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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拴馬索」——念珠之功德與作用之九
　
俗話說「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這句話原來是用在禪宗，對證悟者自悟以後的境界，宗門之下除過來人有證悟境界者可以與人印證外，也只有行者自知。同樣地，人與人相交也只有程度相當，才有話語可度，否則茫然費解，牛聽彈琴，不知所云，也是在常理之內。
　
禪林中更有句「任將三寸輝天地，一句臨機試道看」，這句話也是同道之中默契相投者方可了解，前面所言，我和這位新店的方老居士互動之間便有幾分這種味道。方老在一次的浴佛節法會結束後，老人家邀我到台北車站對面一處素食店——功德林用齋，齋間一席話下來，方老應是歡喜心未艾之際，說了句過謙之詞：「你我雖稱一老一少，但在法緣上確有管鮑之誼⋯⋯」我聽完之後，連忙雙掌合十，驚慌地說：「不敢！不敢！後生小子豈敢有此顛越之想⋯⋯」，沒料想方老卻因為我過度拘謹之窘相，惹得他哈哈大笑。原來在春秋戰國的時候，在齊國有管仲和鮑叔牙，此二者原本是在性情上、志向上，以及日常中工作上，都有極深厚的因緣，經常在公私上面都有極親密的互動關係，所有人都知道兩者之間那種水乳交融的情誼。曾經有一段古文正是用來描述管仲和鮑叔牙之間的情誼，讀念起來也有股說不出的感受——「肝膽誰憐，形影自為管鮑；唇齒相濟，天涯孰是窮交。興言及此，輒欲再廣絕交之論，重作署門之句」。這句話是在指如同管仲和鮑叔牙之間的友誼，有感而發之詞，感嘆在普天之下、無盡的天涯，如何才可遭逢所謂的至交，甚至於如同唇齒相依般的情誼⋯⋯。
　
我和方老原本交情也沒有像日後那般地密從互動，但由於在多次的法會現場中，我和方老居士均有參加。雖然老菩薩對我是本著提攜後進的心態，不斷地把他過往在中國所接觸過的佛門人物，稍一有空，均會悉心地告訴我，這種法布施，實在說並不常見，但還是要稍微了解對方的習氣和根器適不適合用善巧方便給予度化？
　
回憶和老居士甚密往從的開端，應該是起源於他身上的那串木槵子念珠：「據說這種念珠是佛教中的第一串念珠，過去禪林的禪師習慣置於手中當作提珠，並且此珠有驅邪避魔之效⋯⋯」這是我因為木槵子念珠之因緣和老菩薩所問的內容，猶記得當時方老的回應：「是的！是的！在我的家鄉，這種念珠和尚們都叫做鬼見愁。佛經中也有說過如果要往生淨土，用木槵子念珠有殊勝的功德⋯⋯」云云，但詳細內容有些枝葉末節亦不復記憶。
　
「我會念佛，真正講起來是年輕時在中國我的家鄉碰到了高鶴年居士的指引而入佛門。這位高居士幾乎是一位佛菩薩在世，時常在全國各處隨機布施幫助窮困、疾病，我是因為族中的一位出家和尚引領我和高居士結緣的，高居士見我也頗為歡喜，那段期間便要我去他所居住的住處看他。後來我漸漸從他人的口中及高居士本人所言，知道這位高鶴年居士是位世出之高人，據說他小的時候，幾乎瀕臨死亡，後來碰到一位老和尚與他結緣了幾本經書，他當時閱讀再三，歡欣異常，視為救世寶筏。從那時起，他便明白一切無常的道理，感覺到人生諸多無常，一點也不可以空過浪擲，得少為足地苟存於人世間，因此心中產生了自覺是罪惡凡夫之念想。所以下定決心從十九歲開始，發願用雙腳徒步遍禮一切名山蘭若，如此一般經歷了將近四十年的時間，我手上還有數本他窮一生之力所著作完成的《名山遊訪記》。我過去經常得閒閱讀，深深地受他感動，覺得他幾乎是近代的徐霞客再來⋯⋯」方老居士邊聊邊說，敘述著他與高鶴年居士兩人之間一段忘世之緣，同時也翻箱倒櫃地找出了僅存的高鶴年居士的著作贈與我⋯⋯此次相談，讓我感覺到老居士的慈悲猶如碧潭湖畔那隨風附和、大片的蘆葦草桿氣孔上所揮發出來的自然氣息，幽幽地、淡淡地，就彷彿極溫馨的微風吹拂著我的身上，那一刻的感受在心底很難抹去⋯⋯
　
「我這一生能夠值遇高菩薩，應該是過去世略有福德因緣，才有此大善因緣。高居士初識時贈與我他平日所寫之文章數則，我閱後甚喜，於是心中便有誠服甘拜之心，因此那期間只要居士有暇接見，我皆樂往之。漸熟，居士曾展示與當時諸山耆老往返之書信，更覺欣悅逾常，其中有虛雲老和尚、冶開老和尚、來果禪師、印光大師以及諦閑上人⋯⋯皆是一時佛門龍象，從居士致書之內涵，更可窺其對於內典底蘊之深厚⋯⋯」這是方老和我幾次的洽緣之下，無意之間自然流露之內容，後來也明白近代淨土宗祖師印光大師和高鶴年居士其中有密不可分的祇樹之緣。印光大師也是我極為讚嘆仰服的淨土宗師，他流傳遠佈的著作《印光法師文鈔》最早的濫觴是始於民國初年時，有一份上海出版的《佛學叢報》，高居士經常都會發心寄送給當時尚在法雨寺閉關的印光法師。印光老和尚深覺此份叢報內容多涉及時政，反而言及佛法者寥寥無幾，甚而壞後進、初基滅，因此老和尚發心振聵發聾，以期正本清源。後來因高鶴年至普陀山叩關印師之緣，印光老和尚便把心中之發想透過高鶴年很順利地刊登在《佛學叢報》上，從此之後署名常慚的印光老和尚文鈔一時之間成為佛教界爭相讀閱的法雨甘露，也因此導正了不少學佛人的正知正見⋯⋯至於印光大師和高鶴年老居士一僧一俗之間的佛法上心照神交之緣究竟如何？不難從方老給我看的數封印光大師寄給高鶴年居士的信上得知，僧俗之間法緣極為至切，溢於文字法書上，令我輩更為素仰⋯⋯。（未完待續）
　
王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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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怪物的人 #信號 #追擊者
#犯罪側寫師 #犯罪者側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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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五月十日春天，日間最高氣溫二十一度，直至晚上六點，首爾城東區中浪川河堤遊樂場仍舊是個好天。中浪川上流是低窪地帶，從以前就洪水災害頻發，一九九○年代末期，夏季水患災民甚至向國家提出集體訴訟，要求國賠，儘管如此，中浪川下游君子橋附近是有名的賞花地點，而二○○一年的春天正值花朵盛放的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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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四歲的智妍（假名）和中浪川附近的居民一樣，跟著爸爸和哥哥出門散步。那天雖說是星期四下午，但賞花人潮絡繹不絕。智妍爸爸暫時移開在智妍身上的視線，看向和同齡小孩玩耍的六歲大的智妍哥哥的時候，智妍遠離了爸爸和哥哥獨自玩耍，就在這時，一個男人悄悄地靠近智妍道：「叔叔買冰淇淋給你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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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少了兩根指頭的男人帶智妍到了距離中浪川散步步道五十公尺遠的君子橋社區超市，買了冰淇淋，然後把智妍帶回離超市五十公尺遠的自家住宅。那是一個窄小到隔不出玄關的房子。另一頭，智妍的爸爸和哥哥失去了智妍的行蹤，徹夜尋找智妍無果，最後到了派出所報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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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九日周六早上八點許，一名回收舊物的六十多歲老人走在君子橋住宅區巷弄，那裡離智妍失蹤地點約五分鐘步行距離。