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婉容：開卷看天下﹕戰爭與救援市場學——誰拿走了你的捐款？
（按：昨天整天高燒，連報紙都沒看，晚上才知道這篇文終於出了。新自由主義固然在過去二三十年害苦了一代人，而慈善事業市場化又是當中最可悲的事。我們如何決定幫助誰最「有效率」，最「符合市場利益」？在文首問的問題，希望大家都會細心想一想。）
【明報專訊】先問一個假設性問題。假如有個稱為「非洲共和國」的國家發生軍閥混戰（其實不需要太多想像力，現時中非共和國就正在發生軍閥混戰），國內生靈塗炭，成為了國際媒體口中那些史上最大型的人道災難之一。而你是一間大型國際人道救援機構的職員，被派往當地組織救援工作，分發物資。由於非洲共和國已經進入無政府狀態，你的機構只有在某些軍閥或民兵團體的首肯下，才可以安全進行救援工作，但代價是所有物資都會被這些武裝分子掠奪至少一半當軍餉，他們或許還會要求你付過路費。你會寧願跟這些魔鬼握手言和，將麵包食水送到那些瘦骨嶙峋的孩子手裏嗎？
中立性與人道災難
你或許會憑直覺回答，一半就一半，總比沒有要強得多。然而更麻煩的問題來了——這些來自世界各地善長的捐款到了軍閥手裏，除了令將軍們肚滿腸肥，更加有動力打仗發戰爭財，令他們能夠以食物吸引更多不上戰場就餓肚子的娃娃兵扛槍為他們打天下，或者透過黑市向中俄購買更多AK-47。所以你的物資還可以間接延長戰爭，諷刺地製造更多失所流離的難民。更甚者，你所帶來的捐款還會成為種族清洗殺人機器的燃料。
很可惜這個問題的真實性比假設性要強得多。
荷蘭獨立記者Linda Polman在過去二十年先後在塞拉里昂、盧旺達、索馬里、蘇丹等發生過內戰的非洲烽火之地採訪報道，又到過「人道災難」頻仍之地如阿富汗和海地採訪。年前她出版War Games一書，探討國際人道救援的結構性問題，還有人道救援的兩難矛盾與許多「人道主義者」的虛偽。國際人道救援的其中一條金科玉律，是人道工作者會在任何在戰爭或政治衝突當中維持中立（neutrality），也即是不採取任何立場，將自己的角色與責任縮小至分發物資或向非戰爭單位（non-belligerent）以及難民提供福利。書中最深刻的批判，與上面的假設例子互相緊扣﹕Polman認為人道救援機構的所謂中立性，在現實中成為了他們逃避道德責任的借口。
盧旺達大屠殺——善款資助殺人犯
關於這一點，Polman在書中舉出了大量怵目驚心的例子——今年正值盧旺達大屠殺二十周年紀念，而許多在九十年代中期有留意國際新聞的人，或許會記得新聞片段中經常有盧旺達與扎伊爾共和國（今剛果）邊界戈馬難民營（Goma Refugee Camp）的畫面。Polman在內戰結束後不久到訪收容盧旺達難民的戈馬，驚覺這場史上最失敗的人道救援，竟然吸引了世界各地大小慈善團體來扎伊爾共和國，爭先恐後為難民提供服務；這一家可以分配給難民的米飯較多，另一家就以更暖的毛氈吸納「客人」。
最叫人心寒不已的一點，是雖然各大人道團體割據難民營，在營內真正有實權的，是在盧旺達國內於短短三個月內殺掉一百萬圖西人（Tutsi）的胡圖族極端分子。因為中立性的鐵律，這些人道團體照樣向劊子手提供救援物資，卻完全沒有辦法管理營內行政與治安。由於營內犯罪率極高，人道救援人員在入黑後都不敢留在營內，被迫聘請胡圖族人作醫院夜更護士；但醫院因此離奇死亡不絕，病人經常無故失蹤，次日牀上躺的換上胡圖族極端分子首領的親戚或其中一個妻子。很多職員都知道這些胡圖族首領會趁入夜，將不肯合謀屠殺圖西族的「胡圖叛徒」從醫院拖出來處決，但沒有任何團體敢吭聲。這些胡圖「難民」甚至威脅到扎伊爾本身的圖西族人，難民營附近不時發生圖西族被殺害的案件。然而這場人道災難得到全球媒體關注，願意捐款襄助電視畫面中肚子鼓鼓，肋骨突出的孩子的善長太多，為了生存，這些在戈馬的救援團體對於胡圖族「難民」的行為敢怒不敢言。Polman提到，在波斯尼亞戰爭中，聯合國難民署有三成救援物資落入塞族軍隊手中；而國際多年來給予伊拉克北部庫爾德族人的救援，就令逼害庫爾德族的薩達姆政權年賺二百五十萬美元。
有鎂光燈就有捐款慈善市場邏輯
在網上尋找Three Cups of Tea的書評，會發覺這本由三次獲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美國著名慈善家Greg Mortenson所著，關於他如何在遠方的巴基斯坦，為塔利班統治下因極端伊斯蘭教法而失去教育機會的女孩辦學的書，感動了世界每一個角落的人。孩子與教育是希望的代名詞，難怪Mortenson的慈善團體募款易如反掌，願意主動捐款給他在巴基斯坦建校的善長仁翁紛至沓來。Three Cups of Tea成為了國際暢銷書，Mortenson也成為了慈善界的明星，演講與各種活動邀約不斷，更不必談各大開始注重品牌形象與企業社會責任的廠商所開給他和巴基斯坦小女孩的大額支票了。
