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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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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務教育：近代中國教育的轉折點｜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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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務教育簡介

洋務教育是較教會學校起步稍晚的西學性質的近代教育形式，也是19世紀60年代至1895年之間、由少數開明的上層官僚主辦的中國官方或半官方性質的近代教育形式。

在改良主義教育尚未實施之前，洋務教育始終在推動中國教育近代化的運動中，發揮著主導作用，並且一度成為「同治中興」的象徵性政績。

洋務教育的主要內容

一、興辦新式學堂

自同治元年(1862)京師同文館起，先後辦學22所，分3類：

1、同文館或廣方言館(外國語學校);

2、武備、水師學堂(軍事學校);

3、船政、機械、電訊學堂(技術學校)。培養一些買辦、翻譯和陸海軍軍官、士兵，也訓練工業技術人員。

二、辦理留學教育，派遣學生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學習軍事、技術和自然科學

十一年，曾國藩、李鴻章接受容閎倡議，聯名奏請清政府選派幼童赴美留學。此後即由容閎帶領幼童赴美，此即中國近代派遣的第一批官費留學生。

光緒二、三年(1876、1877)，又繼續派遣學生到德、英、法等國學習陸軍、海軍和造船等。洋務派舉辦的學堂，無統一的學制，未形成學校系統。

教學內容除「四書」、「五經」等外，主要是「西文」和「西藝」，比舊學堂講求實用，並開始將近代天文、數學、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知識和技術學科作為課程，有些學堂還學習萬國公法、外國史地等人文科目。

建立一套有別於封建主義的學校管理制度，對招生、考試、學習的年限、經費來源以及學生畢業後的任用等都有詳細規定。

提出「中體西用」的教育思想，突破傳統中體中用的思想框架，成為中國近代教育的肇始階段。

對洋務教育的評價

洋務教育的破產，雖以甲午戰爭的慘敗為其標誌，但這種戰爭上的慘敗，也實導源於洋務教育自身所存在的致命弱點。

作為一種全力服務於軍事目的的教育體制，在甲午戰爭徹底失敗以後，已經失去原有的活力，從此一蹶不振也是必然的結果。而且，數額高達2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也使清政府國庫枯竭，財政危機更為嚴重，再也無力支撐這些成本太高、收效甚微的洋務學堂。同時失去了戰爭活力和財政來源的洋務教育，必然地衰落下去。

儘管在甲午戰爭之後，仍然有一批武備、水師學堂陸續問世，以求重振國力，但無異於迴光返照，最終不能挽救滿清王朝江河日下的命運。

事實上，早在洋務教育初創並臻於鼎盛的時候，就已播下了最終要導致其失敗的種種惡因，甲午戰爭的慘敗只是加速了這一頹敗的過程。

首先，洋務教育的目的，與其說是求謀自強之道，毋庸說是為了延長腐朽的滿清王朝的封建專制統治。在這一點上，無論是洋務派，還是以倭仁等人為首的頑固派，認識都是一致的。

其次，洋務派倡導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雖較頑固派的主張有很大的進步，也不失為折衷中西文化衝突的一項策略。但在這一前提下，任何教育變革都不得觸動封建的綱常禮教，不得觸動封建國家的政體及與此密不可分的封建教育制度和科舉制度；正因為如此，洋務教育進行了幾十年，都沒有提出任何有關國家教育體制的宏遠規劃和建設。

洋務派幻想在絲毫不觸動封建教育舊體制的前提下僅作最小限度的改良，便能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結果必然只能是到處碰壁，難免失敗的命運。

再次，洋務教育本身也存留著種種的劣根性，這是腐朽的滿清政治制度及其弊病在洋務教育內部的必然反映。以同文館為例，清廷雖對其寄以重望，並不惜重金維持學務，但其內部管理卻十分混亂，種種腐敗的現象，與舊式官學並無二樣。

1883年，監察御史陳錦在一篇奏文中揭出同文館內部的四大弊病：考課不真，學生與副教習聯絡聲氣，試則前茅，食則全俸，叩以算學則茫然不知。銓補不公，保舉一節，尤多蒙保、混保之弊。獎賞不實，學生本多寒峻，提調赳扣學生應得獎賞，中飽私囊，吮眾人之膏血，肥自己之身家。館規不嚴，提調晚餐醉飽，食足洋煙，概不過問館內大小事務；蘇拉傚尤，作樂唱戲，喧嘩達旦；學生酗酒賭博、蕩檢踰閒。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此外，中國長期閉關自守，開埠以來風氣稍開，但大多數官紳仍滿足於自守，眼光短淺，興辦洋務教育的初衷，原不在拓展國力，走向世界，而是為了禦敵自守的實用目的，故洋務教育的規模狹小，拘束小器，素無泱泱大國風範。

