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鄂蘭】不思考的平庸，造就出邪惡與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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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攝影｜唐晉濱、胡雅雯
整理｜唐晉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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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不思考的平庸大眾，會否促使極端的惡行？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答案是：會。邪惡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或譯平庸的邪惡）可說是鄂蘭最有名的概念。她於1961年前往耶路撒冷出席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大審判，這個二戰納粹的高官是清洗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的主要負責人，漢娜在親眼目睹他的答辯之後，認為在他身上找不到一般人所想的極端的邪惡，而無寧是一種出於不加思考、平庸的邪惡，引起極大的爭議（尤其來自猶太人）。鄂蘭對這次審訊的報導出版成書，名為《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下稱《大審紀實》），引發了一場被稱作二十世紀最複雜的政治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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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將於在1月聯同台灣楊景翔演劇團演出《平庸的邪惡》劇場，圍繞鄂蘭這個概念展開戲劇探索。「香港01哲學」專程訪問本劇兩位導演，了解他們對於鄂蘭「平庸的邪惡」的想法。
【舞台上的思想與歷史劇】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藝術總監兼本劇導演、編劇 #陳恆輝，指自己是讀歷史出身，亦愛以歷史為戲劇題材，例如2010年他導演過《巴索里尼的一千零一個夜晚》，認為巴索里尼的死是一個很大的問號；他於2014年的作品《伽利略傳》則是關於思想控制（thought control），「這段歷史讓我思考近代還有沒有思想控制呢？當然有了。」
台灣楊景翔演劇團團長兼本劇導演、編劇 #楊景翔，則說自己在求學時期受到社會科學與傅柯的影響，塑造出他看待問題的方式。他最初思考到我們能如何參與到社會，又可以為社會做甚麼，他自覺不是傳統的社會運動者，自己可以做的，就是創作作品。這幾年台灣都在談國民黨政權的轉型正義問題，在《平庸的邪惡》中楊導演會從台灣閩南人與閩南語的問題切入，來講權力的壓制及由此而生的自我認同焦慮。
被問到將如何利用戲劇來表現「#平庸的邪惡」，陳恆輝指出，鄂蘭寫作《大審紀實》的過程已於2012年被拍成電影，他不希望這部戲劇會像在舞台上重演電視劇一樣。「鄂蘭不只理論了得，對我來說，她最高超的是她的敘事手法，她的論述非常戲劇性。這讓我想起尚盧・高達的的《中國女人》，當中有一班人組織起來讀毛澤東，讀馬克思主義。我在劇裡就參考了這個形式，再用後戲劇劇場的手法，採用了很多獨白（monologue），讓一些沒有名字的角色，將自己的思想直接拋給觀眾。」
【被平庸包覆的年代】
平庸與惡是鄂蘭、亦是這部戲的重點。我們或許可以說惡有兩個源頭：「有權勢者是為了利益」，「無權勢者是出於不加思考的服從」。
楊景翔指他講的是一對平凡的台灣夫妻的故事，他們去了東歐的 Auchswitz 集中營遺跡，因此講到自己作為受難者家屬後代，經歷的白色恐怖時期。「我認同鄂蘭所說的：沒有自覺的邪惡是隱性的，就像一張看不見的網，它可能普遍得可以包覆整個世界，也可能在我們的心靈，包覆著自己。」
陳恆輝指自己讀過《大審紀實》，也讀了一些相關的書，感到的是震撼。「艾希曼堅持自己只是按本子辦事，只是一顆齒輪。這讓我想起幾年前於地鐵站的一個大廣告『我要做好呢份工』【這是香港前特首曾蔭權的競舉標語】，我們日常都會遇到這種人，甚至我也不時會問自己，我是否這種人呢？我是否平庸的邪惡呢？香港人的思想不願起動，這就容易受邪惡支配，極權就在這裡產生。」