然而美國調查報道記者Jon Krakauer在年前出版的Three Cups of Deceit，說的又是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Krakauer明查暗訪之下，發現Mortenson的許多故事只屬杜撰，他在巴基斯坦建的「學校」許多都位處偏遠地區，根本沒有孩子會去那裏上學，所以大灑金錢起的「校舍」多是方圓十里不見人的空屋；Mortenson本人被塔利班綁架八天的故事純屬子虛烏有，而他的慈善組織大部分的金錢，都用在媒體關係和市場推廣之上（包括讓Mortenson飛來飛去募捐）；為此，他們更在團體的公開財務報表上造假帳。
Mortenson自然是任何行業都可能出現的害群之馬，然而雖然實質數字難以估計，但國際人道救援事業涉及數額之龐大，Polman和Krakauer肯定同意，Mortenson作為受益人也肯定一清二楚。根據Glob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2013年報告的數字，全球救援金額達到180億美元，當中近88%由國際機構或非政府組織發放。在有媒體關注，有鎂光燈就有捐款的市場邏輯下，人道救援被扭曲到了極致，除了養肥了想分一杯羹的機會主義者，也害苦了一些被利用的受害者。書中Polman描述了塞拉里昂內戰後，各方爭相「認購」塞拉利昂斷肢小孩的情形。這些截肢者是塞拉利昂內戰的「商標」，於是許多美國人，那怕是好心的也好，利益至上的也好，都在塞拉里昂或買或騙的帶這些小孩到美國去，讓好心人收養。我也想起自己曾在波斯尼亞，聽一個經歷過九十年代戰爭的中年婦女說過﹕「不時會有救援機構空投物資，但有用的東西都給有辦法的人先堵住了，再在黑市以天價賣出，沒有家人在外面寄外匯回來，真正的食物是拿不到的。我試過被分發到比利時巧克力，雖然過了期，但一看就知道很高級。」給快餓死的波斯尼亞人空投巧克力，給索馬里人送去滑雪手套，可見人道救援行業會利用市場邏輯賺錢，卻因為難民不是消費者，新自由主義標榜的「有效資源分配」卻沒有發生。
新自由主義經濟與慈善團體
Polman大力批評人道救援中一個很重要的現象—— contract fever，或者沿用樂施會前行政總裁Nicholas Stockson所用的字眼﹕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大型的人道災難成為了這些救援團體眼中千載難逢的機會，各大小非政府組織開始用千萬廣告費、市場推廣費來獲得捐款的跨國公司或政府的一紙合同。在這場追逐當中，被利用來獲得媒體青睞的永遠都是戰爭受害者，被扭曲的資訊蒙蔽的永遠是大眾。
我想起Naomi Klein的The Shock Doctrine一書。書中講述芝加哥學派如何掌握災難經濟，在一個地方經歷天災人禍，百廢待興之時，將新自由主義的一套直接移植到該地，大搞公共事業私有化，例如在颶風卡特里娜後的美國新奧爾良，就連公立學校都被廢除，教育也成為了「產業」。今年年初，當烏克蘭的Euromaidan運動吸引了整個世界的目光之時，波斯尼亞也發生了大型示威活動，導火線是國營企業私有化。在災難過去，戰爭結束後，國際社會的人道援助也隨記者的離開而萎縮，新自由主義在重建過程中成為了顯學，反而令貧富懸殊加劇，失業率高踞不下。這就是九十年代戰爭後，波斯尼亞的故事。在這些國家最需要外國幫助投資政府基建等公共資源時，西方社會的回應卻換上了世銀、世貿、IMF與私有化。道德經濟與災難經濟齊驅並進，令這些國家永遠走不出拮据困境。
早前人道救援組織終於能夠將物資運往位於敘利亞大馬士革，那裏有因為政府軍與反政府軍劃地對峙而連續數月斷水斷糧的Yarmouk難民營。新聞照片中數萬名衣衫襤褸的難民在排隊領取物資，照片中所見的難民營是一片頹垣敗瓦，滿目瘡痍，數千人早已等不着救援來到，活生生餓死。那麼，不知你們將如何回應我最初問的那個問題？歷史留下了太多解不開的結，許多「do-gooders」變成了殺人者的幫兇可能亦是不由己；根據許多人道救援機構對Linda Polman指控的回應，似乎在金融風暴後，世人對國際援助方式的確多了反思，也多了對於人道工作的指引與守則。唯願我們能夠在歷史中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