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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疫苗不加速/專案/開綠燈
🎭如果國產疫苗不小心有個萬一
🙏政府有備案嗎？
或者唯一備案又是「同島一命」

很慶幸，連兩天染疫人數未再飆升。但死亡數字15 依舊讓人揪心，重症比例長者27.5％、一般14.9％，則是更糟糕的雙成長。

所以，連續幾日的「疫苗之亂」，不因疫情看似稍緩而解套，反而更顯關鍵。因為充足的疫苗可以幫助全民防重症、避死神，度過當下、熬過這一波，更能減緩我們面對未來一段長時間，時時害怕疫情捲土重來或超級變種入侵的驚惶不安。

但聽完兩點記者會的陳時中說明，五點蔡英文總統的府內直播，社會大眾的疑問完全欠缺解答，有講等於沒講或刻意閃爍其詞。

＃有問沒答 疫苗為何不能如專家建議透過專案許可進口，爭取時間拯救人命？非得中央統籌再行簽約、再由食藥署開專家會議、再做緊急授權審核？

這幾天，許多前衛生藥政官員、醫界大老、防疫專家都忍不住跳出來，痛心呼籲強烈主張，萬事莫如人命急，建議政府依藥事法第48之2條規定，若有緊急公衛需求，特定藥物可以專案准許進口。尤其BNT和輝瑞，早已通過世衛和美國歐盟等醫療先進國家的多項緊急授權認證，以及全球上百國家的施打，台灣儘管行動落後至少應該換來效率提升，只做書面文件審核即可，以減省繁複耗時的行政程序。

很遺憾，不論陳時中或蔡英文，除了再三強調宗教、企業、民間團體很熱心，政府很感謝，絕對無刁難沒阻擋，卻沒聽到半句對於專案許可、縮短流程的具體回應。反倒聽見政府官員描述，佛光總會代表昨日如何專程北上拜會，政府方面又如何接見並表達願意協助；以及蔡總統說要責成陳宗彥和王美花兩人做窗口，請宗教界和企業界分頭和他們聯繫云云....。
嘴上說不擋，冗長程序照樣走，民意像是鬼打牆。充滿官腔官調的形式主義作風，彷彿掉進民進黨過去最常批評國民黨的僚氣醬缸，無視即使趨緩也還有成千上百的重症死亡悲劇。

＃矛盾雙標 國際認證、施打數億的大廠疫苗進口，都這麼強調安全性、有效性、合法性（蔡總統語），堅決要由政府層層節制嚴格把關，反觀還在努力拼二期尚未做三期的兩支國產疫苗，總統部長卻不問安全性、不談有效性，就拍胸保證、預先「搶訂」，讓500萬名國人充當白老鼠。這豈非荒謬矛盾至極的「嚴以律人、寬以待己」，且獨斷地剝奪人民的選擇？

對於各界質疑，陳部長和蔡總統今天反覆重申的，是扶植疫苗產業生技發展的重要。陳時中說，先簽約是為提供廠商有足夠動機進行量產與研發，甚至辯稱國際大廠疫苗也都沒做三期就緊急授權。蔡英文則針對炒股說加以駁斥，歡迎大家去查帳。

我不想說政治人物的帳上數字未必可信之類的話，落入失焦的非理性非科學論戰。我只想認真問兩個問題、兩個萬一～～

1.）縱使不得不接受8月之前，一般民眾（包括長者＆慢性病患者）等了一年半猶無疫苗可打的令人憤怒事實。萬一，7月份國產疫苗二期解盲不成功，或有任何原因導致8月份再度延遲，疫情風險期間1000萬劑的空缺，政府有備案嗎？
或者備案又是101招--同島一命、用愛抗疫之類的民粹術語，把防疫責任全推給民眾，只能口罩戴緊緊，關在家裡不出門？！