鄂蘭的另一個重點是：#服從不是美德。陳恆輝分享自己的教學經驗：「我做了多年戲劇教育，我的感受是現在的年輕人過於服從，沒有了反叛精神，叫他們做，他們就做。我們這一輩至少還會釋放負面情緒，但年青一代不會，將不安都藏在心裡，就自殺了。我們不是單純要香港人反叛、不服從，而是想告訴大家，我們還有很多路走，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或創作，可以表達出來。有學生向我表示，平時他上課不太會說話，因為他很清楚老師想他們答甚麼，所以他偏不答。」
【人是人類最大的負擔】
艾希曼一案的重點，在於公務的責任與普遍道德之間的斷裂。一個人可以在私下是好人，在社會是守法的好公民，在家庭是好爸爸、好丈夫。然而他在所謂的公務上，卻可以做出令人難以置信的暴行，比如殺死數以萬計的人。我們可以說這個人麻木了，不加思考，將公、私的兩個自己分割開來，因此認為自己只是履行職責，完全沒有做錯。那麼，劇團又怎樣看《大審紀實》的這種斷裂呢？
陳導演認為人很容易就被極權迷惑了，但也很多人甘於被迷惑，因為可以從中得到利益。「這讓我問：人到底是甚麼？為甚麼可以這麼壞的？《大審紀實》刺激到我的一點，是猶太人殺猶太人，猶太人一直沒有自己的國家土地，任人宰割，但卻有猶太人因為利益輸送而加害於自己民族的人，這是讓我最憤怒的。鄂蘭因為寫了這部分而受千夫所指，她本來可以不寫這些，她服務的《The New Yorker》雜誌社，大概只想她寫寫艾希曼的嘴臉有多難看、邪惡就可以，但鄂蘭卻決意要揭開這些讓人難以接受的真相。」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行政總監兼本劇聯合監製、演員 #陳瑞如 則認為，當香港人每天就像零件一樣工作，這次審訊帶給我們的啟示是：「邪惡就是不聞不問，更邪惡的是為了利益而出賣同胞。」，「猶太人竟然自己與納粹一起制訂待殺的猶太人名單，書中有這樣一句：『留下的是有權有勢的人，無權無勢的就送去地獄。』在事件後，很多人德國人以身為德國人為恥辱，但鄂蘭卻以身為人類為恥辱，她說：『人，是人類最大的包袱、負擔。』她的思想是世界性的，而不只關注民族（猶太人）的問題。」
陳恆輝繼而指出，現在香港人再也不站在別人的角度來思考，很自我中心，不要說思考了，甚至懶得作判斷。「現在香港人都想著少做少錯，不做不錯，這已經不是平庸的邪惡了，是平面的邪惡才對，the evil of superflat（笑）。」
【惡的根源與「甚麼是人？」】
對陳恆輝來說，平庸的邪惡對我們的生活與社會都很有聯繫。「我最想談的是：到底甚麼是人？」
人的本質與惡的根源，兩個問題是密切相關的。楊景翔演劇團成員、本劇演員蔡佾玲分享她的看法說：「我們的本質其實是很野蠻的，以前在學校我們可能覺得欺負同學很好玩，例如看到女同學的馬尾就去拉它一下，拉著拉著，就會想做更多更過份的事。人面對自己要做屠殺的行為，第一下可能會抗拒，但之後就可能會慢慢接受，過程中我們的同理心慢慢被磨掉了。⋯⋯又例如你是當老師的，下課後有學生想找你輔導、開解，但你可能為了要跑去談戀愛而拒絕了學生的求助。我們每天都會面對這種斷裂，即使是這樣微小的事情。我們隨時會掉到那個【平庸的】圈套之中，只能時刻提醒自己不要。」
對於惡的根源問題，陳恆輝這樣理解：「我們常常問人到底是性善，還是性惡呢？大概因為我信佛教，所以會認為人來到這個世界，不可能完全是好的人，釋迦牟尼說我們來到這世界是為了酬償業報。我們身上已經有了善與惡的種子，差別就在於只是哪一邊的傾向被燃點起來，這就看你遇到的環境、人與事，所以我認為家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當到了社會，金錢與權力都會令人變質，消磨了人本來就有的良心。人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被影響，這世界愈來愈差，很多壞的人與氛圍，令惡蓋過了善。我們來到地球，可說是試驗，也可說是地獄，至少不是樂園，我們來到這裡都要受苦。因此我們要有不同的宗教，要有哲學與心理學等學問，幫助我們思考與學習，來告訴我們最根本的問題：到底人是甚麼，who am I。戲劇也是一個讓我們分享這些問題的媒介，好的劇場應該不斷提問，若說有一個答案可以滿足整場二、三百個觀眾，那一定是假的，這就變回希特拉了。納粹就是一言堂，人只聽著一把聲音，那就出事了。歷史是辯證與發展的，我如此相信著。」
陳瑞如 在 陳瑞如的個人檔案 的推薦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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