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電影筆記》，才發現原來可以這樣看蔡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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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全心沉迷在影像世界的孫松榮，當年在馬來西亞其實是個文學少年。一切冒險要從參加文學社開始說起，那時他看很多台灣作品：「我對台灣就有一種想像，好像是我嚮往的地方。」這個不知補習班為何物的小文青追逐台灣作者們，至今對黃春明、張大春、蔣勳等作家的演講印象深刻。回想起來，他說也是因為理科實在太爛了：「我只有中文比較好，就花很多時間在閱讀上，也開始寫一些詩、散文與書評給高中的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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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年代的馬來西亞，文學容易取得，電影就不得其門而入了。即便常常在文學裡看見電影足跡而產生好奇，他也只能土法煉鋼般到書展買些電影劇本回家閱讀、以文字想像拍攝的畫面，但那與現實之間畢竟鴻溝巨大，尤其在遇到蔡明亮這種導演的時候：「他那時得威尼斯影展大獎，馬來西亞的華人娛樂報紙是頭條，我就去找了《愛情萬歲》的劇本來看，看了覺得怎麼短短的，好像沒什麼事發生。」咦，怎麼短短的？這份迷惘他很久以後才得以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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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孫松榮高中畢業，搭上馬來西亞華僑來台灣讀書浪潮的末班車，踏上這塊土地，他當然沒忘記到電影資料館（國家電影中心前身）借閱《愛情萬歲》，原以為看不懂的文字能從影像得到解答，他卻再次更迷惘了：「看了還是無法全部理解，原來電影可以是這樣的？」蔡明亮謎團未解，他卻被影像吸引開始大量看片，四處找錄影帶、聽講座，或到重慶南路上買盜版錄影帶。他是作業寫得還算不錯的學生，報告屢被稱讚，最終在輔大影像傳播系第一屆拿了第一名畢業，原本打算讀完大學後就回家鄉當記者，卻陰錯陽差被老師推坑，離家越來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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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那時寫東西有些老師還覺得不錯、可以發展，自己慢慢有了點信心。後來又遇到幾位老師啟發我去唸電影，我就從大三下學期開始學點法文，學了一年多就去法國。」抱持著對文字與文學的愛慕出發台灣，卻碰上了電影，將他帶往世界另一端。這次出國，是真的有感了，來台求學雖然帶著馬來西亞口音，至少講的還是華語，隻身來到法國，直面而來的語言障礙讓他難以招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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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那段時間，他開始大量閱讀《電影筆記》（Cahiers du Cinéma），一方面為了增進法文理解與寫作能力，一方面也看法國人如何寫台灣導演。他印象深刻一篇由影評人布蓋（Stéphane Bouquet）的文章以他前所未見的方式書寫蔡明亮。「他把蔡明亮電影裡的身體，當作是一個幽閉恐懼症的、生病的身體，我才發現，原來身體可以被當成病徵，甚至當成家庭的隱喻來討論。所以那篇文章〈為了溝通〉對我來講影響很重大，讓我思考，你在影像裡面看到演員的身體，其實可以像文學一樣，可能是一種物質、是一個象徵，或是某種社會敗壞的傾向，而不只是一具軀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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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世界上有不少影痴，他卻可能是少見的影評痴：「我完全被那篇文章所感動，原來評論可以寫得那麼迷人，甚至能產生巨大的想像空間。一直以來，《電影筆記》裡的文章都是學術、評論、創意結合在一起的，他們的寫作者很強，各行各業都有，他們會帶著自己的訓練背景去寫作。像布蓋，他有舞蹈的訓練，有時候舞者身體很誇張嘛，會扭曲對不對，他在文章裡就將身體的舞動視為某種社會的寫照。我真的大開眼界，哇，原來電影可以這樣被討論與思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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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法國影評人布蓋於九〇年代末期發表的評論，其切入方式繼而觸發孫松榮深刻反省自己的生活與情感狀態。他發現自己長年在外求學，走到哪都是異鄉人，「好像哪裡都不是我的故鄉。很多時候我有很大的焦慮感，但是這焦慮感也同時讓我思考任何事情的時候，都帶有一種外來者的觀點。」外來者身份帶來的焦慮，通常還伴隨著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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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後來想了想，我滿喜歡安靜、寂寞，甚至不會發出聲音的影像。我在法國，一個人，法文才學了幾年，沒有辦法像中文滔滔不絕，那時對自己沒有信心。所以我開始關注影像中某種困惑無力的狀態，像作品裡一些不太說話的人。」他發現，許多導演刻意在電影裡加入毫無聲息的人、或無動作的狀態，這也成了他寫博士論文的方向：「我在國外六年多，發現沉默、不說話好像是我們與生俱來最原始的狀態。你就是個他者，別人不會要求你特別說話、表態，你也就繼續保持沉默。對我而言，所謂的『mutism』，比沉默更沉默的狀態，它可以是聲音上的沉默、身體上的沉默，乃至文化上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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