2.）萬一，匆促上陣，以政治干預科學，拿廣泛施打當做三期人體試驗的結果，出了無人樂見的任何不良反應（希望不要），誰能負責？政府嗎？兩家生技公司？這是幫了生技產業還是反而傷了產業發展？（當年國光慘遭在野民進黨砲轟殷鑑不遠）民眾呢？只能認真選購疫苗險自保？

我贊成應該扶植國家產業。但不該選在疫情緊繃、性命攸關的時候，用揠苗助長方式，做為疫苗政策的主選項，讓人民承擔時間與效用的不確定風險；就像不穩定的綠能絕對值得投資，然而天真的把它當做替代核能、減少燃煤的主要解方，錯誤決策換來的，就是民眾、商家和經濟命脈半導體近來承受＆煩憂的跳電、停電和缺電！

＃執政不能只有PlanA
＃避免三個月疫苗空窗
＃人民有權有多種選擇
＃歐美疫苗優先國產備案

【如何寫一個故事的開頭？】
　
這次的作家談寫作，我們分享的文章出自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的文集《故事開始了》的序言。
作為多項知名文學獎的得主、甚至有過諾獎提名的他，也還是和一般創作者一樣，感嘆「開頭太難了」。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他對於如何寫好故事開頭的絮絮叨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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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寫一個故事的開頭？/ 阿摩司·奧茲
　
過去，我父親寫學術性著作。他總是羨慕我有小說家的自由，想寫什麼就寫什麼，腦子裡想的東西直接就可以寫到紙上去，不受各種預先搜尋資料然後再研究的限制，不須承擔先熟悉該領域所有現有資料的義務，擺脫了比較資料出處、提供證據、核對引文和加註腳的桎梏：像鳥兒一樣自由。您很想寫「什穆埃爾愛齊拉」不是？您只要動筆寫就是了。您想寫「可是齊拉愛的是吉伯特」不是？您寫就得了。您想加上「可是什穆埃爾是和吉伯特兩情相悅」嗎？誰能反駁您呢？誰又能走上前來，拿出相反的材料或者拿出您可能忽略掉的資料出處，對您表示異議呢？
　
而另一方面，我對父親懷有某種羨慕之情。他每次坐下來寫一篇學術論文，書桌上都擺得滿當當，有打開的書本、單行本、參考資料、各種辭書，就像是給大炮準備好充足的炮彈一樣。他從來不會像我一樣坐下來，呆看著一張了無生趣的書桌中間的一頁帶著嘲諷的白紙，仿佛月球表面的一個火山口。只有我，空洞和絕望。去無中生有吧。順便說一下，我說的還是那張書桌。我父親去世以後，他的書桌傳給了我。這張書桌年復一年都像是印度加爾各答的貧民窟一樣「人」滿為患，而今卻像科索沃的小型飛機場一樣空空蕩蕩。
　
實際上，誰沒有過這樣恐怖的經歷呢？坐在一張白紙面前，它衝你咧著沒有牙齒的嘴巴樂：開始吧，咱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動我一根指頭？
　
一張白紙實際上是一堵刷了白灰的牆，沒有門，也沒有窗戶。開始講一個故事就像是在餐館和一個素昧平生的人調情。還記得契訶夫的小說《帶狗的女人》裡的古羅夫嗎？古羅夫朝那隻小狗一次又一次晃動手指頭，示意它過來，直到那女人臉一紅，說：「它不咬人。」於是古羅夫就請求她准允他給那條狗一根骨頭。這就給古羅夫和契訶夫他們兩個人一條可以遵循的思路；他們開始眉目傳情，故事也就開始了。
　
其實，幾乎每個故事的開頭都是一根骨頭，用這根骨頭逗引女人的狗，而那條狗又使你接近那個女人。
　