老人如往常般尋找能回收的舊物，他在巷子裡發現一個登山背包，背包裡裝的不是要被回收的舊物，而是被分屍的小孩的頭、雙臂和被切除了腳趾頭的雙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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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驚的老人急忙報案，東部警局局長和刑事科科長等人上午趕赴拉起了黃色封鎖線的現場，投入初次現場調查。「初次現場調查」指的是警方出動至犯罪現場進行的緊急措施。不久之後，警方便確認了背包內的屍塊是一個禮拜前的失蹤女童智妍。通常不明來歷且有他殺嫌疑的屍體需透過屍檢和DNA分析方能確認死者身分，但是智妍案無需透過DNA分析，而是由智妍爸爸親自確認屍體頭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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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妍案立刻受到輿論媒體關注。五月二十日星期一，東部警局記者室擠滿了記者。自一九九○年代中半之後，韓國民眾時有聽聞隨機殺人案與連續殺人案，犯罪的恐怖陰影已陷社會於不安。聽說智妍案之後，各家記者都已作好要在和平週末上班的心理準備，聚在東部警局裡滿頭大汗地揮寫新聞。同一天晚上，韓國KBS電視台報導，「首爾東部警局指出女童分屍案的兇嫌極可能有精神疾病的問題，警方正全力調查」，隔天另一家日報報導，「女童家屬沒接過要求交付贖金的電話，研判是精神病患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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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搜查犯罪分析組辦公室坐落在首爾鐘路區首爾地方警察廳本館三樓。在智妍案相關新聞報導出來的三天後，權日勇警司就被叫去參加會議。警方在東部警局成立了智妍案搜查本部，上級機構收到指令，須全力協助首爾地方警察廳的搜查，在那時，東部警局還不曉得什麼才是正確的搜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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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地方警察廳會議室，幾名男子圍坐在桌邊，桌子一側坐著首爾地方警察廳刑事科科長及重案科科長，另一側是現場鑑識班班長和權日勇，還有幾名負責現場搜查的東部警局刑警。他們要合力拼湊「犯罪者的身分及犯案動機」的高難度罪案拼圖，會議室裡流淌著緊張感，不單單因為智妍案兇嫌的殘暴犯罪手法，還有傳統搜查方式和新的搜查方式之間的角力。這一點其他與會者不曾察覺，但權日勇已經感知到了。犯罪搜查系犯罪分析組要員權日勇象徵著新的搜查方式，不過當天會議與會者多為年長刑警和警察，對他們來說，「科學搜查」是個陌生的字眼。一般的命案犯案動機有二，不是積怨就是涉及利害關係，因此通常被列入調查的犯罪嫌疑人與這兩種動機脫不了關係，通常會從受害者的熟人先調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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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首爾地方警察廳麾下各管區共有兩萬四千多名警官，其中權日勇的職位是絕無僅有的，不，縱使是韓國全國九萬六百多名警官中，權日勇的職位依舊是獨一無二的。二○○一年一月，權日勇等四名警官被分派到首爾地方警察廳犯罪搜查系犯罪分析組，另外三名警官過去是犯罪統計要員，唯有「一號側寫師」權日勇是現今大眾認知中的「犯罪側寫師」，專司「犯罪者側繪」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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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犯罪側寫，
◼️是以訴訟法理的科學證據為基礎，
◼️推定犯罪者的性格、心理、智力、職業、特徵等，
◼️有助縮小嫌犯範圍，幫助搜查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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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警察體制自一九九九年才導入科學搜查方式，歷時不過兩年，所以一線警察對於科學搜查的用語相當陌生，更不要提「分析犯罪者性格和特徵有助搜查」的概念。權日勇和當時的首爾地方警察廳科學搜查室室長李東桓（音譯，이동환）必須證明此一新概念與新技巧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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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天的會議結束後，權日勇必須搶先現場搜查組更快解開拼圖才行。這就像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權日勇要先一步於圍棋棋盤上落子。他通過現場搜查組和韓國國立科學搜查研究院的屍檢結果獲得的拼圖碎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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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屍體經冷凍後才遭分屍。
◽️屍塊斷面粗糙。
◽️裝有屍塊的黑色塑膠袋。
◽️失蹤地點與失蹤時段。
◽️棄屍的推定時間。
◽️屍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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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日勇在辦公室裡反覆思索，試圖拼湊事實碎片。當他思緒卡關時，他會在卡關的部分畫底線，重新翻看國外犯罪側寫師們的著作。傳說的犯罪側寫師約翰道格拉斯的搜查回憶錄《破案神探》和他所著的《犯罪分級手冊：暴力犯罪分級調查標準系統》（Crime Classification Manual: A Standard System for Investigating and Classifying Violent Crimes）、美國學者布倫特・特維的《犯罪側寫：行為證據分析入門》是權日勇的案頭常備書。「一定要抓住殺死智妍的兇嫌」的念頭盤旋在權日勇的腦海揮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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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側寫師如同沒有獵犬，獨自追逐動物的獵人，僅憑現場留下的微小跡證推測動物的行蹤。權日勇每天看著發現智妍屍體的現場照不下數十遍。寬約三公尺的小巷，矮於成年男性胸口的低牆、紅磚、黑色鐵門、貼有搬家公司等各式各樣宣傳單的鐵門，還有放在鐵門前的黑色背包，權日勇每天就像看著立體圖般，凝視著那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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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綁架她？」
