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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語錄．生日園丁》

* 我來不及認真地年輕，待明白過來時，
只能選擇認真地老去。—三毛

* 心，決定了自己的所在。它可以把地獄變天堂，也可以把天堂變地獄。—-約翰·米爾頓 ​

* 四月的細雨，忽晴忽落，把空氣洗得怪清涼的。嫩樹葉依然很小，可處處有些綠意。含羞的春陽只輕輕的，從薄雲裡探出一些柔和的光線：地上的人影、樹影都是很微淡的。野桃花開得早，淡淡的粉色在風雨裡擺動，好像媚弱的小村女 ，打扮得簡單而秀美。 —-老舍《二馬》 ​

* 你永遠不能擁有太多的天空。你可以在 天空下睡去，醒來又沈醉。在你憂傷的 時候，天空會給你安慰。可是憂傷太多，天空不夠，蝴蝶也不夠，花兒也不 夠。大多數美的東西都不夠。於是，我們選取我們所能選取，好好地享用。 —-桑德拉·希斯內羅絲 《芒果街上的小 屋》 ​

* 如果早一點知道我們後來將要面對的世 界不過如此，那麼年少的時候，是否會少 一些因為過度期待，而產生的怨懟。 —-七堇年《平生歡》 ​

* 人永遠都無法知道自己該要什麼，因為 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 比，也不能在來生加以修正。沒有任何 方法可以檢驗哪種抉擇是好的，因為不存在任何比較。一切都是馬上經歷，僅此一次，不能準備。 —昆德拉 《生命不可承受的之輕》 ​

* 失敗可以鍛鍊一般優秀的人物：它挑出一種心靈，把純潔的和強壯的拉在一起，使它們變得更純潔更強壯；但對於那些庸俗的人，失敗會加速心靈的墮落，並斬斷它們飛躍的力量。 —羅曼·羅蘭 《約翰·克里斯朵夫》 ​

* 許多人之所以言之鑿鑿，因為他們認識的世界及歷史太少。—-佛朗索瓦．佐基 ​

* 在出版《南非歷險記》之後，邱吉爾做出了人生選擇：從政

回首這段被俘虜、卑微及危險越獄的往事，邱吉爾曾寫下幾段話：

「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年之間，是我一生最豐富多彩的一段時間。回首往事，我真誠的感謝至高無上的上帝，賦予了我生存的機會。我所經歷的每一天可能都是危險的日子，但也是好日子，它使我一天比一天好，我的生活充滿了坎坷，充滿了危險，我時時感覺到變幻無常，但我同時感覺到我內心充滿了希望。」

「來吧！世界上所有年輕人，現在最需要你們去填補被戰爭奪取的一代人的空缺，你們不能失去一分一秒，你們一定要在生命之戰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一個人的二十歲到二十五歲，都是你們大顯身手的時期，不要安於現狀，即使你有顯赫的家庭。承擔起你們的責任，世界是你們的，機會是你們的，不要只想繼承你前輩的遺產，請重新舉起光榮的旗幟，向你的人生挺進。如果你的前方有敵人，就進攻打敗他們，絕對不能向失敗低頭。」

就在那段南非艱辛的人生經驗，邱吉爾二十六歲之前，歷練出了後來我們所看到領導二次世界大戰頑強抵抗希特勒的邱吉爾。

這段南非歷險的史實很重要，因為他第一步入政壇的時候，已經是戰地英雄了， 很快高票當選。他不必像一般年輕的國會議員，要依靠那些元老提拔，保守黨反而還要依靠他才能贏得大選。他是戰地英雄，保守黨可以充分利用他的聲譽。

而這正中邱吉爾的下懷。他不喜歡被黨擺弄控制。

二十六歲時，他首次當選了英國下議院議員，邁出他從政生涯成功的第一步。

貴族子弟被俘虜卻沒有被殺，勇敢的逃獄過程且勇氣十足，都成為他從政的資本，他毫不猶豫的站上政治舞台，成為後來所有人認識的邱吉爾。—-陳文茜《文茜説世紀典範人物》

*許多人把二次世界大戰歸咎於美國的大蕭條，經濟崩潰，間接導致二次世界大戰；另一派是完全歸咎於希特勒。可是從戴高樂的眼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凡爾賽條約」的賠償條款帶給德國奇恥大辱，反而讓德國的人民很快的振興。他在一九二二年以及一九二四年左右，寫了好幾次的信告訴朋友們，「法國將和德國再大戰一場，戰爭無法避免，而且幾乎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型態完全不同。」這位具有獨特遠見的世紀人物在法國巴黎人日日沉浸美好時光，大肆揮霍時，卻憂心忡忡：用現代的俗媚字語叫「唱衰法國」。