想像一下，你決定寫一個來自納哈里亞的姑娘——我們就叫她瑪蒂達吧——她發現她在希臘有一個不認識的表姐。假定那位表姐也叫瑪蒂達。想一想啊，納哈里亞的瑪蒂達決定九月份去希臘，看望和她同名的表姐。那好啊，可是應該先寫什麼呢？一個晴朗的早晨，瑪蒂達醒來？瑪蒂達去了旅行社？瑪蒂達還是個小姑娘的時候，那一天她的手指夾在通風機裡了，使她難以忘懷？或者是，瑪蒂達在塞薩洛尼卡，在一個擠滿了農民的旅館裡租了個房間，她在那裡遇到一個養蜜蜂的人？或者，我們寫這個故事應該這樣開頭：詳細描寫樓梯下面的儲藏室裡那厚厚的蜘蛛網？第一章寫什麼？瑪蒂達凝視著那對曾祖母傳下來的耳環？曾祖母的名字也叫瑪蒂達。第一頁寫什麼？第一段又該寫什麼？第一句應該透露出多少東西？
　
在我們人生旅程的中途，我迷失了方向
離開筆直的道路，醒來發現自己
孤身一人在黑暗的森林裡。
——但丁《地獄篇》
　
或許，但丁的《地獄篇》開頭一節可以用作所有故事的標準的第一行：「在我們人生旅程的中途」，或多或少都是這麼多故事實際開始的地方。
　
所以，您坐下來，問您自己應該先寫什麼；怎麼樣進行人生旅程中途的開場？坐著。在紙上亂畫。把紙揉成一團。扔掉。在下一頁上亂畫：各種圖形，花兒，三角，菱形，帶一個小煙囪的房子，一隻沒長毛的貓。再揉成團。扔掉。到了這個時候，瑪蒂達開始消失了。您又掀開一頁。哎呀，這新的一頁並不比前一頁友好。還是老樣子：沒有狗——沒有女人。
　
實際上，這種事兒是一直發生的，不光小說家會遇到，不管誰要寫些什麼東西，都會遇到這種事兒。齊拉受廠裡委託要對吉伯特進行面試，他是一個應聘者，來一家製造廠應聘員工協理員職位。廠裡希望齊拉把她對他的印象寫一份書面報告。她寫道：「面試於晚上六點在巴格達咖啡館進行。」
　
她劃掉了。這樣寫可不怎麼對，因為面試晚上六點開始是不錯，但卻是在六點至六點四十五分之間進行的。再者說了，誰在乎是六點還是八點？是在巴格達還是在阿拉斯加？她又劃掉了。咬著鋼筆尖兒。思考。然後她寫道：「面試剛一開始，吉伯特給我提供了一份……」又劃掉，把「吉伯特」換上了「應聘者向我提供了一份簡歷，他堅持要我立刻就看，然後我們再開始談。那份簡歷是密封著的。」
　
劃掉。這又有什麼區別呢？還有，「堅持」在這兒口氣太重了，因為吉伯特當時實際上沒有那麼毅然決然。「請」？太弱了。事實上，他說話的口氣比堅持輕，比請要重，要我先看他的簡歷。有沒有一個介於「請」和「堅持」之間的詞兒呢？或許是「要求」？不行，他並沒有要求。他不是那麼毅然決然。總而言之，「毅然決然」這個詞兒可真是傻乎乎的。不管怎麼說，這份簡歷是要附在我的報告上的，如果我要設法寫這份報告的話，所以，誰在乎吉伯特是堅持、硬要、請我、求我還是引誘了我呢？（引誘了我？吉伯特？這冷不丁的，你腦子裡都在想什麼呢，齊拉？）哎，或許報告可以這樣寫：「應聘者給我的印象是，他是一個分外自信的人，儘管他好像是有點兒故意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不錯，而實際上是很臭：他給人的印象是，他在故意「試圖給人這樣的印象。」臭邏輯，希伯來語也很臭。此外，「分外自信」——你以為你是誰呀？一個有資格證書的自信心評估師嗎？
　
齊拉從頭再寫：「吉伯特，二十九歲，生於以色列國蓋代拉市，離異，曾任警察局巡官五年……」不對。見鬼，你難道直說事實都不會了嗎？他是從警五年，但他當警察局巡官只是過去的一年半的事呀。
　
幹嘛不從最帶勁的地方寫起呢？可是到底什麼才是最帶勁的呢？再說，天也晚了。齊拉答應過要在她下班前給瑪蒂達打電話的。
又是很臭。「她下班」指的是瑪蒂達下班還是齊拉下班，並沒有說清楚。
夠了。這報告齊拉今天是寫不出來了。明天又是一天。這並不是世界末日嘛。
又一次劃掉。「明天又是一天」簡直太老套了。但從另一方面說，那又怎麼啦？老套的東西有什麼不好？幹嘛不老套呢？以三個意思相近的問題結尾：「那有怎麼了？有什麼不好？幹嗎不呢？」，這樣結尾不是很笨拙嗎？
齊拉把草稿撕成碎片，給瑪蒂達打電話（瑪蒂達已經去希臘找另一個瑪蒂達了）。
　
開頭很難啊。
　