「為什麼要分屍？」
「犯罪者有何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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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醫生的目標是治療，犯罪側寫師的目標是搜查。和電影裡的犯罪側寫師的一貫形象是，不用看犯罪現場也能揭露兇嫌的身分，就像個天才心理學家或靈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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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犯罪側寫師最早誕生於一九七○年代的美國，幫助搜查是此一職務的目的。犯罪側寫師的本質就是推論犯罪者私底下及心理的「側繪（特徵）」，幫助縮小罪犯嫌疑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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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日勇心急證明犯罪側寫師的價值與效用。為了智妍父母得快點抓住犯罪者的責任感，以及要向一線刑警們證明犯罪側寫的價值，權日勇背負著這兩種壓力，把「我身為犯罪側寫師，必須向搜查組提出搜查方向才行」不時掛在嘴邊，「犯罪者是誰」，一年來，權日勇幾乎背得滾瓜爛熟的犯罪側寫教科書內容深印在他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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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有別於權日勇，現場搜查組另有壓力來源—韓國全國媒體密切報導智妍案，該案件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各家新聞媒體社會部的「老大」都聚到首爾地方警察廳記者室，天天追問警方搜查成果和案件調查進展，並且競相直播搜查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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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查組從多個搜查方向同時著手，像是智妍父母的潛在仇家、智妍失蹤與被棄屍地點一帶確診的精神病患、擁有電鋸設備的肉店等商家、性侵犯與兒童犯罪前科犯。警方馬不停蹄地查尋智妍失蹤地點附近住宅，一一造訪可疑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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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時，東部警局和首爾地方警察廳鑑識班雙雙找到了重要線索。豐富經驗的首爾地方警察廳現場鑑識班長朴尚善（音譯，박상선）專司鑑識程序。他在被冷凍的智妍屍體背部發現了約十多個被久壓的壓痕，且壓痕間隔相近，是冰箱冷凍庫底部壓出的痕跡。朴尚善建議警方帶著「壓痕間距」資料，查尋了該地區的冰箱製造商及舊物買賣商店，試圖找出有著相同間距的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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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查找之後，警方找出了和壓痕間距幾乎一致的冰箱型號和製造年份。是一九八〇年代後半期生產的型號。這對權日勇來說是一個重要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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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一日白天，權日勇接到來自京畿道地方警察廳的緊急聯絡，有人舉報水原市某家旅館裡發現「部分孩童屍塊」⋯⋯（全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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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追逐怪物的人：#韓國首位犯罪側寫師的連續殺人案追蹤紀實》，作者權日勇（韓國第一位犯罪側寫師暨犯罪學博士）、高納穆（傳記、紀實類文學作家）。本書由高寶書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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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描繪權日勇如何成為韓國第一位犯罪側寫師、並打造了屬於他的犯罪側寫組、活躍於案發現場，克服既有慣性及刻板偏見，找出搜查關鍵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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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大眾還對「犯罪側寫」感到陌生的時代，他已日夜奔波現場，燒腦鬥智，只為深入連續殺人犯心裡的黑暗房間。2001年四歲小女孩智妍的分屍案；2003年的柳永哲殺人案（後被改編為電影《追擊者》；2006年殺害13名女性的鄭南奎殺人案，韓國也因此正式成立犯罪側寫小組；2009年震撼韓國社會的反社會人格的連續殺人犯姜浩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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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麼樣的人會犯下這等行為？透過本書，讀者能踏入犯罪者毫無出口的黑暗心靈，一窺犯罪側寫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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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越來越像中國。西方不是那麼容易有獨裁者，但文明上，人類社會的墮落形態都是殊途同歸。

