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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跟竹北市，行政層級有什麼不一樣？

修憲時刻，台灣應該要認真面對行政層級與區劃問題了。簡化行政層級、提升行政效能、行政區域重新劃分，事實上是關乎台灣的長治久安、嚴肅的課題。尤其是數位時代來臨，台灣還需要309鄉鎮的編制嗎？還要再選出鄉鎮市民代表、鄉鎮長？搞得台灣每天都在搞政治、搞選舉？台灣也是時候應該要告別樁腳政治的舊時代了。這些經費支出，還不如多給弱勢家庭、中低收入戶教育與生活的補助、讓兒童的營養午餐吃好一點，比較有意義！

△降低修憲門檻 推動台灣行政層級二級制

中華民國憲法第108條第109條等等條文所規範的地方自治「省、縣」制度，事實上已經在「憲法增修條文」中，將台灣省政府「虛級化」了，因為1945年中國國民黨政府來台、1947年成立的台灣省政府，早就已經名存實亡，2018年開始，完全沒有組織編制、也沒有編列預算，當然也完全沒有功能。這個是有高度「社會共識」的進步，我也要藉這個機會呼籲大家，要降低修憲的門檻，畢竟資訊爆炸、國際與社會經濟的變化快速，應該要讓台灣的憲法能夠與時俱進，面對現實！

我期待這次的修憲，能夠有機會確立台灣的行政層級二級制、確立行政區域劃分的原則，現實上，就台灣的面積與人口而言，只需要「中央與地方」兩個層級，不用再需要「省政府」「鄉鎮市政府」。而目前的制度用「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作為資源分配的基礎，包括組織編制差異、歲收歲入原則、統籌分配稅款、重大建設的核定等，甚至連直轄市政府的公務人員都「高人一等」，長期的資源分配不均也就造成了城鄉差距的現象，甚至常常會有所謂「一等公民」「二等公民」的評議。

△調整行政層級 不必侷限人口數

如果能夠確認中央與地方的二級制，也就能夠討論行政區域的劃分問題了。如果以現在「直轄市」的制度，人口數125萬為標準，台灣2300萬人口大約可以設置8-10個直轄市，但是這個方案的標準在現實上太複雜，竹竹苗合併？雲林跟嘉義合併？彰化跟南投要合併嗎？可行性實在是不高！

其實行政層級的調整，根本就不必只局限在人口數的思考，就維持現在的縣市政府行政範圍有什麼不可以？只是改變行政層級，既能達到目標，也不會擾民。唯一要面對的議題，就是「省轄市」怎麼辦？台中市與台南市已經「合併升格」成為直轄市，目前有基隆市、新竹市、嘉義市，是否要「合併升格」？

△我支持大新竹合併升格

新竹科學園區所在地的新竹縣市，有著共同生活圈，包括交通、環境、教育，就業、就學、生活上的各種議題都必須共同面對、共同解決。新竹縣市如果能夠「合併升格」成為「大新竹市」，成為擁有「千億級預算」的地方政府，才能與新竹的發展現況相符合，能夠大幅提升居民生活品質，對於爭取資源、整合重大建設也有相當大的幫助，肯定是新竹縣民市民的福祉！

現實上，新竹市從民國71年升格到現在大約40年，已經發展成為獨特的科技與人文薈萃的城市，而新竹縣治所在地的竹北市，也是人口飛速成長、建設突飛猛進，那大新竹市的市政府要設在哪裏？選舉區域如何劃分？鄉鎮市區是否要同時整併？這都有賴「社會共識」做為「合併升格」的基礎。

至於基隆市是否要合併加入新北市成為「基隆區」？嘉義市是否要與嘉義縣「合併升格」？都是需要討論的議題。

△憲法要與時俱進 台灣才能長治久安

憲法以及法律的修正、對於制度的變革，常常會以「施行日期」作為日出條款、日落條款的規定，讓關係人都能夠有時間與機會因應、準備，也可以減少進步的過程中，抗拒改革的壓力。

蔡英文總統已經進入第二屆的任期中，勇敢對抗中國、建立自主國防，外交上也讓台灣成功走出世界，讓世界看見民主自由的台灣，已經是全世界都豎起大拇指稱讚。我們也期待，在內政上透過修憲行動，面對現實，簡化行政層級、確認行政區劃，奠定台灣長治久安的政府體制，相信將會是台灣在民主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大新竹 ＃合併升格 ＃鄭宏輝