誠然，對付這一難題的策略是五花八門：有的作家從來不從頭寫起，而是從故事的中間選上幾個容易的場面開始寫，以便熱熱身。（問題是，即便從故事中間選上一個容易的場面，那也需要一句開頭的話。）有的作家，比如卡繆的小說《鼠疫》裡的格朗，寫一部書裡的第一句話，寫了一遍又一遍，寫了一百遍，還是寫不出來。可以推測，還有的作家就完全放棄，也許是萬念俱灰，疲憊不堪了，索性想到哪兒就從哪兒開頭，這究竟有什麼區別呢，從什麼地方開頭都可以，寫什麼都無所謂，即便是開頭平淡無奇或者有點可笑，都無所謂。比如說，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一篇名為《白夜》的小說開頭就不怎麼樣：「這是一個可愛的夜晚，親愛的讀者，一個只有在您風華正茂之年才有的夜晚。如此的夜色清朗，群星閃耀，當您遙望夜空時，腦子裡想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在這樣燦爛的天空下，難道還會有性情暴躁，喜怒無常的人。」
　
嗐，挺令人尷尬。即使那對「親愛的讀者」的獻媚之詞也無法彌補那多愁善感的陳腔濫調帶來的尷尬。而這不是旁人，畢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呀。天知道他寫了一稿又一稿，究竟寫了多少稿，重寫，毀掉，咒駡，亂畫，揉成團，扔進火裡，扔抽水馬桶裡沖走，最後定下來這種「就這樣了」。
　
或者，大概不是這樣子。《白夜》畢竟是用第一人稱寫的小說，以一個多愁善感的人物的觀點寫的，故事的副標題就是「一個傷感的愛情故事（選自一個做夢人的回憶）」。所以，這個很糟糕的開篇句也許是作者故意寫的，事先謀劃好要寫這麼糟糕的。
　
果如此，我們的問題就必須重新開始。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了又寫，到底寫了多少稿，才最後寫出了這個糟糕的開篇句範例？對那滿布星斗的天空，那「親愛的讀者」，那「一個只有在您風華正茂之年才有的夜晚」，進行了多少提煉和蒸餾？換句話說，安徒生童話裡那皇帝的新裝實際上是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冒牌貨，為了揭露皇帝的愚蠢和眾人的墨守成規？或者，那個大叫「他什麼也沒穿」的勇敢男孩也許也是一個傻瓜，儘管可能是一個不同種類的傻瓜？有沒有這種可能：那一絲不掛的皇帝根本不是真的一絲不掛，而是身著華服？那個騙人的裁縫不是個騙子，而是一個令人稱奇的大師，他的天才也許遠遠超出的眾人和皇帝的理解力，遠遠超出了男孩的知識範圍？這也不是不可能的：只有那最敏銳的觀察者才有可能注意到了皇帝那華麗的新裝，而皇帝、大眾，甚至那個大膽的解構主義男孩，都沒有發現那新裝之美。那孩子一定是搜索了所有的檔案才揭露了皇帝是一絲不掛的，並不是因為這位皇帝比別的皇帝——或者別的人——穿得更少，而只是因為今天，一絲不掛的皇帝是本周的特賣廉價商品。
　
有人可能會將問題表述如下：用第一人稱刻畫一個多愁善感的人物，寫出一篇多愁善感的文本，這兩者之間有沒有一個分界線？如果有的話，這條分界線在哪裡？或者，是不是不再有所謂好的文本和不好的文本之分，而只有合理的、受歡迎的文本和別的文本，不無合理但不怎麼受歡迎的文本了？
　
回到我們兩難的命題來。一篇故事從哪裡開始才算恰當？一篇故事的任何開頭，都是作者和讀者之間的一種合同。當然了，合同有各種各樣，包括那些缺乏誠意的合同。有時候，開篇一段或是第一章所起的作用就像是作者和讀者背著主人公簽訂的一份秘密和約。《唐吉訶德》和阿格農的《就在昨天》的開頭就屬這種情況。有具有欺騙性的合同，作者似乎是把所有的秘密都和盤托出，這樣毫不生疑的讀者就咬住釣餌，上鉤了，想著他實際上已經應邀進入了那個黑暗的房間，根本沒有意識到，那個「後臺」並不真的就在幕後，而只是另一個場景；就在讀者幻想他參與了一個陰謀，而實際上他只不過是一個更加撲朔迷離的陰謀的受害者而已；那份看得見的合同只不過是一個障眼法，是一份更隱秘、更微妙、更刁鑽的合同的外在形式而已。比如，克萊斯特的《米夏埃爾•科爾哈斯》、卡夫卡的《審判》和湯瑪斯•曼的《被挑選者》，這些作品的開頭就是這種情況。