戴高樂認為法國人根本不了解世界真正的情勢，在未來的戰爭裡頭，法國缺乏足夠的準備。

當時的法國人普遍厭戰，追求和平。這説來也很正常，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的人數超過一百萬人，所以這時的法國追求某個程度的偏安心理，不能說他們是錯的。但當1929年大蕭條時，法國可能不夠警覺全世界正在發生什麼樣的困境。

其實，一個國家與人們的性格一樣，都會有逃避心理；在那個時刻， 法國覺得他們只需要做一件事：構築一長列的碉堡，來防禦未來德軍的攻擊。這個防線的設計者就叫馬其諾Android Marginal，後來我們稱作馬其諾防線，史上最著名的防線。在那個時代，法國覺得他們只要做這件事情，就足以抵擋一切了！

戴高樂雖然覺得追求和平很重要，但是他認為法國的壕溝戰根本就是可笑的事情，他覺得最重要的是擁有坦克車，他認為法國雖然有備戰車，但並不足以對付德國當時最大的坦克車。他已經看到德國坦克車的可怕，所以在整個一九二○年到一九三○年代，尤其是大蕭條爆發、希特勒崛起的時候，戴高樂的主張在法國是孤軍奮鬥的。他在各地著書演講，希望喚醒法國人理解他已經看到的危機及未來：唯有建構以坦克為骨幹的陸軍，才能夠保障法國的安全。

結果，歡樂的法國人當然沒有人要聽他的。但是有一群人卻聽到了，因為戴高樂把他的想法寫成書發表，書名叫<未來的陸軍> The Army of the Future。你可以想像嗎？看到這本書的是德國人，這本書反而變成德國陸軍建立第一豹式戰車軍團的基礎理論。

歷史會不會太荒謬？

戴高樂的遠見一直到什麼時候才被法國人看到？

戴高樂在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六年不斷的演講又演講；一九三九年，德軍的豹式戰車團用他的戰爭理論攻破了波蘭軍隊的層層防衛，橫掃波蘭全境；一直到一九四○年，德國攻占丹麥和挪威的時候，法國陸軍才開始相信戴高樂。

這個時候陸軍最高司令部倉促授權給戴高樂，要他建立兩支裝甲師。但一切已經太晚了，一九四○年五月十日，德軍對法國展開閃電攻擊，就像戴高樂早就預料的，馬其諾防線根本擋不住德軍，法軍的坦克部隊也沒有辦法趕到前線保衛法國。

儘管如此，以法蘭西為榮耀的戴高樂也沒有說：「你看吧！你們都不聽我的，我就看你們怎麼垮的。」我前面描述戴高樂的血液裡頭流留愛法國的熱血，他一生下來，到他最後嚥氣的那一分鐘，他都認為自己是為法國而生，他也該為法國而死。所以，即使戰爭如此無望，他仍然嚴格的督軍，使部隊成為當時最驍勇善戰的單位。

戴高樂治軍嚴格到什麼地步呢？

當時他的母親已經病危，快要走了，戴高樂的媽媽親手把他帶大，經常告訴他，講述法國歷史故事，他和母親感情是深厚。但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即使他督軍的地點離母親居住地沒有多遠，部隊行軍到離母親的住處只有數哩的時候，他猶豫了一下，看一眼母親的住處，鞠了一個躬，跪了下來，親吻了土地，掉下眼淚，當成和母親最後的告別。

他沒有回去見母親最後一面。—-陳文茜《文茜説世紀典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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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從生日前一天，決定把我的生命跨越當成園丁哲學。整理整個冬天荒廢許久的山中花園，該捨棄的捨棄，該重新來過的重新種植，該牽移的牽移，該修剪的修剪，該新栽植的栽植。儘管腿上不少傷痕，下午看到完工的花園，濃霧細雨，如置身仙境。

齊國為何當時不能一統天下？｜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歷史學者周振鶴曾在《假如齊國統一了天下》一文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反歷史假設：如果戰國末年不是秦國而是齊國統一中國，那可能帶來一種完全不同的中國文化。