文明的發展階段，好像都是「質」與「文」不斷交替——草創階段與繁榮階段。在草創階段，通常都是伴隨戰爭；官僚架構和法令相對簡單；社會的觀念不會很複雜，還未到分化階段。不論是統治者和民間，都是一股創業之風，大家在泥濘裡打滾出來，多數比較務實。一個文明發展到後段，就會充滿觀念上的矯飾，一切事物包括政治都會出現泛道德化，有「文勝於質」的衰世景象。

蘇聯倒台之後，福山馬上就認為歷史將會終結，但後來成為思想界的笑談；日本的年輕學者與那霸潤還更厲害，指出一千年前的宋朝，已經完成了歷史終結。在北宋開始的中央集權、文官政治、經濟自由化、科舉取士、身分自由流動，業已完成「可持續的集權體制」。

如此聽來，其實也開始有現代社會的苗頭。然而理學和重視道統道德的風氣，也碰巧是北宋開始的。「歷史終結」和政治生活道德化之間，似乎互有相關。是不是歷史已經終結，體制和觀念的鬥爭已經分出勝負，反而會滋生包攬一切、天羅地網式的道德政治學？當一個國家的人認為自己已到達了人類文明的頂峰，外在已經沒有可以征服之處，人們關注的重點就會轉移到內在領域，即精神世界、觀念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秩序。理學最後去到變成吃人禮教，是因為它開創的時候，是為了「糾正」五代十國的實力山頭主義。