相當一批工藝技術學堂，只是為了訓練所在地區或所屬企業急需的技工，任務一告完成，學堂便自行停辦，可謂是淺嘗輒止。

即使沒有甲午戰爭這樣的重大考驗，洋務教育自己也會迅速衰落下去的。當然，洋務教育是特殊時代的特殊產物，儘管它是在內憂外患的強大壓力下，不得已而為之的被動的教育措施，但畢竟是邁出了中國教育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並且培養出了中國最早的一批近代化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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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中完美的周瑜為何遭後世狂貶？｜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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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書《三國志》裡，陳壽對於周瑜的評價很高，多次以「英雋異才」、「王佐之才」、「年少有美才」、「文武韜略萬人之英」盛讚之，並評價其：政治上高瞻遠矚，忠心耿耿；軍事上「膽略兼人」，智勇雙全；人格修養上，「性度恢廊」，情趣高雅。

周瑜（公元175—210）字公瑾，廬江舒縣（今安徽廬江西南）人。東漢末年東吳集團將領，傑出的軍事家。美姿容，精音律，長壯有姿貌，多謀善斷，胸襟廣闊。後與諸葛亮、龐統、司馬懿並稱臥龍鳳雛幼麟冢虎。

周瑜出身士族，堂祖父周景、堂叔周忠，皆為東漢太尉。其父親周異，曾任洛陽令。周瑜自幼與孫策交好，孫策初崛起時周瑜隨之掃蕩江東，並送錢糧物資助孫策成就大事。袁術仰慕周瑜的才幹，欲聘周瑜為將，但是周瑜以袁術難成大事而拒絕，其後設法正式投奔孫策，與孫策一起南徵北戰，為打江東基業立下汗馬功勞，深受孫策信任。孫策遇刺身亡後，周瑜與張昭一起共同輔佐孫權，執掌軍政大事。曹操消滅袁紹後，威逼孫權送兒子為人質，周瑜志向高遠，勸阻孫權送質。赤壁大戰之時，力主抗曹，並慧眼預見到曹軍的劣勢和己方的優勢，指揮全軍在赤壁、烏林大敗曹軍，是以少勝多的赤壁之戰的頭號功臣。其後又成功地攻克了荊州戰略要地南郡，曹仁敗走。赤壁之戰後，周瑜向孫權建議出兵攻取蜀地，消滅張魯，吞併劉璋，與曹操二分天下，體現了一個軍事戰略家的遠見卓識。周瑜在江陵進行軍事準備時死於巴陵，時年三十六歲。

周瑜去世，孫權痛哭流涕，說：「公瑾有王佐之才，如今短命而死，叫我以後依賴誰呢？」他稱帝後，仍唸唸不忘周瑜，曾對公卿們說：「沒有周公瑾，我哪能稱尊稱帝呢？」「東吳的王圖霸業，隨周瑜猝死化為泡影，自此從欲染指天下轉為偏安一方。」可見周瑜在東吳所起的作用是無人可替代的。

《三國志》記載，周瑜舉賢薦能可比鮑叔；折節為國可比藺相如；謙禮忠君無人能比。雅量高致，氣度恢弘。孫策初亡，孫權「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惟與程普不睦。」諸將禮簡時，周瑜對比自己年幼的孫權極為恭敬，因此有性度恢廓評語，僅與程普不和，但他折節下交，終令程普歎服。史載，「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

與人相交時如飲醇酒，典故就出自程普與周瑜交往的感受。而陳壽提到的「曲有誤，周郎顧」，則成為後來的文學作品中一個常用的典故。陳壽在《三國志·吳書·周瑜傳》中記載：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如此一個剛柔相濟的人物又有無可挑剔的優秀品格和令人讚嘆的文武宏才，加之上天又特別偏愛給了他俊美的外貌，內外皆秀又風度翩翩，周瑜稱得上是十分完美，像他的名字一般如瑾似瑜。

然而到了後世，周瑜的形象卻開始不斷地變異，甚至最後在民間變得面目全非了。

到了東晉，周瑜的厄運就來了。這個偏安江左、只擁有半壁江山的封建王朝，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開始在正統論上大做文章。他們巧妙地選擇了同樣割據一方的蜀漢作為正統，開始認定，周瑜為「小人」。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習鑿齒的《漢晉春秋》。