與當時的中原各國相比，齊國無疑是個異類，但就國力而言卻是個強大的異類：在春秋五霸中，齊桓公是最先稱霸的，戰國時齊威王任用孫臏，在公元前352年的桂陵之戰中大敗驕橫的魏軍，「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在很長時間裡，齊國一直是東方國力最盛的國家之一，周振鶴據此認為：「秦的統一固然有其必然性，但是東方六國完成統一大業的可能性並非不存在，魏、齊、楚都曾經強盛一時，尤其是齊國，始終是秦實行統一的最大障礙」，他假想如果在統一天下的進程中是齊國佔上風，那麼「似乎可以說，中國走另一條道路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這當然不失為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假設，但仔細考察一下就會發現，齊國的這種社會制度並不能幫助它在戰國晚期諸國激烈競爭的局面中勝出，由它來統一天下的可能性基本上可說是不存在的。

打造戰爭機器

自西周初年姜太公在東方創建齊國，被授權專徵不守王命之方國，這一專徵大權遂成為日後齊國開疆拓地的合法根據，故西漢末年劉向《說苑》稱「魯有王跡者仁厚也，齊有霸跡者武功也。」在直至戰國中期的數百年裡，齊國作為東方大國很少受到能威脅到其存亡的強敵進迫，戰敗也很少被逼到首都被圍乃至遷都，既然足以應對國外挑戰，那恐怕也就不會被倒逼改革。晏子「二桃殺三士」之舉恐怕更多是著眼於消除不穩定因素，重建國內政治秩序的需要。

但如果要統一天下，那麼戰國時代的政治演進已表明一個殘酷的現實：無論士人如何設想理想的「天下」，最終要「定於一」，事實上還是得打造一部高效的戰爭機器。此時的戰爭形態與春秋時貴族武士之間那種謹遵禮制的車戰已大為不同，而需要國家力量、資源的總動員化，但齊國的軍隊組織卻甚難適應這一挑戰而及時轉變。

在齊國，有一點乍看起來相當矛盾：中國軍事史上公認的兩部偉大軍事理論著作《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的作者都是齊人，但齊軍的整體戰鬥力在同時代人中的評價卻不高。孫臏圍魏救趙時便曾明白承認：「彼三晉之兵索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到戰國末年，荀子作為三次出任齊國稷下學宮祭酒的大學者，對齊軍理應知之甚多，但他對齊軍的評價卻極低，認為是「亡國之兵」，因為齊軍過分推崇個人技能、在意物質獎勵，遇到弱小的敵人還能有用，遇到大事強敵就渙散了。在他眼裡，秦軍戰鬥力最強，魏軍次之，齊軍最差；但講兵法的水平，正好相反，齊國最發達，三晉次之，秦又次之，兵學自東往西傳。

荀子所描述的齊軍，在某種程度上仍遺留著兩三百年前田開疆等三士那種對個人英雄主義的推崇，整體協同作戰則較差，這一好勇鬥狠的單兵作戰模式是典型的武士文化。這一民風頑強地保留下來，直至西漢初年，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仍然評價說，齊國風俗「怯於眾鬥，勇於持刺」，也即對群體性搏鬥消極，而對單兵較量卻非常勇猛，這與齊人好武、尚功利的特質是密不可分的，管子等政治家的傳統治國思路也注重對人的私慾因勢利導，主張順應人的私慾才能達到社會的長治久安，結果這在促進「民富」的同時，也使齊軍將士的個人英雄主義更為功利。直至西漢時，龔遂為渤海太守，仍發現「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以至於這位循吏花了很大力氣「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見到「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也正因此，齊國被迫在軍事理論、尤其是軍事謀略上入手來彌補其整體戰鬥力不強的弱點，這便促成了孫子這樣的兵法家興起。張華松在《齊長城》一書中指出：「齊國對外戰爭敗多勝少，但發達的工商文化以及其他種種的背景和因素又使得齊國的兵家文化獨領風騷，先秦時代的著名軍事理論家和兵書戰策也就大多出自齊國。以孫武和孫臏為代表的齊國兵家，其兵法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他們所強調的首先是防禦，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然後通過‘伐謀’、‘伐交’的手段而制敵取勝。」

