語大陸化等等。這裏不細說了，有興趣者可參看石定栩、邵敬敏、朱志瑜編著的《港式中文與標準中文的比較》。該書作者說：「港式中文已經積累了數量相當可觀的特有的詞語、短語、句法結構、篇章結構及其相應的用法…」；「辭彙系統、詞義理解、結構組合、句式特點、語言運用等方面跟標準中文有所不同」；「中英夾雜、半文半白、不粵不標…遠離漢語規範的混雜語文」；「兩種漢語書面語沿著不同的方向發展」。
不過，該書作者認為，「現在的港式中文在香港已經流行了幾十年，早已為香港市民大眾所接受，成為香港地區正宗的書面漢語，也就取得了當代語言學意義的合法地位，不可能推倒重來，更不應該加以取締…」
4.17, 與我同代的「嬰兒潮」香港寫作者的最大疑惑是，如何寫好「中文」。一是心虛，不懂普通話是不是寫不好白話書面文？其實當年傅斯年是有這種主張（懂國語才能寫好中文），但胡適也已經反駁過，上文還舉了廣東出狀元的例子。二是疑惑，譬如寫香港現實主義作品，書中大多數港人的對白應是用粵語還是北方語（香港作者往往選擇用北方語）。三是七十年代有些在香港的寫作名家推崇「純正中文」，很多寫作者有了必須符合「純正中文」的焦慮。彼時在香港推純正中文的主張者，卻是反對胡適傅斯年魯迅的立場的，特別抵制方言口語和歐化語句，卻鼓勵雅馴的文言入文，也接受翻譯詞，可見所謂純正中文也者，也只是另一種三及第的文體。
4.18, 現在政治化的香港，出現多個有關華文的議題，包括普通話教中文與母語（粵語）教中文之爭、某些本土主義者的粵語比普通話更優質的吹擂，以及一種認為粵語化字句入華文寫作（因為有較多古字詞句和文言成份）才是雅馴中文的粵語沙文主義。
我不反對華文寫作有好壞之說，更喜歡看到有超級讀者站出來，當文字清道夫的工作。不過，涼茶調濟一下適量喝一點是好的，多喝就傷元氣變虛弱。
若把純正中文作為意識形態規範主張，成為絕對化的標準，甚至提升到華文認識論層面，那我就只能說：不存在純正現代中文！
同樣，說粵式中文雅馴、粵語殊勝也只是偏頗意氣之一面之辭。
4.12, 話說回來， 現在華文一種的各自表述格局已成，三地不同輕重和路徑的三及第化現代華文，差異增多，但仍是以大家看得懂的漢字來寫作，還是離不開同屬一種華文。

5何謂同表？同表的意思是，我們都是用只有一種的華文來表述。華文是全球華文使用者的華文，華文文學是華文寫作世界的文學。
華文確是世界最大的一種語種。固然，文學才份並不是一定與使用者人口成比例的，否則以人口比例配額而言，華人作家每六年就應得一個諾獎。不管怎麼說，華文字詞書寫，千年歷史累積，在文字書寫場域肯定擁有最多文學幽靈在徘徊，這是所有有能力以華文閱讀寫作，願意使用華文者的寶庫。
所謂同者，就是指同以華文字詞書寫閱讀，承認一種華文的一體同源。
這種同不是墨家的同，後者的同意味著千人一面、取消差異的同質性。墨家尚同，儒家恐同，倡和而不同，如音樂的琴瑟共鳴。那是理想狀態。但現代世界不能強求和諧或共譜樂曲，現代常態是眾聲喧嘩，像港粵語歇後語：潮州音樂，自己顧自己。
現代不可能也不應該強求墨家式同質化或儒家式和諧，不過不同、不和諧並不表示不能並存，反而是不能急於同化消滅差異，甚至不應把雜音都和詣掉，強迫大家進入一個大熔爐。差異是必需共存的。同與和，都不足面對當下的多樣性，所以要引進包容多元文化，要互動共濟交流混雜，要有共同進化的「共生」概念。

6何以共生？
6.1, 共生，就是大家都存活，live and let live；共生是複數的，分開就不生，同化也不生，是互濟但卻擁有不同主體的一種狀態。