《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朱立倫 先生的時空錯亂！
#如果台灣沒有中國國民黨
1949年中國國民黨因為貪腐、內部軍紀渙散，中國多數人民的貧困，遭到中國共產黨結合農工的反撲，結果就流亡到台灣，國民黨的信仰裡是說他們帶來了民主！有知識的人都知道「放屁」。
#跟阿富汗一樣
1945年國民黨代表盟軍，接管日本殖民的台灣，長期「接收變劫收」在1947年發生 #二二八，然後實施清鄉、戒嚴造成白色恐佈，五十多年的戒嚴統治，除了美化、串改歷史，更實施相關黨禁、報禁…等，哪裡有民主可言？
姑且不論那又臭又長的國民黨威權統治，犧牲多少台灣菁英、意見不同的中國菁英，在台灣被屠殺？所以民進黨的產生晚了五十多年，因為「民主」根本在那時不存在。
因為「強佔台灣+戒嚴實施+屠殺異己+威脅利誘+長期戒嚴=突破威權」產生的政黨就是1987年9月28日在圓山成立 民主進步黨 ，讓台灣勞工、言論、主權、直選…從黨外開始在威權中抗衡，成為了總和，讓台灣民主化，立法院 游錫堃院長作為當時黨外選舉後援會的召集人，秘密策劃到創黨，讓台灣的民主、防疫，至今受到國際敬重。
……………時空倒回…………..
如果1949年沒有中國國民黨，台灣會是怎麼樣？從日統時期，台灣人至少豐饒物產、教育普及、井然有序的國民素質，從跳舞時代，可以見得其民風、藝術開放，足以號稱東亞最有素質的。
如果國民黨沒有到台灣，台灣當時隸屬盟軍接受的階段，台灣就有機會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因為當時許多被殖民地都有機會，在盟軍（美國）支援下成為獨立國家運作，現在根本不會受區域威脅，也不會有國民黨威脅統治與屠殺事件。
簡單明瞭的說，國民黨不要來台灣，也不會被中共統一，因為當時的左右派路線思維，沒有如今的政體明顯，連毛澤東都鼓勵「台灣獨立」，所有以上陳述跟朱立倫先生說的完全相反。
正確的說法是「沒有1949年的台灣，就沒有今日的國民黨」，對台灣來說你們本身就是台灣的悲劇的總和，看過國際橋牌社 Island Nation的人應該也知道，民主不是國民黨帶來的。
朱立倫為了這場國民黨主席選舉，為了要深藍選票，連靈魂都賣了？悲哀啊！

旅遊太原風光 聽山西故事
陸軍一級上將
閻錫山
Yan Xishan
中華民國第4任行政院院長
任期
1949年6月13日－1950年3月15日
1883年10月8日（光緒九年九月八日）
大清山西省五臺縣
逝世 1960年7月22日（76歲）
中華民國臺灣省臺北市
籍貫 山西省五臺縣
國籍 大清（1883-1911）
中華民國（1912-1927）
中華民國（1927-）
政黨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晉系）
專業 軍人
獲獎 青天白日勳章
軍事背景
服役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陸軍
服役時間 1927年－1960年
軍階 陸軍一級上將
學歷
太原國立武備學堂
（1905年）
日本東京振武學校攻讀
（1905年）
東京日本士官學校攻讀
（1909年）
經歷
（清）山西陸軍第二標教練官
（1909年－1910年）
（清）山西陸軍第二標標統
（1910年－1911年）
山西省政府都督
（1911年）
山西省政府民政長
（1911年－1914年）
山西督軍
（1916年－1917年）
（國民政府）山西省政府主席
（1917年－）
（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委員
（1927年5月22日－1947年）
（國民政府）第三集團軍總司令
（1927年－）
（國民政府）平津衛戍總司令
（1927年－）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1927年－）
太原政治分會主席
（1927年－）
（國民政府）內政部部長
（1928年10月24日－1928年12月28日）
（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
（1928年12月27日－1947年）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
（1928年－1938年）
（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委員
（1928年－1929年）
（國民政府）禁菸委員會委員
（1928年1月－1929年）
（國民政府）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
（1929年1月24日－1933年）
（國民政府）首都建設委員會委員
（1929年）
（國民政府）賑災委員會委員
（1929年）
（國民政府）國軍編遣委員會常務委員
（－1930年11月15日）
（國民政府）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
（1930年）
北平國民政府主席
（1930年9月9日－1930年11月4日）
（國民政府）太原綏靖公署主任
（1932年）
（國民政府）財政委員會委員
（1932年）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
（1935年12月18日－1938年）
（國民政府）第二戰區司令長官
（1937年－1945年）
（國民政府）山西省政府（兼）主席
（1943年－）
行政院院長
（1949年6月13日－1950年3月15日）
中華民國代理總統（代行時任代總統李宗仁職權）（1949年11月20日－1950年3月1日）
國防部部長（行政院院長兼任）
（1949年6月13日－1950年2月1日）
總統府資政
（1950年3月－1960年5月23日）
閻錫山（1883年10月8日－1960年5月23日），字百川、伯川，漢族，山西省五臺縣人，清末舉人，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將軍府同武上將軍，中華民國國軍（及其前身國民革命軍）陸軍一級上將，北洋軍閥晉系領袖，曾任行政院院長、國防部部長及總統府資政等職務，1949年11月20日至1950年3月1日代行時任代總統李宗仁職務，是中華民國行憲至今唯一一位代理總統職權、形同國家最高領導者的行政院長。閻錫山主政期間，其管轄之山西省自1911年辛亥革命後建立以來，經歷多場內戰、抗日戰爭及國共內戰依然屹立不倒，直至1949年4月太原戰役結束後被共軍佔領為止，一共歷經38年，是眾多軍閥中紀錄最長者。