此種注重單兵格鬥技能的軍隊，在面對與較弱敵人決戰時往往表現尚可，其最大的弱點恰恰是難以適應戰國中後期那種曠日持久的慘烈集團作戰。孫子兵法雖然注重謀略，但同樣強調軍紀（故有「三令五申」、殺人立威之舉），那恐怕是因為他所生活的時代（約前545－約前470）正處於「二桃殺三士」之後那種弱化個人作戰技能而強調高度紀律約束的新作戰模式。個人的英勇在春秋時代的車戰中尚有發揮餘地，但公元前541年，晉國大夫魏獻子打造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獨立的步兵方陣。魏國在戰國初年稱霸一時，恐怕依靠的就是這種步兵作戰中高強度的軍紀（荀子稱讚魏國武卒能負重帶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這沒有極強的軍紀約束是不可能的）。這種軍事模式由晉國開創，推動社會結構性調整為中央集權制，因而三晉在戰國時代法家和縱橫家最為發達，主要法家人物和法家著作基本上都出自三晉。

軍事史學者李碩認為，自春秋末年步兵成為戰場主力兵種之後，「嚴格的紀律一直是步兵作戰的基本原則，戰術則是列成密集的隊形，與敵軍進行面對面的砍殺肉搏」，到戰國時代，中原各國均已確立中央集權政治下的軍事模式：「軍隊是由國家財政供養的軍事機器，戰爭行為是為了貫徹統治者的意志，軍事統帥對士兵擁有絕對權威，可以命令士兵們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戰。」相比起來，漢代的匈奴人則從不與中原軍隊主力進行硬碰硬的正面大規模決戰，也從未進行對城池、堡壘的大規模攻堅戰，這與匈奴遊牧社會的權力結構有直接關係，因為匈奴單於並不是能驅使戰士投入這種決死戰鬥的絕對君主。反過來，當時名將李廣雖然個人騎射技能極高，但他之所以在對匈奴多次作戰中未立大功，反而幾度覆軍敗績，正是由於他作戰依靠個人英勇而非嚴整的軍令紀律。直到東漢末年騎兵成為作戰主力後，才再度出現一個主將親自披甲上陣、與敵軍肉搏血戰的英雄時代。

在戰國時代那種步兵密集陣型長期作戰的模式下，齊軍的弱點就暴露無遺了。這道理不妨以足球運動為例，曾任中國男足國家隊外籍主教練的霍頓說過：「中國球員並不缺乏技術和體能，缺的是整體意識。足球是集體項目，整體不行就消耗了技術和體能。」2002年世界杯中國隊首次進入32強，結果三戰皆負，淨輸９球而未進一球，在觀看中國隊０：３敗給土耳其隊後，亞足聯秘書長維拉潘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足球是一項集體運動，但中國隊的隊員們顯然不喜歡依靠集體的力量，場上大部分時間都是單打獨鬥，並最終丟了球。」

這在作戰中也一樣，古羅馬時代的日耳曼戰士雖然悍勇，但他們缺乏紀律、各自為戰，最終還是抵擋不過羅馬軍團。由於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對軍陣的相關記載較少，羅馬軍團可以啟發我們這種步兵作戰模式的特點：其關鍵在於紀律約束之下的強大作戰耐力，因為「羅馬的軍事體制能夠讓其部隊的基礎構成天生具有一種可替換性，因而更易於混合與匹配」，其結果，就算前方士兵倒下，後方的多行陣列也能像輸送帶一樣進行更替，因而「這種佈陣在遭受正面進攻時幾乎不會被擊敗，從而令軍隊得以穩步推進」。戰國後期的秦軍也是，其戰鬥力不是來自出眾的單兵技能，而是「秦兵耐苦戰」，堅忍頑強，穩紮穩打的作戰意味著依靠消耗和逐步推進，當軍隊不存在重大武器差距時，戰陣的人數與耐力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各自為戰的武士很難與這樣的戰爭機器對抗。

這一戰爭機器需要社會結構的整體改造，因為這意味著與社會制度之間構成一個功能性的相互聯結的複合體才有可能。如我們所知，在古希臘城邦和古羅馬共和制下，也能產生這樣紀律嚴密的步兵方陣，但在中國當時，唯一能鍛造這一戰爭機器卻只有郡縣制之下貫徹國君意志的軍國主義國家。因為戰國時代以步兵為核心的新軍隊，是以社會的全面徵兵為基礎的，這就不能像春秋時那樣還把軍事作為一小部分貴族武士的專屬事務；其次，如何訓練這些應徵的農民士兵，使其遵守紀律，也是當時政治思想家無法迴避的問題。這都促使戰國時代的政治家們持續關注「民」——與此前的「士」和「國人」憑藉血緣性結合的共同體不同，在封建解體之後，人力的動員機制主要是依靠郡縣鄉里的行政系統來發揮作用的。