6.2, 生物學上叫symbiosis，不同生物機體活在一起，或緊或鬆，互動、互利，分開拆散則互損，甚至就是死亡。
6.3, 這裏也用政治理念做比喻。本文其實一直沒有忘記華文的政治面向，讀者應已感覺到兩岸四地華文的狀況與政治狀況有同構性。
政治理念而言，在16世紀下旬的讓﹒布丹的絕對不可分割的主權觀與17世紀中旬霍布斯的國家是利維坦的說法之間，我們可以看到另一種針對絕對主權的政體觀，即約翰內斯﹒阿爾特胡修斯（Althusius） 1603年的聯邦盟契理念，一種由共生體（symbiotes）自願組合、從下而上的遞進自治的盟約式組織形態。
一種華文的現況，何嘗不像是一種文字的共生邦聯！
（語言學科的共生學是指Leiden學派，這裏就不說了。）
6.4, 華文一種，各表而共生。因為政治分治，身份歸屬，文化本土化，加上三地華文內部三及第化路徑，三地文化的差異在拉寬，但如果能持有欣賞參差的美學觀，三地間同中有異的華文文化互相影響雜交補足豐富，多樣文化可比單一文化monoculture更精彩！
三及第化離不開華漢形音文字的同種華文，兩岸三地的華文仍有著很大的共通性，沒有想像中的統一純正，可是也沒有走到另一極端，即全面方言化、部落化至互不理解。
我既存疑文化強制標準化，也反對本土排他。源頭不見得比末流高、中心不見得比邊陲強，純正不一定比混雜好。本土稍有優先但也不是在位階上更高。文字是活的、是變的，華文不能走進大一統鐵屋，但躲在自閉在竹籬巴內也是不行的。
6.5, 現狀是文化統識權（霸權）的分裂，三地互不服氣。更成問題的是，沒有欲望也不愛看別區的華文。
但我們可以看外文看翻譯，為什麼不能看看有點陌生的鄰區華文？
積極做法是：三地需要養成一大批至少是通兩地華文的超級讀者 ，形成有規模的理想讀者的共同體 。我們缺的是這一種多樣性華文的超級讀者、超級文字清道夫，和新一代能駕馭活用差異的書寫者。
興趣與欲望可克服文字大同小異的障礙，三地因為懂得才有可能慈悲。
三地社會和大學人文通識科有必要培養學生閱讀不同華文的能力，加強下代精英熟悉三地華文的表述，參與一場參差美學的華文嘉年華。三地三及第雜底粥做法不同，但都可以是可口美味的粥。過去所有華文幽靈也不斷被選擇性啟動，在跨域。
6.6, 從來就是揉雜和多樣的當代華文，在三地各自想像中的所謂標準書面文框架下，以白話文、文言文、普通話、地區語、方言、外來翻譯語、新本土流行詞，交錯出約定俗成的歷史發展軌跡，並在讀者的認受局限等多種制衡下，各地方、階層、族群、性別、世代、載體以至個別寫作者仍然可以在有限度自由的情況下，自作主張，寫出各自的、真正意義上的「一種華文，各自表述」。
今天三地華文的資源，是前所未有的豐富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禮讚1949，它促成21世紀華文的繁花似錦。
讓分治的缺憾還諸天地，我們肉體上都真的如張愛玲所說「回不去了」，但這不妨礙文化上大家多點往回看，如Beatles的歌詞：“ Once there was a way to go homeward” (Golden Slumber) 。另方面，同樣重要的是，好好觀南望北、左顧右盼，看看你周圍這一代華文新寫作，他者不是地獄而是你的新材料、新血液與新生命。政治上七十年分治帶來的可能是全球的華文使用者，一種華文三千年未遇的一場三及第化的、共生同享的盛世流動華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