東山區，原廣東省廣州市昔日的一個市轄區，原屬番禺縣鹿步司，是廣州市著名的老城區（老四區）之一，昔有「有錢有勢住東山」之說。民國20年（1931），設立東山區公所，是市屬行政區以「東山」命名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東山區為人民政府接管，經歷了三次分合和區名更改，1960年8月定稱東山區。於2005年5月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撤銷併入越秀區。東山名的由來，與區處州城之東且崗阜連片，廣州人向稱丘陵為「崗」、主崗為「山」之俗有關。「東山」最初是以寺名出現。
廣州「東山」以寺名相稱始見於明成化年間（1465－1487）。總鎮兩廣的內官太監韋眷於廣州城東部（今署前路）建永泰寺，後亦稱東山寺。清順治八年（1651）重修東山寺，「東山」源此得名。因寺名而漸次將寺四鄰成片的崗台地區泛稱東山，大概始於清初。及至清末民初，這片崗台地開發成街村，僑房成批湧現，民俗習稱寺四鄰的街區為「東山」一直相沿未改。美國浸信會國外傳道部（簡稱美南差會）在 1888年（清光緒十四年)在五仙門（原長堤青年會）創立培道女學堂，並率先把東山定為傳教基地。光緒二十九年，美南差會通過華人教徒廖卓庵（又名廖雲翔）與東山寺右、山河兩鄉村民疏通關係，以高價購買入兩塊土地構築新校舍，是東山最早出現的新式建築物。教會人士陸續在東山廣為購地，建築教堂、醫療、社福、教育等相關設施。基督教東山堂，原名東山浸信會堂，是美南浸信會在中國廣州創建的一座重要教堂。東山浸信會堂起源於1870年建立的五仙西福音堂。到1908年，因教徒增加，而該地喧鬧，不適於擴建，乃將舊址出售，遷往東山寺貝通津9號重建新堂。1909年落成，同年5月2日成立東山浸信會。此後聚會人數又有較大增長，1923年7月擴建工程動工，至1927年4月16日竣工，教堂擴建成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兩層樓房，並舉行隆重的獻堂典禮，改名為基督教東山浸信會堂，設座位1300個。1949年有信徒2000餘人。1960年，中國大陸實行「聯合禮拜」，該堂與其他幾間教堂合併，易名為基督教東山堂。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教堂被迫停止活動。1979年9月30日恢復開放，為全市基督教首間恢復聚會的教堂，目前仍是廣州規模最大的基督教堂。1986年，曾將主日學堂及副堂房屋借出辦廣東協和神學院，該院現已搬到郊外。
芳村堂亦是位於中國廣州的一座基督教堂。其起源於1891年由美北長老會傳教士那夏禮(Rev.Henry V.Noyes)創立的長老會五支會，位於培英學校內。1923年信徒增加以後，募集巨款在上芳村平民大街建造新堂，稱為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芳村堂，又名平民堂，英文名稱為那夏禮紀念堂。1960年教堂大聯合時，芳村地區的信義會芳村堂（1898年起）和中華基督教會白鶴洞堂（1937年，今培英中學（八中）內，原貌尚存）被併入該堂，實行聯合禮拜。1966年8月文革爆發，芳村堂被關閉，直到20年後的1986年1月才恢復宗教活動。1993年又因建珠江隧道被徵用，遷到下芳村原信義會芳村堂址。後搬遷信義路27號現址。
廣州錫安堂是位於中國廣州荔灣區西門口的一座基督教堂，1901年由旅美華人美以美會的余錫生牧師回國創立，初期地址位於油欄門(今海珠南鹽亭東街)，因會址失火遷西濠口所買之地搭棚禮拜。1913年遷到西濠二馬路，並設立群淑高等小學。不久因該處成為商業鬧市，於是在1935年遷往西瓜園(今荔灣區人民中路392號)購地建堂，1936年2月新堂落成，取名“錫安堂”，意為“上帝聖殿”。1947年，該堂加入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1960年以後，中華基督教會的萬善堂、七株榕堂，禮賢會的大德堂，救世軍的西華隊堂和基督徒聚會處（地方教會）都被併入該堂的聯合禮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錫安堂也被關閉，到14年後的1980年9月21日，該堂恢復宗教活動。該堂附設有小學及幼稚園一所，基立村支堂一所，並出版有錫安會刊。1983年收回副堂，逐漸恢復各項事工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