按杜正勝在《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一書中的論述，郡縣制正是在離都邑較遠的新辟領土上開始萌生的，「秦漢統一政府的地方行政系統可能是從封建時代天子或諸侯直轄地的行政組織蛻變而來」，到後來則將逐漸沒落的封建世族採邑逐漸納入中央權力管轄之下，隸屬於中央設置的縣，「國都以外的鄉大概從春秋中晚期到戰國逐漸完成，城邦意義的‘國’被縣取代」，「縣」的本義就是「懸系」，指其地與中央政府直接統治之地區不相接壤，如以線繫於國都。戰爭越劇烈，內外新並的土地越多，則國君直領的縣也越普遍；而郡或是特殊的大縣城，多從邊疆軍事區設起。春秋以前零散、碎片化的政治地理景觀，至此被逐漸改造為中央權力垂直所屬的嚴密行政體系統。

這套制度，眾所周知是在秦國貫徹得最為徹底。這不僅確保了秦軍源源不斷的人力調配，而且鄉里告發、連坐等制度也使得臨陣脫逃變得更難——因為逃回老家肯定會被發現，而父老也不敢冒險隱瞞。與此同時，秦國又實行最嚴格的金字塔式階級制度——軍爵制，根據戰陣上的表現決定士兵一生的榮辱，這就在用外部紀律堵死其退路的同時，又給耕戰之士提供內在的激勵。杜正勝一針見血地指出：「唯有像秦國徹底勵行等爵制，授爵必以軍功，耕戰合一的齊民階層才有遠景、有生氣。但在山東列國我們卻絲毫嗅察不出等爵制的氣息，根本原因是軍功祿賞不能塑造身份制。」在魏國，當兵這條路的極致也不過就是豁免租稅繇役，個人前程是指望不上的；而在齊國，士兵作戰最多只能因立功而獲賞金，這順應齊國發達的功利文化，但卻無法因軍功而授爵。

這恐怕就是齊國這架戰爭機器的問題所在：它既無法像秦國那樣有絕對權威迫使士卒投入長期艱苦的殊死作戰，又不能給他們提供足夠的進取動力。其結果，齊國保守有餘而開拓不足，齊人的戰鬥力只有在遭受外敵入侵時才能被充分激發出來。

齊國的悲劇

公元前284年，齊國滅宋，此舉貿然打破了長久以來的各國力量均勢，引起諸侯震恐，結果五國聯軍伐齊，齊國一度只剩下即墨、莒二城未下——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均是齊「五都」之一，原本就有著相對獨立的政治根基。雖然齊國國力此後在田單復國主政之下迅速恢復，但它作為當時東方的強國，竟然這麼容易就被擊破——在戰國七雄中，除了最弱的燕國之外，沒有一個大國像齊國這樣在一兩次決戰失敗之後就陷入近乎亡國的危難境地，這意味著它的軍政體系存在嚴重的結構性漏洞。

齊國採用五都制而非郡縣制，因而編戶齊民並不徹底，被燕軍輕易攻下七十二城，正表明其社會組織結構不夠堅固嚴密，因而當決戰失利後，不能作頑強耐久的抵抗。本來，管仲為齊桓公所規劃的治國方略，雖然也是「分畫都鄙而集權中央，獎勵農商以充實國富，修整武備以擴張國威」，但仍是在舊制基礎上的順勢而為：整理賦稅、發展農商，在國家有充足財力的基礎上，再將軍令寄在內政上，由保甲制度來獲得穩定的軍事力量。不僅如此，管仲還將齊國分為21個鄉，其中６個鄉不用服兵役，專職作為工匠、商人來替國家生產。這樣做的結果，便是使齊國首都臨淄成為戰國時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城市，但也正因此，齊國在戰國時代採納新制度上比其餘六大國更為遲緩，何必呢？它現在這樣也過得好好的，何況多元分權的社會構造本身阻止它作出這樣徹底的變革。