（《被挑選者》第一章的題目是「誰敲的鐘？」，在這一章裡，作者一本正經地告訴讀者說，敲鐘的並不是敲鐘的人，而是「故事的精神」，然而，到了後來卻發現，這「故事的精神」實際上並不是精神，而是一個名叫克萊門斯的愛爾蘭人。）
　
有的開頭頗似一個甜蜜的圈套：一開始就引誘您，要麼是有聲有色的閒談，要麼是毫無保留地供認，要麼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冒險，然而您最後發現，您要得到的不是一條真魚，而是一條釀餡魚。比如說，在《白鯨》裡有很多冒險經歷，也有很多菜單上沒有提到的熟食，甚至在開篇合同（「叫我以實瑪利吧」）裡都沒有暗示到，但是卻作為一個特別的獎勵頒發給您——就好像是您買了一個冰淇淋，卻贏了一張周遊世界的獎券。
　
還有富有哲理的合同，比如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裡那著名的開篇一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而實際上，托爾斯泰本人不管是在《安娜•卡列尼娜》裡，還是其它作品裡，都是和這種二分法相矛盾的。
　
我們有時候會碰到一份很嚴苛的開篇合同，幾乎令人望而卻步，從一開始就警告讀者：此處票價非常昂貴。如果您覺得無力支付一筆令人不快的預付款，您最好乾脆不要試圖入內。不要指望有什麼讓步和折扣。比如說，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的開頭就是這樣。
　　
然而，最後是，什麼是開頭呢？原則上任何故事是不是都會有一個恰當的開頭？是不是毫無例外總是有一個潛在的、開頭前的開頭？更在序言前面的引言之前的東西？《創世紀》之前發生的事情？造成最初因的因素的原因，但這個因素的主旨是不是還有一個原因呢？愛德華•A. 賽義德對「起源」（一個被動的存在）和「開頭」（他認為是一個主動的概念）進行了區別。例如，如果我們想寫一個故事，開頭一句是：「吉伯特出生于蓋代拉。他出生的前一天，一場暴風雨把苦楝樹連根拔起，並且毀掉了籬笆牆。」我們可能還得講講那棵苦楝樹是怎麼倒的，或許甚至要講講那棵樹是怎麼種下的，或者，我們還得回過頭講講吉伯特的父母何時，從何地來到了蓋代拉，有那麼多的地方，他們為何單單來到了蓋代拉。要講講為何在蓋代拉定居，以及那刮倒的籬笆牆在什麼地方。因為，如果是吉伯特•卡多什出生了，那就一定會有人不辭勞苦做了他的父親；一定有人曾有所希望；或者是怕了，愛了，或者是沒有愛。有人提出了要求，並得到了滿足；有人很喜歡，或者只是裝作喜歡。簡而言之，如果這個故事要完全履行其理想的職責，那麼就必須至少一路追溯過去，一直追溯到宇宙大爆炸這一宇宙的極度高潮期，可以推測，在這一刻，所有小的爆炸也開始了。順便問一下，就在宇宙大爆炸之前，這裡實際上存在著什麼呢？是不是蓋代拉原來的化身？
　
在我們的開篇合同中，那個有暴風雨和苦楝樹的故事裡，應該有一種類似染色體的東西，這種染色體有一天會使吉伯特•卡多什結婚，再離婚，加入警隊，然後退役，申請一份新的工作，而這正好使得他和齊拉邂逅，當他請——堅持；不，既沒有請也沒有堅持，而是介於請和堅持之間——他這麼一做，齊拉已經迷上他了，最後發現，愛她的什穆埃爾也愛上了吉伯特。
　
或者，我們是不是不應該從吉伯特或齊拉開始，而應該從這位什穆埃爾開始？或者，甚至從什穆埃爾的曾祖母瑪蒂達開始？而這位瑪蒂達也是齊拉的朋友瑪蒂達的曾祖母，而這位瑪蒂達去希臘尋找和她重名但並不認識的表姐了。

