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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惡就是這些司法惡官，人模人樣拿著人民大筆納稅錢，盡幹一些欺騙全國老百姓，持續搞皇權司法愚弄百姓的假司法改革。
#國民法官 #司法改革 #台灣陪審團 #鄭文龍
台灣陪審團協會創會理事長鄭文龍律師表示：「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指總統蔡英文用錯了司法院長（許宗力），制定了錯誤的政策，他自己看了模擬法庭之後感到「怵目驚心」，認為國民法官制根本是在「羞辱國民」！
鄭文龍痛批，這樣的制度是羞辱國民，讓國民失去信心，更是個錯亂的制度、擺錯位置的制度、畫蛇添足的制度，既不是蛇也不是動物，什麼都不是。他質疑，自從石木欽案之後，顯見職業法官已經被金錢和權力收買，如今國民法官又淪為替職業法官背書的花瓶，根本無助於司法改革。
國民法官制曝6大缺點 鄭文龍轟：法庭淪為法學教室 羞辱國民！
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27360
【法律英文一分鐘】美國審判制度術語區別
作者：蔡嘉政律師 / 唐煜軒
美國審判制度最特殊處就在於它的Jury trial（陪審團審判），陪審團審判是由陪審團作事實認定，但法律適用仍由法官審理之審判制度。由美國聯邦法院審理之民事案件爭議金額超過20萬美元，及重罪之刑事案件，民事當事人及刑事被告享有要求由陪審團審理之權利。陪審團於刑事案件會就被告有罪或無罪做出判斷，而於民事案件會就被告有無責任或損害賠償數額等做出判斷。海洋法系國家大多有採用陪審團審判。
然而美國審判制度仍有Bench trial（法官審判）制度存在，法官審判為針對非由陪審團審理之案件，或當事人已放棄由陪審團審理之情況下，案件將全由法官單獨為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之審判制度。大陸法系國家大多數案件都是由法官審判。
至於會交由多少名法官來審判? Panel（合議庭）為三名或三名以上法官所組成之合議審判制度，美國大部分上訴法院開庭時係由三名法官組成合議庭。En banc（全院庭審）為案件由法院全體法官審理之審判制度，目前美國最高法院及州最高法院均進行全院庭審。而聯邦及州上訴法院雖一般僅由三名法官主持上訴審，但於與先前法院判例相衝突時有時會授權進行全院庭審。
最後在一方當事人聲請或參與法律程序，而他方當事人沒有參與或未通知他方之情況下，法院所為之決定為Ex parte decision（法院單方決定）。常見有當事人單方聲請法院核發禁制令。最後所謂Default judgment(缺席判決)是類似我國經法院合法傳喚不到庭而由法院為一造辯論判決之情形。
(本文之內容不代表本所之立場或法律意見)
「常設獨立調查機構，促進軍中人權保障——軍冤制度公聽會」
從行政院軍事冤案申訴委員會2014年8月28日結束任務之後，軍中仍常發生意外、疾病或自殺死亡的案件。案件中，往往有家屬和軍方各執一詞、無法互相信賴的情形，也有深入調查後，發現事實與第一時間說法不同的狀況。
為了討論制度面如何讓事情能有公正客觀的調查，並重建軍民雙方的信賴，會期的第二天（2月2日），我舉辦了「常設獨立調查機構，促進軍中人權保障——軍冤制度公聽會」，邀請軍冤受害者家屬、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及國防部、法務部與內政部役政署等機關進行對話。
#設立常設委員會 #制度化軍事冤案調查
吳景欽副教授首先指出，外部軍冤調查制度，是解決軍中案件調查疑義和信任的方法，並認為以台灣國軍將近二十萬的規模，有必要成立常設化的委員會。吳教授所屬的陪審團協會也曾經提出民間立法草案，將服役期間死亡、失蹤，或者心神喪失、重傷和軍中不當管教的事件納入調查範圍，並讓專家學者、公正人士和家屬代表參與，達成組織上多元性。吳教授強調，委員會必須有強制處分權，以避免形式化，最好還有司法背景甚至檢察官身分的調查官，讓組織更有專業性；且在調查結束之後，也可以考慮賦予委員會提起訴訟或補償的權限。吳教授進一步舉出曾經被發回偵查五次、最後交付審判，但還是不了了之的江國慶案為例，認為進行軍事冤案調查改革的同時，也需要進行司法改革。