這裡也再次體現出齊國政治文化的保守性：普通士卒無法通過軍功獲得社會地位的向上流動，這恐怕正是由於貴族世家的強大。在當時的楚國，縣之首長稱「公」，多由強大氏族出任，但不能世襲，也有非貴族出身者，縣雖有相當高自主性，但似仍須向中央政府繳納賦稅；這種直屬於國君的「縣」性質上還不同於秦之郡縣，但相比起來，實行五都制的齊國甚至像楚國這樣程度的郡縣都沒有，由此可見其集權程度之有限。

對活躍經濟、學術自由來說，齊國的這種政體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好處，因而它在這些方面均表現突出，然而在戰國時代的激烈戰爭中，相對分權、保守的政治結構卻使得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己的所有潛力。既然對齊國士卒來說，平日生活也相對寬裕，而打仗所積累的戰功也不過只是財物上的一些好處，那自然更沒人願意冒生命危險去幹這樣的事。二戰時日軍戰鬥力最差的第四師團就多來自大阪的商人，他們圓滑惜命，不願打硬仗，卻善於經商。抗倭名將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便曾明確提出，徵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他甚至說，這樣的兵就算由韓信、白起來管教也是帶不好的。在這種情況下，齊國不僅軍隊戰鬥力不夠頑強，恐怕自身就缺乏對外擴張的內在動力。

由此也能解釋另一個歷史謎團：在戰國七雄中，相對於其餘六國，齊國為何在領土擴張上表現得相對消極？蘇秦在遊說齊宣王時就說，齊國富強，但卻是「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這恐怕不僅是由於齊國政治上不振作，也因為它比其餘大國都更依靠工商業，也就相對不那麼看重領土擴張所帶來的農業產出收益；不僅如此，由於新並領土在各國的慣例都是直屬於國君，那對於分權的齊國權力政治來說，內在的動力也不強，因為各大貴族恐怕也並不那麼希望看到國君力量繼續膨脹。

當然，齊國在領土擴張上也有短暫的輝煌：前314年齊軍三十天內攻滅燕國，佔領長達兩年；前284年齊軍又滅宋，但這兩次擴張都沒能維持有效佔領，第二次甚至差點帶來亡國之禍（前284－前279年燕攻齊之戰）。可以說，這兩次對外擴張都是齊宣王、齊湣王父子兩代國君好大喜功的結果，他們的黷武恐怕正是君權膨脹的結果，但卻缺乏秦國那樣穩紮穩打的軍事推進加上行政系統管理所促成的有效佔領，結果反而徒然招致各國的敵意，埋下自身衰亡的種子。此前齊國也曾多次組織合縱反秦，但正如《齊國史》所言：「齊國在策略運用上有致命的弱點，每次合縱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卻沒有給秦國以實質性打擊，在兼併土地方面也幾乎一無所獲。」這些都表明齊國的軍政體制在對外戰爭中無法應對新局面，這些戰爭非但沒能增強自己的實力，反而消耗了國力，將自身的弱點暴露無遺。

只有在外敵將齊人逼入絕境時，他們才真正爆發出來。燕軍圍困即墨時，殘虐俘虜、挖掘墳墓，即墨人見狀「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這正表明重視宗族的齊人最深沈的鄉族意識被激發之後能轉化為極強的戰鬥力。總體來看，齊國這樣一種政治體制很難產生對外擴張的持久內在動力，滅燕、滅宋這兩次對外戰爭都只不過是黷武君主的一時心血來潮，這最終不是增強而是削弱了齊國的力量。尤其到戰國末期，面對秦國越來越高效運轉的強大軍事機器，實難想像齊國有任何希望統一天下，它最多只是期望自保，因為兩度亡國復國的歷史事件已清楚地表明：齊國的力量源泉是在本地鄉土，這才是真正能激發齊人為之奮戰的事物。