語言和方言

文：薯伯伯

我的母語是粵語，在西藏生活多年，普通話還是說得有明顯的香港口音。然後有朋友就跟我說：「為甚麼你在中國生活了這麼久，中文還是不太好呢？」我糾正對方：「其實只是我普通話說得不好，但中文還是挺好的。」在中國，確實很多人把中文和普通話混為一談，以為普通話是唯一認可的中文，也缺乏對語言及方言之間差別的討論。

在語言學裡，語言及方言的界線略為模糊，說法頗多，沒有一定標準。較為公認的說法，就是如果兩個人對話，聽不懂的就是語言，聽得懂但口音不同，就是方言。例如泰國人聽不明白越南語，那麼泰語及越語就是兩個語言。泰國中部人與東北部（伊森地區）的口音不同，但相互大致能聽得明白，所以泰中語及伊森語就算是方言。不過伊森語跟寮國語雖然極為相像，理論上泰中語人稍為習慣一下，也可以聽得明白寮國的口音，但若然說寮語是泰語的方言，泰國人可能會同意，但寮國人就肯定會生氣。正如瑞典人及挪威人之間，各說各國語，卻又相互聽得明白，不過如果說兩國之間的語言是方言，瑞典人不會同意，挪威人也不會同意。定義之時，難免還是有些政治及國界的考慮，所以有人曾經說過：「語言就是方言配備了海陸兩軍。」

討論一轉到中文，情況就更為有趣。我的母語是粵語，沒有學習普通話前，聽到普通話便只能靠猜。按照「聽不懂就是語言」的定義，粵語跟普通話，肯定就是兩個不同的語言。但我與說普通話的人士用文字交流，就算我書寫的是粵式中文，但對方也能輕鬆明白過半的意思，溝通上也不算有太大障礙。按著「能相互交流」的定義，粵語跟普通話，又有點像是同一語言。如果我用漢字書寫粵語，縱然有一些用詞上的出入，但往往也能猜中意思，就有點接近方言的關係。