宋初的歷史學家要重寫歷史，寓史於教，特別寫臭像馮道這類不斷轉老闆的政治家，就特別強調忠君愛國，後來道德規範也伸展到平民生活的各個層面。日本也是這個原理，作為社會階級的武士，歷史比「武士道」古老得多。「武士道」是為了在行為上心理上規範武士而被推廣，因為武士已經登堂入室，掌握了政治走向。五代十國之後的道德政治，也就是宋朝的「武士道」，要社會菁英不要隨隨便便就打算改朝換代，要好好做人。也就是說，道德教化通常是為了阻礙社會進化得太快。國家創制之後，制度移動得很慢，內部改革通常是失敗。如果官僚制度失去技術創新的能力，而社會的發展卻製造了新的歷史問題，就會出現動亂。

宋朝體制作為「歷史終結」，以及宋明理學 (強制而有力的道德同化)，都是同時發生，並一直為後世所傳承。黃仁宇《萬曆十五年》講李贄的那一章，便講及他思想上的痛苦來自於明末的整體。那個時候，人們為了符合集體的風俗和古老的孔孟之道，只能將私人慾望和個人權力收藏起來，久而久之大家都是口裡一套、心裡一套，不可能成為心口如一的君子。然而正統的思想，就是鼓勵士人成為君子。

黃引李贄「自我批評」的一段，就十分驚心動魄：「志在溫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飫德。分明一介不與，而以有莘藉口；分明豪毛不拔，而謂楊朱賊仁。動與物迕，口與心違。」他的痛苦在於對自己的處境太過敏銳，他知道自己學的那套如果認真，在現實中只會淪為偽善。

李贄家道中落，但之後也做過官，知道做官不是為了為人民服務，無非是為了名利，但大家都會落力粉墨自己，更是不粉墨不行。李贄刻意做道德的素顏，希望透過回歸「童心」要找到真正的道德。他是否找到了我們不知道，但他所身處的世界卻接受不了他「分化」。最後指控他妖言惑眾，將之囚禁，著作亦被官方 cancel。

李贄距今約四百多年，美國則二百多年。小時候我們學美國和西方，印象是西人將公私分開，例如克林頓和女秘書食雪卡，美國民眾不覺得有問題，是他對調查者隱瞞事情的細節，覺得有違政治道德。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分開。四百多年後，中國仍然是政治道德化的。中共也是靠道德治國的。你打出「打土豪，分田地」、世界大同、男女平等，就站穩了道德高地，難道你反對分配平等嗎？49 年建國之後，幾波清算運動，其實都是道德化政治的高峰。人有成份好的，有成份不好的，就是說你道德上好，道德上不好。道德上不好的黑五類，不只不能做官，更要入勞改營接受再教育，改好才有出監可能。不可能有人相信黑五類同時可以是一個好的技術官僚。你必須是「好人」才能做一個好官。文革時期的革命至上、要紅不要專，其實也是這個中國邏輯的演變，並不怎麼馬克思的。或者說，馬列那一套其實都很中國。

到我們長大之後，不知是我們變了，還是西方變了，情況也開始不同。道德成份也慢慢重要。種族平等、男女平權、性小眾權益、環保、自由民主人權，就像人性本善、君子固窮，一樣是好東西，但一經「提倡」，由政府和有力人士推廣，就慢慢變味。同性婚姻爭取成功，爭取者就繼續爭取易服、變性等其他性小眾的權利，並且不可避免是透過攻擊其他「建制」。這個時候，白人、男人、異性戀者、家庭、宗教，都一一成為不良成份。一旦被套上「白上至上」、「法西斯」的帽子，你水洗都不清；歷史人物因為與黑奴歷史有關被打倒；電影戲劇因為涉及蓄奴，要 cancel；