對如今的中國人來說，這段歷史實在令人感慨：齊國的政治體制看似保守落伍，但以現代眼光看來，它卻又是比秦制更「先進」的，尤其能保障社會經濟、文化學術的活潑多元，然而在面臨激烈戰爭逼迫時，這卻使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身的所有力量，最終落敗。這不僅是齊國的悲劇，也是後來中國歷史上再三出現的局面：兩宋、明朝這樣經濟文化更為繁盛的複雜社會，卻敵不過組織更簡單的外敵。其結果，直到進入近代，中國社會在發展到更為繁榮的階段時，始終無法找到一套有效的機制將之轉化為自身的力量，這反倒成了自身的弱點，最終趨於向內坍塌。我們不必去遺憾為何齊國不能統一天下，因為那本就不可能，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齊國的悲劇就是傳統中國國家的悲劇。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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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跨文化的獨特海上祭典
#透過祭典觀光走向國際活絡地方
文：鳳山李雨蓁 Lí Ú-chin、陳信諭 醫師
　　
今天是紅毛港保安堂建廟70多年來，首次舉辦的陸海祈福法會與遶境活動。在經過港務公司核可後，28艘大小船隻從小港漁港出發，沿著碼頭側邊行駛到42號碼頭後折返，前後共兩小時。
　　
最大一艘駁船上搭載著漆成海軍灰的「神艦」，船上神位搭著傳統廟宇造型的牌樓，但甲板上卻插著無數帶有日本海軍太陽旗的旗幟，遶境遊行的隊伍裡面除了藝閣車、花台車......還有日本動漫團隊，到底，為什麼會有這麼奇特的組合呢？
　　
保安堂目前位在鳳山區國慶七街，但原先是座於1923年，在紅毛港的海岸邊搭起的竹寮。
　　
傳說，當時庄內漁民出海捕魚時，於海中拾獲腿骨，撈回岸邊並建竹寮供奉，是為「郭府」。而後，一位村民過世後無人安葬，鄰人獲得托夢，將之安葬於保安堂，是為「宗府」，此處和一般陰廟建立的緣由大同小異。
　　
#台灣唯一的日本帝國海軍靈廟
　　
但在二戰結束後一年，漁民出海捕烏魚時，又於海上撈獲一顆頭顱，亦入祠供祀為「海府」。後因「海府」靈驗，村民還願重建時，先有託夢，後有原先不會日語的乩童用日語表示：自己身份是太平洋戰爭中陣亡的「日本第38號軍艦」艦長。
　　
因而信徒請哈瑪星船匠黃秀世，打造縮小版的軍艦，供奉在廟中。據說製作途中，海府屢屢託夢，要求上面的士兵器具等物都必須確實復刻，與「38號軍艦」一致。
　　
那，史實真有「38號軍艦」嗎？經過考證，日本帝國海軍有類似名稱的，包含1944年11月在馬尼拉外海沈沒的「第38號丁型海防艦」。或是同樣在1944年11月，原訂開往高雄，卻在巴士海峽被美軍潛艇擊沉的「第38號哨戒艇」（原樅級驅逐艦蓬號）。
　　
從元帥託夢的軍艦型態和日方考證，目前廟方也採用後一說法，海上遶境時船上滿滿的日本海軍旗幟，寫的正是蓬號的戰歿者。
　　
#展現歷史意義的祭典
　　
好過日團隊今日參加海陸遶境活動時，除了敬佩紅毛港村民傳承傳統，還能發揚光大的努力。也想到這樣獨一無二，融合台日文化，跨越殖民地與母國、戰爭勝敗國的複雜關係，只有海洋人民能孕育出來的祭典，或許能創造更多的價值。
　　
日本的「祭典觀光」，每年都能吸引眾多外國觀光客造訪，但這些「傳統」祭典，其實很多都是霍布斯邦所謂「#被創造的傳統」。
　　
舉例而言，京都三大祭之一的「時代祭」，是已經現代化的明治維新以後，在1895年才開創的祭典。「鐮倉鶴岡八幡宮例大祭」號稱有800年以上歷史，但真正變成成每年固定舉辦的「鐮倉流鏑馬」祭典，是在1959年，地方為了在櫻花季後繼續吸引遊客而舉辦。金澤「湯涌雪洞祭」，更是2011年動畫「花開物語」虛構的祭典，實體化後竟然變成湯涌溫泉重要祭典，每年已能吸引15000名觀光客參加。
　　
保安堂的日本軍艦傳說已有70多年，跨越台日文化，以大時代戰亂為背景，更是台灣廟會罕見的海陸遶境，並且長期也和日方有所交流。這些都具有深度文化觀光的潛力。
　　
未來，或許可從日本活化地方的祭典經驗中，將此一活動擴大為活化地方觀光的祭典活動。除了發揚在地文化，擴大國際交流，也對於流離的紅毛港聚落，可以起到增加歷史向心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