現代的語言學是由西方興起，在定義語言及方言時，本來就少有考慮到表意文字（即語素文字）的特殊情況。按嚴格意義來說，西方興起的語言學裡所講的「方言」（dialects），跟中文世界裡所說的「方言」，也是略有不同。有些學者就提出，用英語談起中文方言或各種中文語言時，最好用上 topolects 這種新創之詞，而不是簡單稱之為 dialects。

每次討論到粵普之間的關係，見有不少支持粵語的人，都會引用一個所謂的論據，就是聲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粵語說是語言」。我有兩點想說，第一，我在教科文組織的網站用上了不同的關鍵詞，沒有發現這個聲稱的來源（如果讀者找到出處，請告知。）。第二，我雖然覺得絕對有必要捍衛粵語的使用權及傳承權，但我是抗拒用教科文組織等外力來定義我的母語是語言還是方言。

至於抗拒教科文組織的介入，原因有三。一來使用表意文字的中文系統本身就跟其他表音文字的語言不同，二來教科文組織就算有定義，也不可能取代語言學有關中文語言及方言之間的討論。三來教科文組織本身也不見得敢作公正評論，面對大國之間的角力，例如在美國及以色列因希伯崙爭議退出後，這個官僚的組織，對世界各地所發生的不公義事情，尤其涉及中國的權威，相對來說就過於溫和，單看 2018 年 2 月份就能窺見一二。如果香港人靠這種組織來定義自己的母語是語言還是方言，將來有天，萬一教科文組織受到壓力，硬要說粵語只是方言，豈不自打嘴巴？

至於我的母語是甚麼？這當然是無聊的問題，因為本來就是不值一駁的虛假議題。我的第一語言是甚麼話，我在家裡跟父母說甚麼話，我從小到大說的是甚麼話，我在夢裡大多情況下說甚麼話，我數鈔票時心中響起的數字是甚麼語，我被人打劫時第一句喊出的是「daa2 gip3」而不是「dǎjié」，還有我聽到荒天下之大謬的膠論時，第一時間想罵的是重唇音噴一口氣的「puk1 gaai1 仆街」，而不是齒頭無力的「qùnǐde 去你的」。如果以上全都用上粵語，我的母語就毫無疑問是粵語，哪用別人去幫我定義呢？就像我要爭論對方的母親是否女人，反駁起來，浪費心神，而且別人母親的性別，又何用我去說三道四？

至於粵語是語言還是方言，就算討論起來，最嚴謹的結論，始終就是只有開放的結論，也就是沒有結論。香港人在日常生活裡，本來都是語、言、文不作細分，口頭上說一句：「我的母語是中文。」也不覺得有何突兀，但經過強勢政治的洗禮，硬要找來一些連粵語也不懂的所謂專家去討論粵語是否母語，肆意扭曲公認的事實，反而更能加強香港人的粵語認同。

本來粵語及普通話之間就沒有甚麼對立，卻正正因為一些小丑的政客，找來小丑的學者，發佈小丑的言論，故意中傷本土語言，加深兩語之間的隔閡及矛盾。之前還要像鬼竊鼠偷之輩，在官方網站寫出「粵語不是官方語言」，被發現後又像過街老鼠一樣急忙把句子刪去，動機之惡劣，討好之進取，嘴臉之醜惡，都是冠絕香港語言界的歷史。

小注：後來再有人批評粵語人的中文不好時，我就會說：「鄧小平說話時也是一口四川腔，但寫的書面語也比大多數中國人好，你讀了幾年書，以為自己的中文比小平同志好呀？」必要時加上操湖南腔的毛澤東及廣東腔的孫中山，有理有據，讓對方無言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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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父母能夠把自己的母語傳給下一代，既是給子女的最好禮物，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照片中的是我的中學同學江頭及其妻子及女兒，攝於香港鯉魚門魔鬼山，日期 2015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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