有宗教金句廣告被世俗政黨投訴要求下架；社交傳媒說你「仇恨言論」就可以封禁；拜登說要團結，但他們陣營的人一聽到他選到，就開始要羅織清算「撐侵美國人」，還有一些加拿大人說要搜羅中港台海外的撐侵人，暗示應該交給美國影響其移民通路。Pornbub 因為別人上傳的影片有問題，就被信用卡公司抵制，社媒因為要打擊「煽動暴力」的前總統，可以暫時不理會言論自由無限制使用權力；知名人士受到性侵家暴，現在不是先找執法部門，而是先跟傳媒告狀刷一量流量和光環，Johhny Depp 就身受其害——萬物是沒有標準的。

還有很多很多，總之都是慢慢走向以理殺人。群眾壓力之下，你都會為了自己的生路而加入批鬥。

這個道理是好的，你不聽便是你有問題，要施以懲罰。他們說再教育營違反人權，然而軟性的「再教營」的概念，在西方也有。中國自古以來很重視教育，到長大之後才明白，這是他們很在乎社會穩定。如果不教育，你會有別的思想，之後就不容易「修正」。

現在美國那套，據說是二戰之後反威權、反越戰的自由世代所推廣，他們進入傳媒和學院，就得以播道，下一代不可能有太多其他思想；美國在蘇聯倒台之後，進入「歷史終結」。歷史終結只是一種意識，就是「自滿」的另類講法。當人自滿了，就回到內在，想要一舉解決觀念上的終極問題，也就是「公平」的問題。「政治正確」成為政學商媒幾個大領域的通貨，每個人不持有一點，在現實裡都會吃虧。所以結果和李贄那個時代一樣，挖空了就是人人爭相偽善。

在一些資深左派眼中，據說拜登也只是個老白人，也是華盛頓建制，是不可能為基層打拼的，但他起碼肯騙你，也不會示現對自身的驕傲。任何人的意志和行動一旦有所創衝，都會導致其他人有被貶低的感覺。之所以要談種族平等，最重要是為了多民族帝國自身的安全系數，類似的東西在解體前的奧匈帝國也提倡過。一個穩健的系統，大家都要盡量齊一，任何民族主義式的亢奮都會帶來系統當機的風險。

黃仁宇在那章說：「李贄自然無法理解，用中央集權的方式，以為數眾多的官僚治理億萬農民，就要求整劑劃一、按部就班，不能鼓勵特殊份子或特殊成份，發展新的技術或創造新的法則。」

與那霸潤談宋朝達成了歷史終結的那本書，叫做《中國化的日本：日中「文明衝突」千年史》。美國二百多年，十分年輕，但也極盛了，是否也走到了中國化的階段？「中國」在最初不是指某個特定國家，而是「人類文明的頂點」。美國的中國化，不是說中國得到了美國主權，而是說美國的文化文明終於也「進步」到好像以前的中國，進入了被觀念統治的情況，變成超穩定而壓抑的狀態。

每個文明凡到達了頂點，民豐物埠、傲視天下，就會撞鬼一樣出現差不多的病徵：與現實脫節的道德提倡、系統穩定壓過了個人的各種自由。最終美國國父們的理想，像民主、分權、自治、新聞及出版自由這些東西，都會因為要維持現在的權力架構而有所妥協。為了應付侵侵這個「緊急狀態」，他們都無疑損害了自己的不少理想，越來越走向一個中國式的國家，進入「文」的階段。

黃仁宇這樣談李贄的歷史觀：「……在他看來，歷史的治亂既循環不斷，又與『文』『質』相關連。一化仁君如果專注於『文』而使之臻於極致，則已經開了禍亂之基：反之，息亂創業之君，則專注於『質』，只求使百姓免於饑寒而不去顧及是否粗糲。這種認為文化生活與生活水平和國家安全不能相容的看法，是中國傳統歷史的產物，也是官僚政治的特點……根深抵固的儒家歷史觀，又使他深信天道好還，文極必開動亂之機，由亂復歸於治，有待於下一代創業之君棄文就質，在 1601 年，李贄提出這一理論……也可以說不幸而言中。」

那一年，努爾哈赤組織了八旗制度，比起發展到盡頭而僵化的大明朝，正如旭日初升。中國網民談美國時愛談「入關學」，視自己為代表「質」的滿清，視西方為龐大但也腐朽的大明朝，準備「入關」，也並不是毫無根據的自信。因為落後者的優點正在於其落後和質樸。關內關外，究竟是「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還是「飢渴 慕義的人有福了 ． 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呢？文明之間的競爭好像鬼店的升降機，一打開來就流出了一走廊的鮮血，來自我們所有人的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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