胡博硯教授強調，處理軍中不當處遇事件，是轉型正義的最後一步。雖然國防部這幾年不斷地努力，但努力不只是軍方要對自己交代，更是要對人民交代。如果國防部花費時間心思的調查沒有人相信，也只是事倍功半。胡教授並舉出最近的司法弊案，認為有公正第三方在，才能取信大眾。胡教授也以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成立的歷史為例。運安會的前身行政院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是因為民眾不信任民航局的調查而成立，後來職權更擴張到各種交通運輸事故。因為運安會，交通安全調查的公正性才被建立。胡教授也舉出德國基本法的軍事監察使為例，建議可將相關事務交給一個專門的職位或機關，並可針對軍中制度問題提出報告，藉由第三方的監督反饋，獲得幫助機關改善的力量。
#癥結在於信任 #落實透明參與
洪文玲教授基於犯罪防治的專業，指出案件預防、危機處理和對家屬的事後協助是最大重點。
洪教授表示，軍中管理制度和外界差異很大，因此要理解是不是軍中管理制度、霸凌文化或體制造成問題。洪教授在研究訪談官兵時，就得知因為精實案等原因兵力縮減，造成基層及高層壓力很大，也讓休假不穩定或工作量越來越重，甚至做到不適任的工作，以及部分軍人因為人際關係或資歷而被欺負的狀況。洪教授也認為，軍方的輔導機制，要和家人加強溝通服役情形，不要讓父母親最後接到一句孩子自殺了，但對軍中的生活狀況完全不清楚。
在遺憾發生後，洪教授強調重點不在於苛責軍方，而是要追求真相。然而，如果相關程序不夠公開透明，家屬會不信任，也會有很多衝突和激烈情緒投射在軍方第一線的處理人員。洪教授並藉由犯罪防治理論中的中立化理論，指出軍方可能表示自殺是因為無法適應軍中生活等狀況，導致家屬在第一時間常常有軍方在推卸責任和傷害被否定的感受。然而，不論是自殺或者人為所致，也無論是出於人格特質或受到霸凌等因素，都不能否定死者身上受到的傷害。關於對被害家屬的協助，洪教授認為可以提供家屬免費法律諮詢、心理輔導機制以及社會救助。並建議可以考量像是犯罪被害人補償的制度，讓家屬能有救助的補償金。
關於設立軍冤委員會，洪教授指出，獨立調查機構的需求，是因為家屬無法信任軍方調查的結果。然而，如果軍人為了榮譽或不願意傷害同胞而掩蓋事實，獨立機構能否調查真相，也有問題，更重要的是第一時間尋求諸如警方等外部證據保全和鑑識機制。洪教授也期待，能用更建設性的方式，藉由軍方的再教育讓大眾重拾對軍方的信心。不要讓過去「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等想法，成為合理化折磨與虐待等犯罪行為的藉口。
最後，洪教授認為，建立獨立機構之後還需要建立信賴；而要建立信賴的因子，必須要修復軍方和家屬的關係。然而，軍方如果為了要維護「榮譽」而不願表示真相，修復關係就很難。也可能有人擔心說真話會害到同胞，因而良心掙扎。如果在修復式司法程序中能有保密機制，可以讓家屬能夠得到真相和道歉，也能讓家屬不會走得那麼辛苦。
#真相不能重現 #家屬負重前行
有許多家屬出席這場公聽會，從切身的經驗和感受出發表達看法。
2020年4月，發生了黃姓中尉自戕案。黃中尉的姐姐指出，黃中尉的案件遇到手機無法解鎖和監視錄影系統故障等困難，地檢署也作出不起訴處分。軍中調查的資訊不對等，導致沒辦法第一時間保全證據。因此希望有相關機制，不然難以調查真相。而家屬之所以希望成立獨立委員會，是因為軍中封閉獨立的特性。並且，檢察官軍事經驗不足，也相當依賴軍中的調查結果，因此只有熟知軍中文化的調查，才能深入剖析死亡原因。最後，她也質疑軍中死因調查欠缺第三方介入，讓家屬求救無門，並認為目前的體制會合理化軍人在軍中死亡的結果。如果不雙管齊下推動司法和軍中的改革，就會不斷發生同樣的狀況，家屬也得不到真相。
2012年發生的陳替代役男死亡案，讓家屬沉痛至今。陳媽媽表示，她想要的是真相，不是要撫卹，因此到現在仍拒領撫恤金，並質疑調查沒能查明相關疑問，以及事後役政署高層沒有積極溝通回應。陳媽媽也表示了對立獨立調查機構的期望。