此後數百年，蜀魏正統之爭紛紛揚揚。到了唐朝，正統之爭開始出現在唐詩中。首先是杜甫，對蜀漢的諸葛亮極為推崇，對於這位憂國憂民的名相表現出了深深的同情。再就是杜牧，這位詩人在詩中不加掩飾地調侃周瑜，歷史在文學中開始出現偏差，「東風不予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到了宋朝，宋人治史之風頗盛，常常明是治史實為思想政治觀的較量，文人政客間的朋黨之爭更是驚心觸目，三國正統之爭也在爭鬥之列，宋文壇多位大家被捲入。最終朱熹的理學佔據了歷史的上風，帝蜀寇魏、尊劉貶曹漸成定局。隨後的元明清三代，史家多承朱熹的「帝蜀寇魏」論。人物的善惡褒貶也隨之潮起潮落，數度浮沈，最尷尬的當屬身處其中的東吳。為了尊劉，自然就得貶曹貶孫，作為孫權集團的周瑜，其形象自然也難逃打壓。

然而，在民間的話語權裡，周瑜的身後命運更慘。

三國故事在三國時代結束之後不久便在民間有所流傳。到了宋代，周瑜的形象已經徹底地扭曲了。如今所能找到的年代最為久遠的資料，就是宋元之際出現的話本《三分事略》。在這部為適應市民娛樂需求而產生的話本中，周瑜的形象已經是一落千丈了：在政治上，他鼠目寸光，為一己私利而置國家安危於不顧；在軍事上，他看似頗有才華，卻又似乎人皆可敗；在人格修養上，他好大喜功，心胸狹隘。史傳文學中那個雅量高致、出眾人之表的周公瑾已經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才智碌碌、妒賢嫉能的平庸之輩。

市井間「尊劉貶曹」的觀念早已有之。在蘇軾的小品《東坡志林》中，就曾對民間三國有過這樣的描述，「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感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民間對人物的褒貶品評是有著自己的立足點和出發點。他們「尊劉」，擁「帝蜀」，而對於站在對立面的周瑜，自然不會有好感。

之後，羅貫中著的《三國演義》的出現，徹底把周瑜的形象釘在了自相矛盾的演義標準上。

一方面，它肯定周瑜結交孫策，開拓江東，定建霸業；舉薦魯肅，納降甘寧，舉賢任能；最後火攻破敵，建立不朽功勛。

而另一面，當遇到劉備集團的中心人物，周瑜又不得不退一射之地。對於那些中心人物，周瑜只能是陪襯。

這一切，在那句「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嘆中徬彿達到了極點。

《三國演義》對周瑜的形象做了大量的扭曲貶低，在此將演義與正史不同之處進行對比，以正視聽。

關於諸葛亮三氣周瑜：正史記載，連劉備都評價周瑜「器量廣大」，周瑜氣量寬宏根本不會被氣死。從赤壁之戰結束到周瑜病逝的兩年間，諸葛亮正在零陵一帶搞後勤工作，根本沒有和周瑜見過面。至於周瑜病逝後，送喪弔唁的是周瑜舊下屬龐統，而不是諸葛亮。

關於草船借箭：草船借箭的人正史上是孫權，演義描寫周瑜嫉妒諸葛亮是徹頭徹尾的捏造，三國演義之祖《三國志平話》中巧計借箭的正是周瑜本人。

關於賠了夫人又折兵：歷史上是孫權自己要把妹妹嫁給劉備，單純的政治婚姻，和周瑜的計謀根本沒關係。

關於智激周瑜：純粹子虛烏有。周瑜是東吳最有力的主戰派人士，正是孫權聽了他的勸說才有了赤壁之戰。

關於借東風：虛構，諸葛亮並未參與赤壁之戰，赤壁乃周瑜等東吳將領之功。

關於荊州問題：實乃周瑜死後，魯肅為了「聯劉抗曹」把周瑜打下的荊州南郡地區借給劉備。周瑜生前掌握江陵彝陵等入川水道，東吳攻打西蜀不存在和劉備借道的問題。周瑜死後，在魯肅的主張下把南郡地區借了劉備，此後東吳派出孫瑜伐蜀被劉備擋道，演義中可能故意把孫瑜和周瑜搞混了。

正史的影響力，遠遠不及永遠的暢銷書、擁有億萬讀者的文學作品《三國演義》，明朝之後，人們對周瑜的瞭解主要來自於《三國演義》，周瑜的「既生瑜、何生亮」的嘆息迴蕩在幾百年來的民間話語中。劉繼興認為，假如周瑜真地下有知，估計他會仰天長嘆：「既生瑜，何生《三國演義》？

原文載於《劉繼興讀史》作者：劉繼興，出版社：崇文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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