2008年的蔡學良案，讓蔡媽媽投入軍冤行動的行列。蔡媽媽表示，在蔡學良死亡的第一時間，她就列出十項不合理之處，但沒有獲得回應。還有她的堅持努力，蔡英文總統最後指示行政院、國防部進行實彈測試，並推翻原本認為蔡學良是被步槍槍擊的判斷。蔡媽媽進一步認為，只有由家屬參與成立軍冤委員會，協助委員會的相關人員也必須獲得軍冤家屬的認同，才不會被吃案。
軍冤家屬丁爸爸表示，當初他的兒子是因為弊案而死，但當立法委員到軍中視察時，軍事檢察官竟然在電梯裡面恐嚇他不要亂講話，不然讓他一塊錢都領不到。丁爸爸同時指出軍中階級和貪汙等諸多問題，並感嘆大眾不知道軍中的黑暗。
2020年1月，蘇威宇因為部隊延遲送醫，成為植物人。蘇爸爸表示，在事情發生的時候，家屬都很恐懼，更不知道怎麼面對。他到處尋找方法和真相，也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蘇爸爸並質疑，事發後軍方以偵查不公開等理由，拒絕提供調查資料給家屬，對孩子有利的錄影更只有單張截圖；調查也不確實，每當家屬向上級提出質疑而有壓力，才有簡略的補充報告。從這樣的經驗出發，蘇爸爸認為有軍冤委員會存在的必要。
2004年，在陸軍高中服務的連上士因為不堪軍中壓力而燒炭身亡。連爸爸也控訴，連長當時不合理禁假、工作做不完，孩子也和他說等不到回家。並質疑當初軍隊說會進行相關協助，才會簽和解書，但事情到現在都沒有辦法解決。到現在他已經七十幾歲難以工作，卻還要想辦法照顧將近百歲的母親。
嘉義縣議員何子凡議員也舉出親戚的故事。40年前，何議員的大伯於金門服役時死亡，軍方只表示是工事意外，阿公阿嬤也未能到金門認屍，只收到送回來的骨灰罈就不了了之。何議員並指出，除了設立常設的獨立委員會，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制度和資源上進行配置，讓第一時間能進行證據保全並釐清爭議。
#承諾進行內部改革 #尊重相關制度設計
國防部法紀調查處陳代處長表示，國防部近年有進行相關改革，從去年10月1日即試行軍風紀律改革專案，並在今年一月正式施行。有別於過去由單位自行調查，改革案建立了由上級單位調查的三級調查機制。而在死傷案件中，也讓家屬可以親自或指派律師見證調查經過，並根據案情邀請外部專家協助調查。此外，監察委員也對軍中案件非常關切，所以案件結束後都會將卷證資料送給監察院再進行調查。而如果相關制度立法通過，也會配合執行。
役政署替代役訓練班張副執行秘書表示，對於役男不幸的事件感同身受，也會尊重設置常設獨立調查機構的機制。張副執行秘書並表示，前任與現任署長曾經到場關懷慰問家屬，役政署也會協助家屬進行後續事宜。事發後，役政署也已加強相關制度設計及訓練，並設置意見反映信箱及專線，希望能及時解決問題，防範事故發生。
法務部法制司張科長則表示，涉及案件辦理的建議，會帶回給相關單位參考研究。至於軍冤條例，有待提出具體條文再表示意見。
#四年期待落空 #盼有實質進展
胡博硯教授、吳景欽教授和蔡媽媽都指出，在2016年洪慈庸委員、顧立雄委員就曾經舉辦過公聽會，也有法案提出，但在立法院的議程上沒有進展。吳教授並表示，陪審團協會在2020年底也開了軍冤委員會常設化的記者會，提出民間版條例草案，希望不要過了四年之後，還是在提出同樣的訴求。
#建置獨立調查 #重視民間意見
我認為獨立調查的意義，不只是家屬要找到真相，也是國防部要找到人民的信賴。現在的國防部和過去雖然有所不同，但是行政組織和方法更應該與時俱進。例如運安會、災害事故調查會和監所的外部視察小組等外部獨立機制，都可以協助機關避免同時是調查主體和被調查對象的問題，也避免和當事人或家屬發生緊張的關係，更能累積能量和經驗而專業化。而且，從國防部的角度認為不重要的問題，或許外部看來是重要的，如果有專責機構，才能避免盲點而提出改善。
最後，我也提醒國防部應該更重視家屬的意見，因為沒有人比家屬更在意這樣的議題。就如同日本福知山線出軌事故，家屬和JR西日本公司合作努力，改變了諸如要求列車準點等造成風險的作為。我也認為，只有藉由各方的努力，一起推動制度改變，才能發現真相，並避免悲劇一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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